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封建主义”的说法很时髦，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可以解释吗？

现代的我们，几乎每天都离开不短视频、购物软件、搜索软件等等，直观感觉上，这些平台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因为你可以不花一分钱，就乐呵一整个晚上。

但有没有往深里想过？虽然我们付出的不是钱，但我们的时间、注意力、行为数据，等等，却都无偿“花费”在了这些娱乐平台上，这些数据被平台收集、分析、打包，然后卖给广告商、或者针对你的行为习惯，推给你一些可有可无的产品，你一心动，没准就买买买了。

这样看来，我们不仅是用户，也是产品。

我们不是平台的主人，而是平台的“云农奴”，每刷一条视频，就是在为平台“耕种数据”，平台像中世纪的地主一样，从你我身上收取“数字地租”。

这就是“技术封建主义”论者的核心比喻。

他们说，资本主义已经被科技寡头“杀死”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技术封建主义，已经到来，这个说法很煽动，也很时髦；但也有人反对，说真正发生的不是“封建主义的复归”，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的“终极危机”！

为什么？

因为从本质上，它从以生产剩余价值为核心的“积累体制”，转向了以搜取租金为核心的“搜取体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有过关于地租理论的论述，这一理论对阐释当代数字平台的租金机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们今天，就来简单分析一下。

01.技术封建主义

我们说过“技术封建主义”，现在，再来简单回顾一下，“技术封建主义”论者的看法，他们认为，当代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不再由商品交换和剩余价值生产所驱动，而是由搜取垄断平台租金的利益动机所推动。

比如，像亚马逊、谷歌、Meta这样的科技巨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而是“云端所有者”，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平台用户像中世纪的佃农一样，通过数据生产来“耕种”数字平台，并向“云封地”支付数字租金。资本主义的特征，如，自由市场、竞争、利润、剥削等，正在被封建主义的特征，如，垄断、收取、租金等，所取代。

但这个说法，许多学者也进行了反驳，我们来看几个比较典型的反对意见。

首先，“技术封建主义”往往被当作对科技寡头的道德批判，仅仅把他们描绘为通过垄断获利、而非从事生产劳动的“不劳而获”者，这种批判忽略了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对当代数字经济的真实经济结构进行批判性分析。

其次，这种论调暗示了一个错误的解决方案，只要抵制“封建回归”，资本主义就能变得更具进步性。

比如，有些人主张通过监管大型科技公司的不合法垄断行为，实现一种更公平、更具竞争性的数字资本主义，但这种判断过于乐观。

第三，“技术封建主义”论者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限定为“市场交换”，把封建主义的特征限定为“垄断与搜取”，这种二分法过于狭隘。

要知道，资本主义发展始终伴随着各种形式的“侵占”、“掠夺”、“盗用”，殖民掠夺、贩卖人口、性别剥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等等，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历史事实，仅仅强调数字经济中广泛存在的“搜取”现象，并不足以把当代资本主义归类为封建主义。

但问题是，这些反驳意见，没有提出一个能够连贯地整合“剥削”与“搜取”两种样态的资本主义价值理论，于是，有一些学者，敏锐地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第三卷中关于地租的理论中，找到了解释的路径。

02.马克思的地租理论

很多人都不重视《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地租的章节，原因有两个。

第一，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分析已经过时，《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农业与采矿业中的地租问题的讨论，与今天的数字经济无关；第二，即使有人试图扩展地租理论，定义也过于宽泛，比如，大卫·哈维把租金定义为“对某种关键资产私人所有权垄断权力的回报”，布雷特·克里斯托弗斯把租金定义为“在有限或无竞争条件下，从稀缺资产的所有权、占有或控制中获得的收入”。

但如果任何通过垄断稀缺资产所获得的收益都被归类为租金，那租金与金融收益就没法区分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区分了“地租”和“租金”两个概念。

