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冬宫）开枪不能朝着壁上的裸体，那是老沙皇的宝贝留给咱无产阶级”

60年代的川剧《列宁在十月》中有一个唱段很有趣：

尊一声敬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三日前本将军已传话下去， 打冬宫不准毁坏文物古迹， 开枪不能朝着壁上的裸体， 那是老沙皇的宝贝留给咱无产阶级。

这几段唱词看似诙谐，实则是在讲一个很宏大的问题：革命中的破坏与保护。考虑到60年代写这几句词的民间艺术家，也是我们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的见证者，所以他既是改编电影的桥段，也在改编中有自己的实践、经历、思想、立场、观点于其中。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反映出我们自己的革命进程对他创作的影响。

一直以来，认为“革命造成了破坏，所以革命不好”的论点大行其道，尤其是在公知横行网络舆论乌烟瘴气的那个年代。

从法国大革命到十月革命再到新中国建立，他们挂在嘴边上的话就是“文物遭到了破坏”“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这一观点流毒之深远，在当时很多官方媒体都受到了影响：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必然带来破坏，这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宿命：革命的使命在于推翻一个旧世界，而旧世界中的旧势力，是不会心甘情愿退位的；革命的宿命感在于，当爆发革命之日，必然是社会矛盾无限激化、无可调和之时，最激化的社会矛盾必然带来最激化的冲突。

参加革命的人，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人。我来举个例子，这个畜生叫孙小果，这张照片拍摄于孙小果的夜店。

这是孙小果这个畜生做的事情，以下内容全部来源于法院判决书和权威媒体的报道：

1997年4月的一天晚上，孙小果在茶苑楼宾馆908号房，强奸了16岁少女宋某。6月1日，在昆明茶苑楼宾馆906房间有其他人的情况下，孙小果不顾张某某反抗，当众强奸了张某某。6月5日，孙小果在茶苑宾馆906房间，强奸了女学生波某某。 6月17日晚，在兴绍饭店301房间，孙小果欲强奸幼女张某，张不从，孙小果指使崔凯、冉智对张毒打威胁，并强行留张在房内不准回家。 1997年11月7日21时许，孙小果为让17岁少女张某某说出其表妹张某萍和男友汪某庆的下落，纠集指使其他6名被告人将张某某和女性朋友杨某某带到夜总会“温州KTV”包房内。

孙小果等人即对张某某进行殴打、侮辱，轮番对张进行拳打脚踢，逼迫张用牙齿咬住大理石茶几并用肘猛击张的头部等。次日凌晨，孙小果等人又将张某某、杨某某挟持到昆明市本豪胜娱乐城啤酒屋2楼，在公共场所又对张、杨进行毒打，再一次逼张用牙咬住大理石茶几边缘，用手肘击打张的头部。 凌晨4时许，孙小果等人将张、杨二人带至昆明饭店大门口，孙小果一伙轮番对张进行拳打脚踢，致张昏迷。被告人党俊宏及杨琨鹏（另案处理）。被害人的伤情经法医鉴定为重伤。

那么我请问，如果受害者中有你的女儿、姐妹，设身处地带入一下，你会有怎样的感受？

如果你知道这个恶魔在监狱里没坐几天牢，很快被假释、减刑，继续在他的夜店里作威作福，你会有怎样的情感？

假设一个世界线：现在轰轰烈烈的历史大潮来临了，你听说有孙小果受害者的家属拿起武器，组织大家清算恶魔的罪行，你会怎么做？

再假设，历史潮流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孙小果已经被肉体清算了，但是你看着孙小果生前在此享乐行凶的夜店，看着这个用搜刮而来的民脂民膏构筑的魔窟，看着你的女儿、姐妹遇害的场所，你会怎么做？

这时候，有专家、学者出来说了，孙小果夜店的装修很有代表性，艺术成分很高，方圆几百里内都见不到这样的夜店，再过几百年，这一定会成为历史文物。你又会怎么想？

我觉得作为一个有正常朴素情感的人来说，一定会一把火烧光孙小果的魔窟，再砸烂这些专家学者的脑壳。

在历史上，那些统治阶级的宫殿、城堡、庄园，就是如孙小果夜店这样的魔窟，在其中有无数劳动人民的血债。就算它们的历史价值再高、文化底蕴再丰厚 ，你怎么指望那些拿起刀枪的反抗者们去理性、客观、全面的审视这些魔窟呢？

法国大革命后拆毁了巴士底狱，因为这是封建王权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巴黎公社运动烧毁了杜伊勒里宫，因为反动派们把这里当做了碉堡据点，对巴黎市民造成了巨大的杀伤。

法国著名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同情劳动人民、同情革命，在巴黎公社期间主持推倒了象征法兰西王权的旺多姆记功柱和诸多古罗马风格的多立克柱（同样是王权象征）。这些石柱不可谓不精美、不可谓文物价值不高，但我们以现代眼光去苛责被封建王权压迫了上千年、又经历了三次复辟的法兰西人民，未免有些刻舟求剑。

