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不是“无偿奉献”，离婚时有权主张经济补偿

陕西浩公律师事务所 妇女权益保护专栏 文章/张佳琦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第1088条首次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2025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正式施行，第二十一条进一步细化了补偿标准。

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结合真实案例与法律条文，为广大妇女群众厘清离婚家务劳动补偿的维权要点。

一、法律规定的变化与进步

我国对家务劳动价值的法律认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首次引入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但附加了一个极为苛刻的前提条件——夫妻双方必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然而，在中国绝大多数家庭中，夫妻实行的是法定共同财产制，这意味着该条款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几乎形同虚设。

2021年《民法典》正式实施，第1088条规定删除了原《婚姻法》的前提限制，明确规定“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

这一修改意味着，无论夫妻实行何种财产制度，只要一方承担了较多家务义务，离婚时均可主张经济补偿。然而，《民法典》第1088条仅确立了制度框架，对于“负担较多义务”如何认定、补偿数额如何计算，并未给出明确标准。司法实践中，各地裁判尺度不一，补偿金额普遍偏低，甚至出现了"十年家务换两万"的尴尬局面。

2025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正式施行，其中第二十一条首次细化了补偿数额的确定标准：“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负担相应义务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对双方的影响以及给付方负担能力、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确定补偿数额。”其中，“对双方的影响”将付出方的“隐性损失”与获益方的“人力资本增值”纳入考量，为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指明了方向。

二、典型案例分析：从“举证不能”到“权益兑现”

案例一：刘某珍离婚案

2025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四批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其中刘某珍离婚纠纷案尤为引人注目。

刘某珍于1995年与康某卿结婚并育有一子。自儿子五岁起，康某卿便外出务工，此后很少回家。在长达2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刘某珍独自承担起照顾生病公婆、抚养教育孩子、打理家庭生意的全部重担。2016年和2018年，康某卿两次起诉离婚均被驳回。2021年，康某卿第三次起诉离婚。刘某珍在诉讼中明确要求经济补偿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但因未能提交相关证据，法院以“举证不能”为由，判决准予离婚，但未支持其经济补偿请求。刘某珍几乎“净身出户”，生活陷入困境。

检察机关介入后，通过行使调查核实权，查明康某卿长期与刘某珍分居、未支付抚养费、刘某珍独立抚养儿子并承担相关费用等事实，综合认定刘某珍对家庭负担了较多义务，依法向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议。最终，刘某珍获得经济补偿8万元。

这一案例深刻揭示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核心问题：不是付出不够，而是证据不足。家务劳动发生在家庭私密空间，当事人基于对婚姻的信任，不会刻意留存证据。一旦婚姻破裂，“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便成为维权路上的第一大困难。

案例二：马小莉离婚案

2024年3月，36岁的马小莉因夫妻感情破裂，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霍城垦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在过往16年的婚姻生活中，马小莉几乎全职在家。馒头三天蒸一次，一锅约12个；饼两天烙一次。新疆人喜好面食，中午要吃手擀面，晚上要吃饼。哪怕她下午要出门，也得先做好晚饭再走。一家六口的衣服要用那台不灵光的半自动洗衣机洗，三个卧室、两个卫生间、电视和冰箱每天都要擦一遍。“日复一日，她做的每顿饭都是家务劳动的证据，但洗完碗，证据又消失。或是洗好衣服挂满阳台，证据产生；晾干了收起来，证据又消失。”审理该案的法官冶文贵如此描述。

如果不是律师提起，马小莉根本不知道有"家务劳动补偿"这一规定。最终，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时间、马小莉在家务劳动中的付出等因素，判决男方支付经济补偿5万元。

案例三：天津河西区小丽离婚经济补偿案

2025年3月，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女方自孩子出生后便辞职在家，在抚养子女方面负担了较多义务。离婚时，她诉请丈夫支付10万元经济补偿。法院综合考量其投入家庭劳动的时间等因素，最终判决补偿2万元。“2万元”与“5年全职付出”之间的巨大反差，刺痛了公众神经。有网友算了一笔账：2万元分摊到5年，每年4000元，每月333元，每天不到11元，连一个钟点工的时薪都不到。这一判决虽然合法，却让人们质疑：家务劳动的价值是否被严重低估？