狭义的“地租”是农业和采矿业中由于土地自然稀缺而产生的剩余利润；广义的“租金”则适用于所有通过对稀缺、不可再生产的资源（如，铁路、港口、电力网络等）的垄断而获得的固定剩余利润。

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的手稿中已经明确区分了这两种“垄断”：一种是“暂时性垄断”，随着技术普及会消失，剩余利润不会固定为租金；另一种是“固定性垄断”，如土地的自然稀缺、铁路的自然垄断，剩余利润会固定为租金。

这个区分的关键在于，租金来自于那些资本无法像制造机器那样通过生产活动创造出来的资源。资本无法创造土地或天然资源储量；铁路和电力网络需要巨额初始资本投入和漫长的回收周期，几乎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竞争，正是由于这些物质性和自然性约束，剩余利润才被固定为租金形式。

人为垄断，尤其是基于知识的垄断，如专利和许可，同样构成了特殊的生产条件，知识产权法使得所有者能够提高价格并收取费用，从而搜取一部分剩余利润。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租金”范畴，可以一般地理解为，通过对稀缺、不可再生产的生产与流通资源的垄断，而获得的固定剩余利润。

租金不是剩余价值的分配形式，而是一种独立的攫取形式。它与商业利润和利息不同，后者只是产业资本家之间剩余价值的不同分配形式；租金不是对产业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而是在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对社会财富的索取。

它不产生新的价值，只是在零和框架内进行掠夺。

03.数字租金

当代数字平台经济，正是这种租金机制的最新、最先进的形态。

数字平台与传统土地有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的差异。

把传统地租概念翻译到数字时代，就是：土地=平台，水车=应用程序，收成=数据，地租=数字租金。

传统的土地租金有几种类型。级差地租来自相对优越的生产能力，比如，肥沃的土地；绝对地租来自人为的进入壁垒，比如，土地所有权本身；垄断地租来自垄断生产特定使用价值的生产资料，比如，只有某块土地才能种出某种珍稀葡萄。

数字平台的租金也可以对应这三种类型。

如果一个垄断性的数字平台通过数据收集和算法技术提高生产与流通效率，其所有者就能获取剩余利润，这类似于地主从自然条件优越的土地上抽取级差地租；无形资产（专利、版权、商标）为潜在竞争者设置人为进入壁垒，使平台能够征收使用费，这类似于绝对地租；垄断生产特定使用价值的特定生产资料，比如，某平台独有的数据或算法，这类似于垄断地租。

但数字租金与传统租金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

传统土地在某一时间只能被单个个体使用，而软件和数字平台可以同时容纳数百万用户，扩张所需的额外投资和边际成本极少，因此，通过订阅和准入许可形式所提取的租金远高于传统地租，与供应有限、收益递减的肥沃土地不同，数字平台的租金由于网络效应和低边际成本而随着规模扩大而增加。

数字租金的范围也极其广泛。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云平台作为生产资料，通过降低制造成本或提高劳动强度来创造剩余利润；广告平台以提升流通效率的方式同样贡献商业剩余利润；在消费领域，科技公司日益采取以垄断价格出售产品、收取订阅费等形式持续提取地租；共享出行与住宿平台，成为传统服务的替代品，从中提取租金。

尽管科技寡头的财富不断积累，但社会整体经济并未显著增长。

大多数支付租金的企业和用户遭受了实际利润、可支配收入和利润率下降的损失，为了弥补损失，企业进一步强化对劳动者的剥削，导致工资增长停滞，西方的工人阶级在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中，早已饱受社会福利削减、就业不稳定和实际工资下降之苦，数字资本主义的租金模式进一步恶化了这些状况，极大地削弱了工人的购买力，甚至导致实体经济陷入停滞。

稍微留心观察，就会发现，这正是目前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04.“积累体制”与“搜取体制”

