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许多批评撤销莫里森政府上调大学学费举措的人，一开口就套用一种简单化说法：这是被宠坏的“Z世代”学生，想在大学里“不劳而获”。这一说法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这类人身攻击往往出自“婴儿潮一代”。而他们自己，恰恰曾受益于惠特拉姆政府短暂推行的免费大学政策。这种说法既与事实不符，也带有侮辱性。像莱拉·克拉克这样的非理工科学生——她曾出现在澳大利亚社区媒体联盟一篇关于莫里森时代政策后果的报道中——并不是在要求“免费午餐”。她们真正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以证据为基础的收费体系：学费应反映实际教学成本，而不是取决于当届政府是否认为你所学专业“对社会有贡献”。
克拉克学习法律和国际关系。她预计完成双学位时，助学贷款债务将超过80000澳元；如果计入指数化调整，金额还可能更高。高中毕业于利斯莫尔后，如今已是大学三年级学生的克拉克，基本靠自己负担搬到堪培拉的费用。她也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能在全日制学习期间维持生计感到自豪。
克拉克担心的是，尽管她有意识地不让费用影响自己的专业选择，但毕业时背负的债务可能接近100000澳元。如果当初选择莫里森政府“偏好名单”上的专业，例如护理、教育或数学，她累积的债务会低得多。她所学专业属于最高收费档，每年学费为17399澳元。相比之下，护理、教育或数学每年仅为4738澳元。医学、兽医学和牙医学——这些通常被认为回报最丰厚的学位——每年学费也只有13558澳元。
当初彻底改动既有学费结构，与实际教学成本并无关系。政策逻辑是，通过提高那些被认为“不够实用”专业的就读成本，迫使学生转向并不一定符合其兴趣、倾向和能力的领域。5年过去，这项政策显然已经失败。八校联盟——澳大利亚主要研究型大学联盟——在提交给参议院调查的意见中表示，“就业准备型毕业生”政策“几乎没有对学生行为带来任何实质性改变”。
那么，既然工党在2021年就反对这轮学费调整，而且自2022年5月起已经执政，阿尔巴尼斯政府为什么至今仍未处理这一问题？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曾明确表示：“我已经说得很清楚，前政府的‘就业准备型毕业生’计划失败了。”
如果政府愿意，完全可以利用其在众议院的巨大多数席位，迅速通过立法完成必要修改。这样的法案在上议院获得通过也几乎没有悬念，绿党显然会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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