夸出八颗星的背后
组织部来人的时候,我正在整理上个月的信访台账。门被推开,领头的是个戴银框眼镜的中年男人,后面跟着两个年轻人,一个拿本子,一个拎公文包。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下来,有人迅速把桌面上的手机倒扣,有人把翘着的腿放下来,有人假装翻找文件。眼镜男人自我介绍姓赵,说是干部考察组的,随后便请大家去会议室,准备个别谈话。
轮到我之前,前面已经进去了六个人。他们出来时表情各异,但都不经意地朝科长的办公室瞥一眼。老周出来时甚至朝地上啐了一口,走廊里声控灯都亮了。我坐在倒数第二个,听见里面隐约传来“工作作风”“群众反映”这样的词,声音压得很低,像怕惊动什么。
终于叫到我了。会议室的长桌上铺着墨绿绒布,赵组长坐在一端,两个年轻人分坐两侧。我的椅子离他们有一米多远,孤零零的,像被审讯。灯光有些刺眼,我眯了眯眼,听见赵组长问:“请你客观评价一下你们科长张启明同志的工作表现。”
“张科长是个好领导。”我说。
拿本子的年轻人笔尖顿了一下。赵组长示意我继续。
“他有八个优点。”我竖起一根手指,“第一,他记性极好。去年三月份信访人王桂兰的材料编号是0327,他张口就来;局里三十五号文的发布日期、签发人、主要内容,他倒背如流。我们科室所有案卷,没有他记不住的。”
“第二,他从不推诿。去年有个历史遗留问题,前后拖了六年,涉及三个部门,谁都绕着走。张科长主动承接了,带着我们跑了十几趟档案局,硬是把事情厘清了。”
“第三,他规矩。所有审批流程,少一个签字他都不往下走。有次我着急用件,想先处理后补签,被他挡回来,说‘程序是保护你也是保护我’。当时觉得他不通人情,现在想,他是在教我们怎么不出事。”
“第四,他扛事。去年年底有一批积压件要清零,我们连着加班两周。最后一天晚上,我听见他在走廊给家里打电话,说他妈住院了。挂了电话又回来盯我们汇总。后来我才知道,那两周他每晚都是从医院回来的。”
“第五,他公道。评优评先从来不给自己,去年唯一的优秀名额给了小刘,尽管小刘年底请了半个月病假。他说小刘平时最辛苦,该鼓励。”
“第六,他细心。我们科室每个人的生日他都记得,从来不搞集体庆祝,但到那天办公桌上会多一杯热奶茶。杯子上贴着便签,写‘辛苦了’。”
“第七,他爱学习。他办公桌上永远有本翻旧了的《信访工作条例》,最新版的,上面密密麻麻批注。上个月省里视频培训,课后答疑,只有他提了三个问题,都是实务中的细节。”
“第八,”我停了一下,“他有缺点,但他从不掩饰缺点。我们科室都知道他脾气急,说话直,有时候不留情面。但你知道为什么大家还愿意跟着他干吗?因为他的急是对事不对人。他骂完你,转头该帮你协调的帮你协调,该替你担的责任替你担。”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赵组长推了推眼镜,低头看笔记本:“这些,其他同志似乎没提到。”
我没接话。他们当然不会提。老周上周因为一项工作被科长退回重做了三次,当众摔了文件夹。小林想调岗,理由是“跟这个领导没法沟通”。小刘去年的病假其实有一半是出去面试的,科长知道,但年终评优还是给了他。
“你刚才提到去年那批积压件,”赵组长翻着材料,“据我们所知,当时有群众在网上投诉你们拖延,影响了整体考核?”
“是的。”我说,“投诉的那位群众后来撤销了。因为张科长亲自去他家里,把前后处理记录一项项摆给他看。群众说,他没想到一个科长能为一个‘小投诉’跑一趟。张科长回来后跟我们说,群众不是不懂理,是没机会看到理。从那以后,我们科把每个案子的处理节点都做成可视化表格,发给当事人一份。那套流程后来被局里推广了。”
年轻的记录员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他的笔尖在纸上游走得很快,沙沙作响。
谈话结束,我起身要走。赵组长忽然问:“你说他八个优点,是不是事先准备的?”
“不是。”我说,“我只是如实说了。”
出门时经过科长办公室,门虚掩着。从缝隙里看见他坐在办公桌前,背对着门,肩膀微微塌着。桌上那盆绿萝蔫了几片叶子,他都没注意到。他平时总是最早到办公室的人,会把所有人的杯子都续上热水,然后坐在那个转椅上,把当天要处理的事项用红笔圈出来。他有个习惯,每完成一项就用蓝笔打个勾,红色的圈越来越少,蓝色的勾越来越多。一个月前的今天,我路过他办公室,看见台历上写着:“今天父亲周年。”但他照常开了晨会,照常接待了上访群众,照常加班到晚上九点。那天下雨,他走的时候伞都没拿,淋着雨去的地铁站。
我回到自己工位,旁边的同事凑过来问:“怎么样?你没说啥吧?”
“说了该说的。”我打开电脑,继续整理信访台账。
第三天下午,考察结果反馈会。局长念了新的任职公示,张启明同志拟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念到名字时,会议室里很安静。我余光看见老周在转笔,小林低头看手机,小刘盯着天花板。
散会后我去洗手间,隔间里听见两个声音在议论:“真没想到他能上去。”“人家组织部又不傻,我们说什么他们心里有数。”“可那天不是都……”声音低下去,水流声响起来。
我洗完手出来,在走廊碰见科长——不,现在是张副局长了。他在收拾办公室,把那盆绿萝搬出来,叶子已经蔫了大半。“送你吧,”他说,“我养不好。”又说,“听说那天你说了我不少好话。”
“我说的是事实。”
他笑了一下,把一个纸箱合上。“你知道那天考核组也找我谈话了,问我怎么评价自己的团队。”他顿了顿,“我说他们每个人都比我能干,只是还没碰到合适的土壤。”
箱子封好了,他抱起来往外走。经过我工位时停了一步,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放在我桌上。然后走了。
我展开那张纸,是上个月的工作清单。每一项后面都打了蓝色的勾,唯独最后一项——是空的。那项是“完成季度总结报告”。旁边用红笔写着:“等你写完,我们一起打勾。”
我打开文档,光标在空白页闪烁。走廊尽头的电梯门关上了,数字一格一格往下跳。窗外有只鸟扑棱棱飞过,影子掠过那盆蔫了的绿萝。我低头打字。
那天我其实是夸了九点的。第九点,我没跟组织部说。第九点是,他在所有人都想踩他一脚的时候,仍然把每个人的生日奶茶都订好了——上周是小林的,这周该小刘了。
窗外云压得很低,像要下雨。我想起他淋雨去地铁站的那个晚上,想起他说“程序是保护你也是保护我”时认真的脸。有些人的好,是藏不住的,像那盆绿萝,蔫了也是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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