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和临终留笑脸，2天后刑场记者讲述残酷现场

“一个工人，怎么会让整个上海一片漆黑？”

1948年春天，杨浦一带茶楼里有人压低声音问。对坐的老工人抽了一口烟，吐出一句话：“你不知道，他在发电厂干。”

话里有几分骄傲，也有几分凛然。对当时的上海来说，发电厂的工人，握着的不只是扳手和工具，还掌着这个城市最要紧的命脉——电力。谁能动摇电力，就能撼动一座城市的秩序；而谁敢动手，就要准备付出全部代价。

王孝和，正是这样一个人。

他出生在虹口的弄堂里，成长于外资企业林立、工人最苦的年代，最后倒在北郊刑场的泥地上。中间只有短短24年，却与这一时期上海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抗争紧紧扣在一起。

有意思的是，人们今天记住他的方式，往往是那张被称作“笑脸照”的临终遗像：面对镜头，眼神清楚，嘴角微扬，好像不是去赴死，而是要出门上工。可是，把这张照片放回到1948年的上海，就能看出这张“笑脸”的分量有多重。

一切，得从他那个工人家庭说起。

一、旧上海的锅炉房与弄堂：一个工人的出身

王孝和1924年出生在上海虹口一条不宽的弄堂里。那时候的虹口，已经挤满了外轮公司、机器厂和靠码头吃饭的工人家庭。王家的顶梁柱，是在外商轮船公司当烧火工的父亲。

烧火工这份活，在当时算是典型的“下等工”。终日守在锅炉房，铲煤、添火、出灰，空气里全是煤尘和潮汽。人年轻时咬咬牙还能撑，一旦年纪大了，毛病就都找上门来。

有一天，父亲在锅炉房里晕倒，被同伴抬出来时人已经说不出话了。公司给出的答复很干脆——“身体不行，回去休息。”说是“休息”，其实就是开除。这种处理，在当时的外商企业里多得很：工人身体坏了，立刻换人，背后有的是失业的人排队顶上。

对王家来说，这是一个转折。家里本就不宽裕，父亲倒下后，全家立刻跌进困窘。母亲本来身体就不好，日子一紧，精神受刺激，耳朵渐渐听不清了，后来几乎听不见声音。更糟的是，一个小弟被人拐走，杳无音讯。这样的打击，对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而言，几乎就是一连串的沉重打锤。

这些不幸，并不是孤例，而是那时许多工人家庭的缩影。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的工厂越建越多，洋行、轮船公司一间接一间。机器越转越快，传统的小手工业和散工活路却越来越少。工人看上去进了“洋厂”，工资稳定了一点，可真正的话语权和保障，几乎没有。

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对“工人”这两个字，有一种苦涩的直观认识：干的是最累的活，受的是最多的气，一旦不能干，就被一脚踢开。王孝和少年时跟着父亲去码头边，看过那些工友被呵斥、被扣工钱的情景，这些印象在他心里留下了很深的一道痕。

这一道痕，后来慢慢变成了一种态度：自己若有一天也进工厂，不能只认命挨打。

二、书本与工棚之间：一个工人的觉醒之路

在那样的家庭条件下，能读点书已经不容易。1936年，年仅12岁的王孝和考进了励志英文专科学校。这个学校规模不算大，却在当时的上海颇有名气，讲究“新式教育”，除了英文、算术，还有时事、社会常识之类的课程。对许多出身普通的孩子来说，那是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外面世界的窗口。

课堂上，老师提到的，不只是字母和单词，还有抗战、民族工业、工人运动之类的话题。有些老师本身就带着明显的左倾立场，讲起“工人阶级”时，语气格外重。王孝和这样的学生，会很自然地把这些抽象概念，和家中那位被辞退的父亲、弄堂里那些受气的工友联系在一起。

有同学回忆，那时候学校里常有小册子在桌底下传，内容讲的是帝国主义、剥削、革命和党组织。书不见得都是公开出版物，有些干脆是油印的小本子，封面简陋，却让一批年轻人第一次知道，原来工人不是天生要挨打，还有另一条路可走。

