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到波哥大：和平协议十年后的抉择

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想要修改的和平协议，比他想象中有更多“防护层”。当选总统对在哈瓦那签署的和平协议提出批评，引发外界对协议落实前景以及“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构”等实体未来的担忧。相关方面警告称，这可能带来法律、政治和国际层面的紧张局面。

根据初步计票结果，哥伦比亚当选总统阿韦拉多·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一直是2016年和平协议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这份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的协议，将于今年11月24日迎来签署10周年。

他对这份协议的质疑，已在多个领域引发担忧，尤其是在武装冲突受害者群体中。人们关心的是，在落实工作依然滞后的情况下，未来4年会发生什么，以及在一个尚未显示出将推行和平政策迹象的新政府中，他们将处于什么位置。

尽管外界仍担心协议衍生机构的未来，例如“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构”——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曾表示要“一笔勾销”这一机构——但接受“哥伦比亚+20”采访的专家一致认为，这位当选总统如果想否定10年前达成的协议，将不得不承担重大的法律、政治和国际代价。

在谈判和签署过程中，哥伦比亚曾寻求多个陪伴国以及国际合作网络支持。这些力量押注于通过谈判结束冲突，如今也构成了协议最重要的防护之一。冲突应对基金会主任安赫拉·奥拉亚解释说：“这不仅涉及象征性资本，也涉及资金支持。存在一种风险，那就是可能被带向破坏或不履行国际承诺的道路。对此必须非常谨慎，因为这不是简单地把它关掉就完了；我们可能会因此违反国际承诺。”

除国际承诺外，独立和平研究所主任莱昂纳多·冈萨雷斯还强调了另一个关键点：和平协议是国家协议，并不取决于执政的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府。“我们所说的和平权，不仅取决于某一届政府的政策或立场，而是关乎整个社会。”

这位研究者补充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公民社会将承担起捍卫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的协议，以及为落实协议而建立的各项机构的任务。

不过，除了法律、制度和国际层面对任何拆解协议企图形成的限制之外，外界仍不清楚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在真正掌权后会如何行动。对前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政府而言，和平协议首席谈判代表翁贝托·德拉卡列认为，执政现实最终可能会与这位当选总统在竞选期间坚持的一些立场发生冲突。

他在接受卡拉科尔电台采访时说：“竞选本身那种向中心收拢的动力，反而让候选人不断强化自己的极端立场。”他同时提醒，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一直反复批评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的协议，但“等他坐进纳里尼奥宫时，他将面对现实”。

在德拉卡列看来，这种现实意味着必须承认，协议中的一些内容对于应对该国多个地区持续存在的安全挑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那种一再宣称哥伦比亚在2016年就完了、我们把国家交给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所有这些都只是意识形态，半是空话、半是套话。如果把这些东西清理掉，就会发现这份协议其实是一张路线图。”

在和平协议中，可能成为应对地方持续挑战路线图的内容之一，是“区域转型行动计划”。这一机制旨在推动“重点地区发展计划”在170个受冲突影响最严重的市镇落地。尽管“重点地区发展计划”已再延长10年至2037年，但目前尚不清楚下届政府会给予其多高的优先级。

疑问同样延伸到“全面农村改革”——这是2016年协议的支柱之一。因为在其施政纲领中，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表示，将终结土地改革。

协议的制度架构也面临不确定性。在古斯塔沃·佩特罗政府期间，原先负责“正常化”的顾问机构被撤换，改由隶属于和平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的“落实事务单元”接手。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架构是否会保留、是否会被改革，或者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政府是否还会设立专门负责协议落实的机构。

“重返社会与正常化署”也可能面临风险。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团的去留同样悬而未决。该机构是协议落实中的关键一环，最初设立是为了监督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解除武装，之后其授权范围扩大到陪伴协议落实。它目前仍承担多项任务，包括跟踪前战斗人员重返社会进程、监督法律保障，以及处理性别视角等跨领域议题。

该机构能否继续存在，取决于哥伦比亚政府每年是否向联合国安理会申请延长其授权。新政府必须在10月完成这一程序。之所以出现疑虑，是因为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对联合国尤为尖锐，曾将其称为“左翼的政治董事会”。

除了这位当选总统的立场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先例。去年10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首次未能就延长该核查团授权达成一致，尽管最终仍批准延长1年。在美国施压下，核查团的两项职能被排除在外：一是核查“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构”的自主制裁执行情况，二是跟踪和平协议中的族裔章节落实情况。

对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而言，挑战还因和平协议落实不足留下的一个最尖锐问题而进一步加剧：社会领袖和协议签署者持续遭遇暴力。这一现象将继续主导下届政府议程，无论其对哈瓦那协议持何种立场，都必须面对。

根据独立和平研究所观察站的数据，自2025年以来，已有255名社会领袖和43名和平协议签署者遇害，这一数字反映出地方风险仍在持续。自2016年以来，遇害前战斗人员总数已达481人。