资本主义为什么从以生产剩余价值为核心的“积累体制”，转向了以搜取租金为核心的“搜取体制”？

因为资本主义的增长已经走到尽头了。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体系长期遭受利润率下降、增长乏力与持续停滞等结构性困境，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新自由主义紧缩、金融化、零利率与量化宽松政策来应对，但所有的补救措施都已达到效能极限。

在耗尽实体经济存量、增长与资本积累停滞的情况下，除了吞噬社会公共财富，资本主义已无法维系自身存在，资本主义不再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中心，这正是马克思界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

因此，搜取租金的资本主义，可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阶段，当前的危机并不仅仅是美国霸权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的“终极危机”。

租金依赖于资本自身无法生产的某种垄断力量。

在传统地租情形下，这种力量源自土地的自然稀缺性；在数字平台情形下，平台垄断了人类的社会联系，并将其视为一种稀缺的、不可再生产的资源，搜取体制的建立需要资本进行彻底的数字圈地运动。

然而，土地与人类的社会联系都是不应被垄断的资源，因为它们构成人类的共同财富，马克思因此坚持认为，此类“公有之物”不得为任何人所拥有。

平台资本主义之所以狂热地掠夺“公有之物”，正是因为这些资源在短期内无法再生产。

在长期经济停滞状态下，掠夺那些本应构成人类长期繁荣基础的资源，成为了获取即时利润的诱人策略。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反文明特性与极端非理性，这一非理性后果对资本主义自身同样构成了存在威胁。

马克思曾认为，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必将导致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崛起与反资本主义实践，但现实并非如此。

尽管资本主义下“公有之物”被不断剥夺、社会不平等逐渐加深，今日的工人运动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停滞。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改造了工厂之外的生活，导致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全面从属”于资本。

在传统模式中，工匠依据多年训练经验获得的知识完成工作，这种“经验知识”难以标准化，学徒制限制了竞争，保障了师傅的地位；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匠的个体化知识被劳动分工瓦解，被标准化程序取代；工人不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也被剥夺了自主生产活动所需的知识与能动性。

在“数字化”之下，摄像机、监控器与传感器的使用，强化了管理控制，工人受到更强大的约束和监视，而零工经济进一步加深了工人对数字平台的依赖。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中的“资本从属”渗透得更深更隐秘，甚至成为无意识的共识，甚至有些人还会不自觉地恼怒并进行反驳，这就是典型的被卖了还要帮人数钱，而且心甘情愿地数。

用户在平台上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主动参与数字劳动并生成数据，不加反思地盲目信任算法推荐，并据此调整自身行为，他们往往未能察觉自己的思想与欲望如何被算法塑造、操控并重新导向，以便服务于平台所有者的利益，数字平台以微妙的方式规训用户，使其成为科技公司的“仆人”，人工智能与算法代表资本利益并为其增殖活动作出有利决策，科技公司实施的监控、规划与行为引导的规模不断扩大，最终导致生活的全面物化。

同时，数字技术虽然提供了大量免费信息，但也助长了阴谋论、仇恨言论与虚假信息的传播；个体欲望沉溺于“即时满足”之中，边缘化了长远的自身理想和社会理想；数字平台为用户自我表达提供了机会，但个体化和原子化进一步侵蚀了交往和协作领域。

所以，工人运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停滞并非偶然。

社会生活几乎完全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的技术控制逻辑之中，这一体系通过操控信息、思想、欲望与行为，培育出了一种“自愿服从”的意识形态，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之路实际上已被封闭。

最为可怕的，是笼罩未来的阴影，可以称之为“技术法西斯主义”，一种建立在自上而下的科学管理之上的威权体制。

因此，本质问题不是封建主义的复归，而是资本主义的终极危机，科技寡头不是新的“云端领主”，他们不生产新价值，只搜取社会财富；他们依赖的不是对土地的垄断，而是对人类数据和社交关系的垄断；他们吞噬的不是地租，而是“公有之物” 那些本应属于全人类共同财富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