在这种氛围里，王孝和逐渐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大约在1941年前后，经地下组织介绍，他秘密加入了党，从一个普通的穷学生，转变为有明确政治选择的青年工人预备骨干。确切入党时间，档案中有不同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时他不到20岁，已经开始把“工人阶级解放”这样的词挂在心上。

毕业后，他进入上海杨浦发电厂工作。和传统工厂不一样，发电厂技术要求高、设备精密，是当时全市重要的工业枢纽。他在这里先当普通工人，后来逐步成长为技工，再到工会骨干。再加上党的身份，意味着他已经站在了工人运动的前台。

值得一提的是，王孝和的婚姻，也带着那个时代的味道。他的妻子忻玉瑛出身农村，几乎没读过书，靠双手种地过活。嫁来上海后，很快发现丈夫夜里时常出去开会，身上还藏着一些她看不懂的小册子。有一次，她小声问：“你做的这些，会不会有危险？”王孝和笑了笑，说：“有点危险，但总得有人去做。”

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后来变成了一个沉重的预言。

在杨浦发电厂，他既是技术工，又是工会干部，同时还是党的地下工作者。白天要操作设备，夜里要组织学习，休息时间还要在宿舍里跟工友讲“为啥我们老挨欺负”“为啥要组织起来”。

工友中曾有人半开玩笑问他：“我们这样的小人物，真能翻身？”

王孝和回答得很直接：“不一定马上，但你不动，永远都是这样。”

这类对话，听上去简单，却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思路——不是只想着个人的出路，而是把自己放进了一个更大的工人群体之中。也正是这种立场，让他在1948年的斗争中，走上最前面。

一、发电厂里的“开关”：从技术员到工运骨干

杨浦发电厂在1940年代的上海，是一处极特殊的存在。它不生产布匹，也不造机器，却为这些工厂送去必要的电力。换句话说，电厂一停，半个上海的工业生产和公共生活，都要跟着瘫痪。

在这样的单位里，技术工人掌握的不只是技巧，还有一种很实际的“筹码”。王孝和就是这样一批工人中的代表。他对设备很熟，对线路也了解，更清楚哪里是“要害”。这在平时是维持生产的本事，在斗争时期，却变成了可以撬动局势的杠杆。

抗战胜利后，上海局势并没有稳定下来。物价上涨，失业增加，国民党当局对工会和地下党组织不断威逼利诱、拉拢分裂。许多工厂里，工人收入不升反降，劳动条件反而更差。特别是发电厂这样的关键单位，更成为特务机关眼中的“重点防范对象”。

1948年前后，电厂管理层在特务和国民党部门的压力下，加重劳动强度、压低福利，工人不满情绪迅速累积。有的工人抱怨：“干的是命根子的活，吃的是冷饭。”也有人在夜里悄悄议论：“这么搞下去，不闹一闹怕是不行。”

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地下组织开始酝酿更有冲击力的行动。王孝和作为工会常务理事，又是党员，自然被推到了策划位置。他清楚，普通的请愿、罢工，容易被切断、分化；而掌握电力的人，一旦用“停电”表达态度，效果就完全不同。

1948年2月，在严密秘密工作的前提下，他参与组织了对发电设备的破坏行动：通过在指定位置投放铁屑等方式，使主要机组无法正常运转，从而导致大范围停电。据资料记载，这次停电波及上海多个区域，不仅工厂无法开工，许多公共设施也陷入瘫痪。

这种行动方式，显然不是简单的“砸机器”，而是技术和政治相结合的产物。它传递出的信号很明确：工人不是只会在生产线上流汗，也可以在关键节点上发出强有力的抗议。

停电的直接后果，是当局惊慌失措。电力恢复后，特务机关和警备部门迅速介入，对发电厂进行严密排查。他们非常清楚，这样规模的“事故”，绝不是自然故障。于是，各种盘问、监视、暗查一齐上阵。

这一年，王孝和24岁。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能把这样一座大城市的命脉拧紧，多少会感到一种“自己不是小人物”的力量感。但他也知道，从这天起，自己已经站在风口浪尖上。

