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最近，我和同事与一群刚完成大学一年级学业的学生交流，话题是如何把人工智能作为研究工具使用。这些学生都很有才华，也很有想法。
我问了一个看上去似乎无关的问题：“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在高中时作弊过？”大多数学生都举起了手。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他们看起来既不尴尬，也不羞愧。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向学生提出这个问题。每一次，结果都大致相同。等学生走进大学课堂时，许多人早已接触过作弊，并且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这样做“有道理”，比如在成功压力之下。
需要说清楚的是：人工智能并没有制造这一代学生的学术不端问题。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早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就已存在，而且根源更深。
许多大学生诚实且勤奋。但也有一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习惯了美国高中里的学术不端行为。教育心理学学者埃里克·安德曼2018年写道：“学术作弊在美国各类高中都很普遍。一项大型全国性研究的数据显示，51%的高中生承认自己在考试中作弊过。”
而在宾夕法尼亚州一所高中，2018年一项校内调查的100名受访者中，有90人“承认至少有一次在某种学校作业上作弊”。
他们也可能知道作弊是错的，却用“别人都这么做”或“老师没有尽责”来为自己辩解。还有一些学生可能并不完全明白，在不同情境下什么才算作弊，或者并不认为自己的做法属于作弊。
这种思维方式会让那些偶尔作弊的学生不把自己视为“作弊者”。社会学家格雷沙姆·赛克斯和戴维·马察把这种倾向称为“中和技术”。也就是说，人们会借助自己内化的世界观，为明知错误的行为寻找正当性。
2020年一项针对840名大学本科生的研究发现，其中32%的人曾以某种方式在考试中作弊。像我这样的大学教授，如果怀疑学生作弊，可能会倾向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试图通过改变评价学生的方式来解决作弊问题。
例如，《华尔街日报》2025年报道称，全国各地的教师正在放弃写作作业，因为学生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完成这些作业，转而恢复课堂测验和考试。
在哈佛以及其他学校，违反作弊规定的学生可能面临从课程不及格到被开除的后果。但许多教师并不会把作弊事件上报给负责执行这些规定并作出处罚的管理人员。
很少有高校建立起系统的学术诚信课程，把作弊视为一种习惯，并在学生四年的大学教育中持续加以矫正。作弊和其他坏习惯一样，只能通过长期、渐进的方式来戒除：既要有支持性项目，也要在学生被发现时施加明确而严厉的后果。
2014年至2018年间，俄亥俄州立大学上报的学术不端案件增加了57%。这很可能仍是低估，因为大多数相关案件并未被上报或调查。
麦克劳克林写道：“改变这项政策，清楚表明这所学校并不信任我们能够学会做一个有诚信的成年人。这很令人难过。也许，这也合乎情理。也许，我们并不配得到这种信任。这就更令人难过了。”普林斯顿大学最近也放弃了实施133年的考试不监考禁令。
我并不把自己的学生看作作弊者，也不愿用那种会把教学变成执法活动的怀疑眼光看待他们。但我和我任教的学院都有责任承认，学生在养成良好学术习惯方面需要大量帮助。
除非高校承认这些事实，否则几乎不可能遏制作弊的普遍蔓延。教师可以先从在课程中持续引入学术诚信讨论做起，并引导学生思考：他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否愿意靠走捷径、钻制度空子来生活。只有这样，高校才有希望建立起托宾所说的学生“对学术诚信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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