（库尔贝最著名的作品《碎石工人》，毁于1945年）

同理，本文开头中，冬宫里的那些“老沙皇的宝贝”，金盘银盏、波斯地毯、法国镜廊、古典主义雕像——大理石是乌拉尔的农奴采的，凿子是高加索工匠的手磨的，金箔是西伯利亚矿上淘出来的，工费来自对第聂伯河农民加的税……

你是一位彼得格勒的工人，你每天工作14个小时也难以养活整个家庭，你的父母得病了没有钱治疗，你的小儿子饿死在了你的怀里，你的妻子没有一件能穿出门的体面的衣服，你还被临时征召进了军队，准备开赴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战场成为沙皇的炮灰……

当你跟随布尔什维克攻入冬宫，看到这些“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的珍宝，你想到的是母亲为了不拖累整个家庭绝食离世，你想到的是小儿子饿死前那双逐渐失去色彩的大眼睛，你想到这里丢在地上的随便一件珠宝都可以救活你的一家……

还想什么，是不是想砸他丫的？

这些所谓的“文物”“珍宝”，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沾着劳动人民的血与泪，它们是剥削的战利品，是压迫的纪念碑，是少数人把多数人的劳动据为己有的铁证。在被压迫者的朴素认知里，它们和沙皇的军队、官府的律法一样，都是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枷锁的一部分。

也正是这份刻入骨血的仇恨，才给了革命摧枯拉朽的力量。旧统治秩序从来不会自动退场，它靠着暴力、靠着谎言、靠着世代积累的物质威势，把被压迫者死死压在底层。没有饥饿与贫病的侵蚀，没有对旧社会暗无天日的满腔怒火，没有看着自己的血汗被他人挥霍的愤懑，普通人就没有勇气拿起武器，就冲不破那道看似不可逾越的宫墙。

这种带着情绪的破坏，是革命最原始也最正当的爆发力，是被压迫者对世代屈辱的总清算。任何脱离了这个语境去指责“革命野蛮” 的说法，都是站在剥削者的立场上，回避最根本的是非。

但是，我必须得说但是，革命者是所以能成为革命者，恰恰是超越了这种原始的暴力与破坏，革命者必须要比旧势力更先进，才能称之为“革命”。

革命当然要有破坏——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推翻剥削制度，被压迫者就翻不了身，这一步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但破坏从来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一场革命最后只剩下一片瓦砾，那革命的意义又在哪里？无产阶级革命区别于历史上任何一次造反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不是要把旧世界的财富分光、砸光、烧光，而是要把被少数人垄断的文明成果，从私有制的牢笼里解放出来，交还给创造它的全体劳动者。

戏里那句“老沙皇的宝贝留给咱无产阶级”，话糙理不糙。这些雕塑、这些文物，从根上说从来就不是沙皇的。正如上文所述，大理石不是沙皇开采的，雕像不是沙皇雕刻的，宫殿里的每一件器物，都是无数工匠、艺人用劳动一点点做出来的。

它们之所以成了“沙皇的宝贝”，不过是因为剥削阶级凭借权力，把全社会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锁进深宫大院，变成少数人赏玩的私产、彰显特权的符号。

革命要推翻的，正是这种少数人占有多数人劳动成果的制度，而不是毁掉这些劳动成果本身。把雕塑砸了，除了出一口恶气，没有任何意义；把它保护下来，收归公有，向所有普通人开放，让从前连宫门都进不去的劳动者也能看到、能欣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消灭的是物的私有属性，还原的是物的公共价值，让文明成果真正属于创造文明的人。

这一点，恰恰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所在。历史上多少次农民起义，打进都城第一件事就是烧王府、分财宝、毁典籍，本质上还是小生产者的眼界：既然我得不到，那就毁掉；既然它属于压迫者，那它本身就是罪恶。他们看不到自己要推翻的是制度，不是财富本身；他们也没有能力接管一个更复杂的社会，只能用破坏来完成反抗。

而无产阶级革命不一样，它要建立的是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它必须继承人类社会积累下来的全部生产力、全部文化、全部文明遗产。马克思早就讲过，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但它必须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没有这份继承，所谓的新社会就是空中楼阁。

回看中国革命的历程，道理也是一样的。解放战争中不惜代价争取北平和平解放，就是不忍心破坏一点这座千年古城；解放军进上海不用重武器、露宿街头，不碰民族资本家的厂房和商铺，是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的工业商业中心，这些工厂、这些建筑、这些城市里的一切，很快就要回到人民手里，成为建设新中国的家底。

这一座座工厂，哪个没有包身工的血债？这一间间商铺，哪个没有参与哄抬物价投机倒把？但是，今天砸一间工厂容易，明天再建起来，要花个多少年，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同理，我在这篇文章中分析过布达拉宫：布达拉宫是西藏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瑰宝。但我们不能因为它的建筑之美，就忘记它在旧制度下的权力属性。在农奴制度尚未被打破的年代，它是高高在上的政教合一的统治中枢，是旧西藏的魔窟，是农奴一生的梦魇。