从工人运动史的角度看，这次停电抗议，代表了上海工人阶级斗争方式的一种升级——由传统的罢工、游行，进一步利用技术环节影响城市运行。这也说明，在长期的斗争和组织中，一批像王孝和这样的工人，已经不再只是“听命的人”，而是能独立判断并组织行动的力量。

二、密布的网：特务监控下的逮捕与酷刑

停电事件之后，杨浦发电厂周围多了许多生面孔。有人打着“技术检查”的名义进厂，有人蹲守在附近茶馆，有人在宿舍附近晃悠。工人们心里都明白：特务机关盯上来了。

那时候的上海，特务机构林立，各有分工，但对地下党和工运骨干的侦察，几乎是协同进行的。对他们来说，发电厂这么大的“事故”，背后一定有组织，不抓出“主使”，就交不了差。

1948年夏天后，形势在不断收紧。一天夜里，王孝和从外面回来，妻子忻玉瑛悄悄拉住他：“最近风声不好，你要不要躲一躲？”

他摇头：“躲到哪里去？厂里那么多工人还在。”又补了一句，“要真出事，有些话要提前说清楚。”

他叮嘱妻子，家里有些东西要收好，有信件就藏好，不要随便给外人看。这样的安排，等于已经预感到危险越来越近。

很快，特务机关采取了行动。王孝和被秘密逮捕，关押在特务控制的看守所中。逮捕过程没有大张旗鼓，而是悄无声息地完成，这符合当时对“重要嫌疑人”的一贯做法——先秘密控制，再慢慢审讯，争取从他身上挖出更多人。

接下来的审讯，伴随着酷刑。根据当时留下的材料和相关人员回忆，他遭受过电刑等多种折磨方式。特务用电流通过身体，试图在强烈痛苦中击垮他的意志，逼他交代组织情况。电刑之下，肌肉抽搐、皮肤灼痛，甚至可能留下终身损伤。

有审讯人员问得很直接：“是谁叫你搞停电？还有谁参加？交出来，你还有机会活。”

王孝和的态度很明确：“停电，是工人对你们压迫不满才做的事。要说责任，我自己担。”至于组织和同伴，他守口如瓶。

不得不说，这样的坚持，付出的代价极其巨大。特务机关的目的是连根拔起地下组织，对他们来说，一个骨干的嘴，比一条命更有价值。正因为如此，刑讯一次不见效，就多来几次，直到人接近崩溃为止。

从个体角度看，这是一个年轻人咬着牙死扛；从政治角度看，这则是国民党当局用国家机器对付工人运动核心力量的典型做法——以酷刑摧毁抵抗意志，再用秘密审判予以定性，达到震慑效果。

三、法庭与掌声：一次公开审判的失控

在多轮刑讯之后，特务机关认为“准备差不多了”，便把案件交给特别法庭。1948年9月下旬，上海提篮桥的特别法庭安排了一场“公开审判”，对外宣称这是对“破坏公共设施”的犯罪分子的依法惩处。

这种公开审判，在形式上很讲究程序：有审判长，有检察官，有被告出庭，有旁听席。这些要素摆出来，意在向社会展示“依法办案”的形象。但在具体操作中，许多证词来自刑讯后的口供，许多指控缺乏真正证据。

王孝和被押到法庭时，身体已经被折磨得相当虚弱。检察官按照事先拟好的材料宣读罪状，指控他“受某党指使，破坏发电设备，危害社会秩序”，言辞严厉。

按惯例，被告要“认罪”，配合完成整套程序。可是在这场审判中，事情并没有照剧本发展。

当审判长问他对指控有何辩解时，他的反应出乎许多人意料。

据当时在场人士回忆，他突然撩开囚衣，让众人看他身上的伤痕——青紫、烫痕，还有明显被刑具夹过的痕迹。他用尽可能平稳的语气说了大意如下的话：“这些口供，是在这种情况下逼出来的。这样的审判，算什么公道？”