冈萨雷斯认为，这一现象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武装冲突的直接后果。“问题不只是非法武装行为体。许多谋杀背后，都有领土争夺、非法经济和社会环境冲突。”他说，在很多情况下，武装团体实施犯罪，但其背后回应的是更广泛的利益。因此，这位研究者警告，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承认各地情境的多样性。“不可能用统一方式应对。非法采矿、毒品相关活动、非法作物种植或土地争端所关联的冲突，对不同社区造成的影响并不相同。”

此外，国家在保护方面的制度能力也存在局限。如今，对高风险人群的保护主要由“和平建设警察单位”承担，这一模式因过于强调个体保护、覆盖地方能力有限而广受质疑。另一些人则由“国家保护局”提供保护。

和平与和解基金会副主任劳拉·博尼利亚警告说：“和平建设警察单位是一个成本极高的机构，预算达到3万亿哥伦比亚比索，但在保护人员方面效果很低。也就是说，哥伦比亚这种一对一、配备保镖等保护模式，并不适合国家当前的实际需要。”博尼利亚补充说，这种脆弱性限制了国家对持续发生的谋杀作出有效回应的能力，而这最终也将成为阿韦拉多·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政府必须面对的挑战。

围绕和平协议遗产能否延续的担忧，核心之一就是“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构”的未来。该机构于2025年9月作出首批自主制裁裁决。

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一直声称，这个法庭带来的不是正义，而是有罪不罚。几周前，他在接受卡拉科尔电台采访时说：“他们让一群匪徒复员，还白送他们国会席位。而那个所谓复员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后来变成了5个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构’就是一个替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员洗净沾满鲜血双手、同时迫害国家英雄的法庭。”

同样曾担任部长的德拉卡列承认，这一法庭在运作上确有缺陷。“‘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构’也犯过错，我确实认为它需要纠偏。”他提到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其决策速度缓慢，“到现在为止，作出的决定仍然很少，而它本来就不是为此而设计的。这个机构后来被各种程序迷宫、程序主义和普通司法规则层层包裹，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过渡司法性质”。不过，他也指出，对其运作方式的批评，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被轻易废除。

除了审理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战斗人员之外，“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构”还推动澄清了武装冲突中一些最严重的篇章。其成果包括：记录了原游击队实施的21000多起绑架案件；确认法外处决受害者人数远高于外界此前所知；推进调查至少18677名儿童被招募的问题。该机构还在达贝瓦和拉埃斯孔布雷拉等标志性地点提供了法医证据。

尽管这些发现相较于受害者对真相的诉求仍显不足，但它们确实推动澄清了一些此前未能通过其他司法途径确认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奥拉亚警告，如果这一法庭被拆除，可能会“引发受害者提出严重诉讼……因为它已经为受害者获得赔偿打开了一扇新的门”。

因此，另一个挑战将是如何保障受害者权利、协议签署者的法律确定性，以及协议本身的履行。研究者警告说：“如果其政府削弱落实架构，却又拿不出负责任的替代方案，不确定性、不信任和重新犯罪的风险都可能上升。”在他看来，围绕“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构”的争论，不能简化为它是否存在的问题。

本周二，国会中的民主中心党议员团宣布将作为执政议员团，并表示其诉求之一将是改革“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构”，“为公共武装力量提供安全保障”。

要废除这一和平司法体系，所需远不只是政治意愿。和平协议本身以及“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构”的部分内容，都已被纳入宪法。独立和平研究所主任解释说：“不能简单通过总统令废除‘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构’。若要修改这一机构，以及更广泛地修改和平协议中的核心内容，就必须推动宪法改革。”

他表示，和平协议通过具有宪法保护性质的机制被纳入法律秩序，并获得一系列旨在为落实保驾护航的保障。“因此，要改革其中一些内容，就必须推进宪法改革。这将是最主要的障碍，而且绝不是一个简单过程。”冈萨雷斯警告说。另一个担忧是，当选总统可能试图通过削减经费的方式让这一机构失去运转能力。

在拆除“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构”困难重重的背景下，外界也担心可能出现的资金削减。即便不进行宪法改革，这也足以对该法庭造成打击。根据《观察家报》2024年获悉的信息，为执行自主制裁，该法庭需要约4500亿哥伦比亚比索，用于恢复性项目。

而在当时，“哥伦比亚和平基金”仅拨付了3160亿哥伦比亚比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德拉埃斯普里埃利亚削减或冻结这部分资源，可能会限制“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构”的作用范围。

尽管外界仍对未来几年协议落实将走向何方抱有疑问，但专家们一致认为，要拆除围绕和平协议建立起来的整套架构，难度极大。哈瓦那协议签署10年后，其法律和国际层面的防护，仍是这份协议最主要的保护机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