同样是2025年，另一起案件则展现了司法的进步。胡女士在离婚诉讼中提出5万元家务补偿请求，法院通过调解，最终将金额提升至25万元。

虽然该案系调解结案，不具有普遍约束力，但释放了一个积极信号：司法实践开始重视婚姻中非经济贡献的量化评估，家务劳动补偿的数额正在从“象征性”走向“实质性”。

三、离婚经济补偿面临的维权困境

尽管法律不断完善，但家务劳动补偿在司法实践中仍面临三大困境：

第一，举证难。扬州大学法学研究生陈学珍在2024年的一项研究中，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筛选出241份涉及家务劳动补偿的样本案件，结果显示：法院全部支持的仅8件，部分支持的101件，不支持的127件，总体支持率仅为45%。不支持的主要原因，正是“举证不能”。家务劳动具有私密性、日常性和无形性。打扫卫生的痕迹会被下一次灰尘覆盖，做好的饭菜吃完便不复存在，对孩子的关心更是无法留下物证。更棘手的是，涉及照料对方父母时，老人可能出于偏袒自己子女的心理，不愿出庭作证或不如实陈述，导致举证难上加难。

第二，标准模糊。《民法典》仅规定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但未给出补偿数额的计算标准。在《解释（二）》出台前，各地法院自由裁量，补偿金额从3000元到30万元不等，其中1万至5万元的案件最多。有法院为全职妈妈10年的家务付出判决补偿2万元，网民一算，每天不到6元。

第三，观念滞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家务劳动被视为女性的“天职”而非劳动。部分当事人甚至法官认为，既然已经分割了夫妻共同财产，就不应再额外补偿。这种观念忽视了关键一点：家务劳动补偿是对“隐性付出”的独立评价，与共同财产分割并行不悖。

四、律师建议

面对举证难、标准模糊的现实，妇女群众应当如何有效维权？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增强证据意识，日常留存"生活痕迹"。在抚育子女方面，保留孩子生活、学习的照片和视频；保存陪同就医的挂号票据、病历、诊断报告、医药费票据；留存家长会签到表、班级群聊天记录、接送记录等；照料老人方面，保存为老人购买的衣物、食品、药品照片及发票；留存陪同就医的诊断报告、陪床信息、医药费支付记录等；家务劳动方面：保留家庭开支记账本、采购小票；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固定对方认可家务贡献的证据；必要时可拍摄家务劳动视频。

第二，寻找证人证言。邻居、亲友、社区工作人员、孩子老师等，均可作为证人证明长期家务付出。在刘某珍案中，检察机关正是通过调查核实，查明了相关事实。

第三，法律明确规定，家务补偿请求必须在离婚时提出。协议离婚的，应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补偿金额和支付方式；诉讼离婚的，应在起诉状或答辩状中明确提出该项请求。法院不会主动适用该制度，离婚后单独起诉主张补偿的，法院不予受理。

第四，综合主张权利。家务补偿可与以下权利同时主张：一是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二是如果对方存在重婚、家暴、虐待遗弃等过错情形，可主张离婚损害赔偿；三是如果离婚后生活困难，可依据《民法典》第1090条请求对方给予适当经济帮助。

第五，寻求多方帮助。如果自身举证能力有限，可向当地妇联、居委会、司法所求助，申请调解或协助调查。在刘某珍案中，正是检察机关的介入，才打破了“举证不能”的僵局。

五、结语

家务劳动，是婚姻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付出，却也是维系家庭运转不可或缺的基石。从《民法典》第1088条，到《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细化补偿标准，法律正在逐步构建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可体系。然而，制度的完善不能一蹴而就，观念的更新更需要时间。

笔者想对每一位在家庭中默默付出的女性朋友说：你的劳动有价值，你的付出应被看见。离婚不是人生的终点，但放弃维权可能让你失去重新开始的底气。请记住，法律赋予了你主张家务劳动补偿的权利，而你需要做的，是在婚姻存续期间留存证据、在离婚时主动主张、在困境中寻求帮助。

让家务劳动从“无偿”走向“有偿”，这不仅是对个体权益的维护，更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捍卫。婚姻的本质是合作，合作的前提是平等——而真正的平等，始于对每一份劳动价值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