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纬咨询贝哲民：能否用AI重塑经济将是亚洲经济体“胜负手”｜直击夏季达沃斯

地缘政治的裂痕、突发的“黑天鹅”事件、人工智能（AI）技术的突飞猛进，多重因素正在重塑亚洲的贸易版图和产业链。

6月23～25日，2026年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即“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奥纬咨询董事合伙人、奥纬论坛亚太区主管合伙人贝哲民（Ben Simpfendorfer）在论坛期间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过去二十年的经验对于未来十年的参考价值已有所降低”，亚洲增长正在出现新范式。

他解释称，新的范式核心在于各经济体能否抓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窗口期，尤其是能否用AI重塑自身的产业基础、缓解劳动力短缺。这将决定未来五年的赢家与输家：“有些国家会成功，有些国家可能会觉得吃力，这就会带来经济增长差距扩大的风险。”

同时，随着各国更紧迫地推进能源转型，贝哲民表示，中国在能源市场上的重要性将进一步上升。中国在新能源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意味着未来十年里可以向地区内其他经济体出口相关技术。

地缘政治重塑亚洲产业链

第一财经：在过去几个月中，亚洲的高管对地缘政治风险的讨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除了普遍的焦虑之外，他们具体聚焦于哪些经济层面的担忧？

贝哲民：能源供应是当前的核心关注点。全球能源版图正在被重写，我们无法再回到一年前的格局。当前，亚洲高度依赖中东的能源供应，一些亚洲经济体的通胀率抬升了几个百分点，特别是菲律宾，其通胀率已接近令人担忧的5%的水平。

目前的风险在于，当下的冲突或不稳定性将以某种形式持续下去——局势时好时坏。作为应对，能源供应商和买家将会重塑能源供应链。例如，海湾国家将投资建设输油管道，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样，亚洲的能源买家将投资于非油气技术，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

这不仅意味着确保当下的能源供应，未来也要有能替代传统能源的技术。中国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对从电动汽车、光伏电站到电池组等一系列技术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这些技术最终都将降低一个国家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同样，在未来十年里，这也将为中国向该地区其他国家出口这些技术带来巨大机遇。

第一财经：在当前背景下，你对亚洲地区未来半年的经济增长抱有何种看法？

贝哲民：可以说是喜忧参半。乐观是因为北亚地区有潜力实现超预期表现。原因在于，北亚经济与人工智能周期以及数据中心投资的关联度极高。过去几个月，中国的出口实现了双位数增长，这部分是因为中国正在为全球数据中心的建设潮提供支撑。

尽管美国买家在一年前可能还试图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但现在他们正在重新转向中国，因为从印刷电路板（PCB）、钢材到用于数据中心更复杂的零部件，其他地方根本没有替代供应。韩国和日本也同样从中受益。

相反，东南亚则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由于东南亚生产更多大宗商品属性的产品（从原材料到消费电子产品），因此它们更容易受到消费周期下行和高通胀的冲击。相比之下，我更担心东南亚的经济前景。

第一财经：由你主笔撰写的《亚洲 2030：新增长策略蓝图》报告中提到，亚洲地区“过去20年的经验将无法对未来十年提供指导”，那新的增长范式是什么？

贝哲民：新的范式核心在于各经济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必要性。旧模式依赖于通过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来拉动增长，但在当前这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效，因为人口正在老龄化，且可利用的资本总量也较过去有所减少。

东南亚的解法是将更多资本引导到生产率更高、附加值更高的部门，例如从先进制造业到生物制药领域；北亚则需要额外加上一个维度，即利用AI重塑经济与工业基础，以提高效率、缓解劳动力短缺。这将大幅提升生产率，也是各经济体在未来五年面临的核心挑战。

企业和投资者则需要将目光投向未来五年的长期趋势，而不仅仅是接下来的六个月。他们必须识别出哪些国家能够在一轮周期中生存、繁荣并成功实现更高的生产率，进而向这些国家分配更多资本，并在当地布局深耕。

第一财经：报告还提到了“中国-东盟走廊”经济规模的逐渐拓宽，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是生产成本，还是中国正在向价值链上游迈进？

贝哲民：两者兼有。中国正迈向价值链上游，即愿意逐步退出某些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领域。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有走出国门、发展成为真正跨国企业的强烈意愿。真正的跨国公司会在多个国家建立生产基地，直接供应当地市场。因此，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和南亚进行投资，以此作为面向全球出口的基地。

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并且作为高度先进的制造中心，依然是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的主要立足点，但中国的跨国公司仍会继续扩大其全球版图。这一战略转型让东南亚地区大为受益，并有力推动了中国与该地区之间贸易流量的持续增长。

AI泡沫与多极格局

第一财经：美商务部此前限制了Anthropic部分模型的海外使用权限。这促使了其他经济体（如欧盟和英国）更积极地推进AI自主策略。未来的全球AI格局是否会出现多极生态？

贝哲民：可以预见的是，各国政府未来将会越来越倾向于集中力量开发属于自己的本土化软件模型，并可能将中国的开源模型作为最初的研发基础。这种做法在本质上与确保能源供应或其他关键战略投入的国家主权并无二致。

至于这些独立尝试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目前还很难定论。全球AI格局大概率仍将由美国和中国的基础大模型共同主导，同时伴随着越来越多第二梯队（即国家主权层面）模型的兴起。

第一财经：中国正深入推动“人工智能+”行动。如何看待这种基于应用层面的发展路径？

贝哲民：我对中国的“AI+”战略感到非常兴奋。用人工智能重新改造国家的工业基础，很可能会成为未来五年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这主要是因为它能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以制造业为例，将AI应用于优化工厂布局、物流网络以及材料生产以提升效率，将使中国制造具备更强的成本竞争力。此外，这也将推动中国制造不再仅仅依赖低成本的大宗商品进行竞争，而是向真正的价值创造迈进。我认为这是未来竞争力的巨大源泉。

另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领域是医疗健康。在任何国家，医疗体制的改革都极其困难。然而，AI的应用（例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AI驱动的身体扫描和预防性健康诊断）能够显著降低重病发病率并缓解行动不便等问题。由此带来的医疗总成本的降低和政府财政支出的缩减，代表了中国“AI+”战略一个非常强大、却常常被低估的优势。

第一财经：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市场目前对AI资本支出的热情依然高涨并愿意为此支付估值溢价。在“AI泡沫”论的背景下，这是否有些矛盾？

贝哲民：所谓的“AI泡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投资者目前仍寄望于AI最终能够创造出与其当前市场估值相匹配的商业收益，尽管这一结果现在还无法打包票。未来依然存在潜在的结构性冲击。例如，中国在开发低能耗AI模型方面的成功可能会颠覆这一领域。相反地，最终的事实也可能是消费者或企业并不愿意为高昂的AI服务全额买单。

因此，尽管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但这项底层技术是真实存在的，而投资者只是不想错失这班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