这一举动，让原本精心设计好的“公开审判”变了味。旁听席上不乏熟悉工人环境的人，有些甚至相互间小声议论，指着他的伤痕窃窃私语。法庭一时间陷入尴尬气氛，控方也一时难以从容回应。

不难想象，负责审判的人不会喜欢这种失控局面。公开审判的目的，是树立“依法惩处”的姿态，而不是让被告揭开刑讯逼供的内幕。于是，案件很快从公开审理转为秘密程序——用更封闭的方式完成判决。

从法律史角度看，这一段过程颇有意味。一方面，国民党当局试图借助“特别法庭”“特种刑事法庭”等形式，为政治镇压披上一层司法外衣；另一方面，只要被告稍有不按套路出牌，这层外衣里的裂缝就暴露出来。

王孝和在法庭上的举动，不是激烈的辱骂，也不是大段演讲，而是直接拿出身体上的伤痕作为“证词”。这种方式，使“刑讯逼供”从流言和猜测，变成了摆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事实。对于一个青年工人来说，这也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抗辩方式——哪怕心知可能加重自己的处境，也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指证这套机制的残酷。

庭审过后，案件被转到北四川路一带的军法处秘密审理。所谓“秘密法庭”，没有旁听，没有公开记录，只有少数司法和军警人员参与。最终的结果，是以“危害治安”“破坏重要设施”等罪名，判处王孝和死刑。

这一判决，对参与者来说，是一个“定案”；对工人圈子来说，却是一颗即将爆炸的炸弹。消息在狱中和工友间悄悄传开，许多人开始打听具体执行时间，想尽办法给他送点东西，或托人探望。

四、“笑脸照”与刑场：一位工人的最后身影

1948年9月底，行刑日期定在月底。按规定，被执行死刑前，允许拍摄一张照片存档。这种“临终照”，在当时大多是呆滞、惊恐甚至茫然的神情，毕竟面对的是不可逆转的结局。

而王孝和的那张照片，却留下了不同的印象。

镜头前，他穿着囚衣，头发略显凌乱，但整个人精神尚算清醒。眼睛直视前方，没有闪躲，嘴角微微上扬，看上去像是轻轻一笑。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笑脸照”。

旁边有人忍不住问：“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他据说回了一句：“不笑，难道哭吗？”

这句话，不需要过多修饰，就足够说明他的态度——既不是装作无所谓，也不是极端激愤，而是一种已经看明白形势后的冷静。他知道自己难以幸免，也知道这一切背后，为的是封杀工人运动的核心人物。但在镜头面前，他还是选择留下一张尽量体面的脸。

行刑地点在上海北郊的一处刑场。1948年9月30日这一天，押解车从羁押地出发，沿途戒备森严。那时，离新中国成立还有一年多，但在上海，战争的阴影已经笼罩，民心浮动，国民党当局对反对力量的打击越来越严厉。

在刑场上，执行过程根据当时记者、工作人员的回忆，并不简单。在枪声响起后，王孝和并没有立刻死亡，身体还出现反应，场面一度显得混乱。执行人员随后采取了补救手段，用更粗暴的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过程细节各方资料略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行刑并不“干净利落”，相当残酷。

现场有记者在场，其中马庚等人后来写下了关于这次行刑的报道，文字中对刑场情形有所描述。这些记录，使得王孝和之死，并没有在黑暗中悄然无声，而是以某种方式，传入社会视野。当时的一些报纸对此有所报道，引起部分读者的震动。

一个24岁的青年工人，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从个体命运看，令人唏嘘。从更大的范围看，这则是1940年代上海工运骨干所付代价的一个缩影。和他同类的，还有不少名字湮没无闻的工人，同样在秘密审讯和刑场中倒下。只是，王孝和因为“停电事件”和“笑脸照”，被更多人记住。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被执行死刑2天后，人们在报纸上看到的，不只是冷冰冰的“判决执行”通知，还有记者口述的现场片段和照片——暴露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死亡，更是触目惊心的镇压方式。

五、狱中家书与解放后的影像：一位烈士的“余生”