布达拉宫的红宫白宫，每一块石、每一根柱、每一幅唐卡，浸的血比冬宫只多不少——那是几百年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垒起来的塔尖，农奴支差背石死在半路上的不算，雪狱里的鞭痕、剥皮酷刑的刑具、各级领主“人役税”的账本、婴儿和少女做成的法器，全都收在这座宫里。

今天我们能够平视这座宫殿，能够以平等身份走入它的回廊，正是因为我们完成了伟大的革命。我们不需要否定它的建筑价值，也不需要否定它在人们心中的精神意涵，但我们必须承认，只有在真正完成解放之后，我们才拥有重新定义它的权利。

如何才是“重新定义”？我们赞美布达拉宫的建筑奇迹，赞美的从来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领主，而是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藏族工匠和农奴。是他们在海拔3700米的红山上，用最原始的工具，将一块块巨石垒成了直插云霄的宫殿，将矿物颜料研磨成千年不褪色的壁画，雕刻出了栩栩如生的佛像与梁柱……他们是这座宫殿真正的父母，用自己的血汗甚至生命孕育了它。

但讽刺的是，在旧制度下，这些创造者终其一生都没有资格踏入自己亲手建造的宫门一步。他们远远望见红山之上的金顶，心中涌起的从来不是自豪，而是无尽的恐惧 —— 那金顶之下，是决定他们生死的法庭，是征收他们全部劳动成果的税所，是套在他们脖子上永远解不开的枷锁。

反观旧西藏的统治阶级们，他们没有为这个伟大的建筑流过一滴汗、搭过一片瓦，却窃据于此。他们对布达拉宫的占有，不只是物理空间的占有，更是意义的垄断与盗窃——他们将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包装成“神的旨意”与“宗教的功德”；将农奴们用血肉堆砌的宫殿，说成是“佛国净土”在人间的投影；无偿占有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劳动成果，并窃据其中。

他们躲在厚厚的宫墙后面，一边享受着农奴们供养的锦衣玉食，一边用“因果轮回”的教义告诉农奴：你们今生受苦，是前世造的孽；你们为我劳作，是在积累来世的福报。就这样，一座本应属于人民的建筑，变成了压迫人民最有力的工具；本应见证文明进步的丰碑，变成了悬挂在百万农奴头顶的绞刑架。

而“解放”的意义就在于此，这是对布达拉宫的双重解放：在物质上将这座宫殿从三大领主的私产变成了全体人民共享的文化遗产，更在精神上剥夺了统治阶级对它的解释权。

旧统治阶级总爱把自己的历史包装成文明的正统，把自己的宫殿与珍宝说成是文明的化身，仿佛推翻他们就是毁灭文明。但革命偏要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旧时代的文明，从来不是帝王将相一手创造的——宫殿是劳工垒起来的，艺术品是工匠雕出来的，典籍里的每一页纸都浸着百姓的赋税与血汗。所谓“皇家瑰宝”，本质上不过是剥削阶级从全社会掠夺来的战利品；所谓“盛世荣光”，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苦难与挣扎。

重新定义旧时代，就是把历史的主语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给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把文明的归属从少数家族还给整个民族。这种定义权的夺回，才是真正的“革命”。

今天，我们能够以平等的身份走进布达拉宫的回廊，能够自由地欣赏它的建筑之美，能够从容地谈论它的历史价值，这份权利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冬宫、故宫、布达拉宫什么赋予我们的，而是那场伟大的革命用鲜血和斗争换来的。是革命赶走了盘踞在宫殿里的吸血鬼和寄生虫，是革命剥去了它身上那层虚假的神圣外衣，是革命让它终于回归了它真正的主人 —— 创造了它的劳动人民。

民间艺人写这段戏的时候，未必读过多少理论著作。但他们凭着朴素的人生经验亲眼所见的革命历程，就把这个道理摸透了。几句戏文，半开玩笑半认真，却讲出了一个最朴素的真理：能在枪林弹雨里还记得护住几尊雕塑，这样的革命，才是真的有未来。

因此，我们今天对待布达拉宫等“旧时代遗产”的正确态度，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极端：既不能因为它的建筑之美，就美化它曾经的反动属性，忘记了旧社会那一段血泪史；也不能因为它黑暗的过去，就忘记了它也是劳动人民的伟大成果，否定其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甚至对参观的游客冷嘲热讽、显得自己多么与众不同。

需知，今天我们可以自由地纪念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可以重新定义布达拉宫，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足够的力量和历史自觉性，不再惧怕那种曾经统治我们的旧秩序。

我们应该带着清醒的历史认知去走近它们：我们惊叹于它们的宏伟或精美，是惊叹于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力量；我们感动于它们的底蕴，是感动于文明的多元与生命力；我们守护它们的完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