在被押解、审判和等待行刑的间隙，王孝和曾写过几封信。对象有狱友，也有家人。文字不算华丽，却有一种朴素的坚决。有的信里，他劝同伴不要轻易动摇：“能撑住，就撑住，多撑一天，外面的同志就多一分机会。”有的内容，则是对妻子的叮嘱，让她照应好孩子，日子再难也不要失了志气。

这些信件在当时不可能公开，只能在小范围内传阅或保存。对忻玉瑛来说，每一封信都是刀割一样的疼。她没读过书，有些字要让人帮忙念，但大意听懂之后，她往往沉默半天，不说一句话，只是把纸折好，反复收进箱底。

1948年10月24日，他的小女儿王佩民出生。这一天距他遇害，已经过去近一个月。孩子一落地，就没有父亲，名字里的那个“民”字，像是时代给这个家庭打上的烙印——人民尚未真正做主，小人物的命运却早早被时代裹挟改变。

1949年上海解放后，形势开始根本性转变。地下党转为公开工作，曾经被追捕的工运骨干，有的走上台前，有的已经牺牲。对那些牺牲者，新的政权给予了“烈士”的正式称号，并安排追悼和纪念活动。

1949年11月5日，上海方面为包括王孝和在内的烈士举行追悼大会。会场上，摆放着烈士遗像，花圈环绕，人群肃立。那张曾经在刑场前拍摄的“笑脸照”，成了他的正式遗像。不同的是，这一次，它不是作为惩罚档案的一部分，而是被庄重地安置在追悼会的中央。

在唐山路的国华殡仪馆，他的遗体得到安置和告别。对当年目睹行刑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迟来的矫正——曾经被当作“罪犯”处决的工人，如今被社会以烈士的身份铭记。对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来说，这种身份上的转变，无法弥补亲人缺席的现实，却让这段牺牲有了明确的历史定位。

此后几十年里，关于王孝和的记忆以不同方式被保存下来：回忆文章、工人运动史料、纪念册、烈士陵园的碑文。1994年9月30日，在上海，一尊王孝和塑像正式竖立。塑像中的他，身着工装，目光平视前方，既有工人的朴素，也有某种坚定的象征意味。

从1924年到1948年，再到1994年，这个名字跨越了七十年的时间，被不断提起。有人可能会问：一个24岁就牺牲的工人，究竟留下了什么？从物质角度看，留下的不多——几封信、一张照片、一座塑像。从精神层面看，他代表的是一类人的选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最紧张的时刻，敢把手伸向掌控城市命脉的开关，用自己的生命作筹码。

在上海工人阶级的群像中，这样的代表人物并不只有他一人。但因为杨浦发电厂这条线索，因为停电事件的影响力，因为那张临终“笑脸照”的强烈对比，他的故事被更多地讲述。

如果把王孝和的经历和当时的时代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颇为清晰的逻辑链条：外资工业扩张下工人阶级的贫苦出身，促使他在青年时期接触革命思想；工厂岗位上的技术优势，使他有能力发起有震撼力的工人抗议；国民党当局以特务系统和特别法庭为工具，施用酷刑和秘密审判，以防这类行动扩散；而牺牲之后，新的社会制度以烈士身份对这类人物予以肯定，将其纳入工人运动的历史记忆中。

这样来看，那张“笑脸照”背后承载的，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勇气或性格，而是一个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抗争印记。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所有工人都选择沉默和退让，上海的工人运动不会有那样的烈度；同样，如果没有像他这样的人不断出现，后来许多制度性的变化，也难以在工人阶层内部扎根。

王孝和的一生，时间极短，节点却极密。他从锅炉房工人的儿子，走到发电厂工会骨干，再走到特别法庭的被告席，最后躺在刑场的泥地上，留下来的是一条清晰的轨迹：出身——觉醒——行动——镇压——牺牲——纪念。每一个环节，都密切嵌入到20世纪40年代上海这座城市的社会结构和政治风暴之中。

他的故事，既是一个个体的命运，也是那个时代工人阶级抗争与付出的具体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