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每天用AI的人都在喊管管AI，这到底是怎么了？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你走进医院，准备跟医生聊聊最近一直困扰你的腰痛问题。但坐下来后，对面不是穿白大褂的医生，而是一块显示屏，上面跳出一行字：“请描述你的症状。”你会不会心里一紧，想说：“等等，我还是想跟真人说话。”

你不是一个人。一项最新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美国人——超过70%——希望在医疗、法律、教育和政府办事这些场景里，保留跟真人打交道而不是AI的权利。更有意思的是，支持这种“人工介入权”的人，跨越了党派界限，也跨越了“AI老手”和“AI小白”的身份区别。连那些每天用AI、对AI态度很积极的人，也想要监管。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认知神经科学家、该校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研究所成员克里斯托弗·霍尼说：“这次新民调里让我们惊讶的是，AI的日常用户，以及对AI持积极态度的人，也想要监管。”

这就有意思了。通常我们会觉得，一件事你越了解、越常用，就越不会害怕它。但AI显然不是这种情况。用得多的人，反而更清楚它哪里需要被管一管。就像你如果每天开车，会比从来不开车的人更知道哪个路口缺个红绿灯，哪段路需要限速。不是讨厌车，而是知道车这件事的危险边界在哪。

这项调查在今年4到5月进行，询问了超过2000名美国人对AI的看法。他们的问题包罗万象：你对这技术整体感觉如何？在个人生活和工作场合你有多信任它？以及，你支不支持全国各地正在考虑的那些新法律？

我们先看整体情绪。美国人对AI的态度可以说是“三足鼎立”：约三分之一持正面看法，三分之一持负面看法，还有三分之一是混合情绪——既期待又担心。但这种整体态度，在“用得多”和“用得少”的人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在熟练的AI日常用户中，80%对AI感觉积极；而在只在少数场合试用过AI的人里，这个比例只有24%。

说人话就是：你让一个天天跟AI协作的人打分，他可能会打8分、9分；你让一个只在朋友推荐下玩过一次AI画图的人打分，他可能只打3分、4分。亲身体验的深度，直接影响了感受温度。

年龄也是个有意思的切割维度。18到29岁的年轻人里，41%对AI拥有整体正面的看法；而6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这个数字只有18%。但与此同时，年轻人也更明显地感受到一股“不用不行”的压力。在18到29岁的职场人士中，近50%的人表示感受到了在工作中使用AI的压力，而在60岁以上群体中，这一比例约为20%。

这里就浮现出一种微妙的双重心境：年轻人既是对AI最乐观的一群人，又是最被逼着往前跑的一群人。他们可能是公司里最早被要求“试试用AI做这个”的那批人，也是最能看见AI好处的那批人。乐观和压力，同时压在同一个群体身上。

党派立场在这件事上倒是没有形成多大的分裂。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AI的整体感受是相似的。这一点本身就不寻常——在一个政治意见常常尖锐对立的环境里，对一项技术监管的态度能够跨党派趋同，说明这背后不是意识形态驱动，而是某种更基本的共同诉求。

这种共同诉求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数据。

在“人工介入权”这项主张上，美国人的态度堪称鲜明。79%的人在医疗护理场景中希望与真人打交道，76%在法律程序中希望如此，74%在教育场景中也持同样态度。注意这些数字都很高，而且都是涉及“对人影响深远”的领域。当你需要判断你的病情、决定你是否有罪、教你孩子知识时，人们本能地希望对面坐的是一个能承担责任的、有体温的人，而不是一个概率模型。

除了“有权选择不跟AI对话”之外，美国人还对隐私保护和AI透明度的监管表达了强烈的支持。75%的人希望在跟AI互动时被告知——也就是说，当你拨通客服电话、进入在线问诊、或者收到一段文字回复时，你得知道对面是不是AI。73%的人支持禁止AI使用个人的面部和声音。68%的人希望AI生成的图像和视频被打上标签。

这三个数字放在一起，其实在说同一件事：人们不希望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AI“处理”。你可以用AI，但得告诉我你在用。你不能偷偷用我的脸和声音去做我不知道的事。你产出的内容，需要标注出来，不要混在真实信息里让我自己去分辨。本质上，这是在向技术要知情权。

调查还细致地追问了一个问题：对于不同类型的任务，你有多信任AI？结果呈现出一种很清晰的“信任阶梯”。

在“查找事实信息”这件事上，67%的人表示“比较信任”或“非常信任”AI。这是所有任务里信任度最高的一项。往下走，“创作艺术或音乐”获得了57%的信任度，“报税”42%，“管理退休金”33%，“做同事”32%。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规律：越是客观信息处理类的、不涉及重大个人后果的任务，人们越放心交给AI。查个资料，行，错了无非再搜一次。搞个创作，行，作为一种工具参与你的灵感过程。但是一涉及到钱、退休保障、职业关系，信任度就开始急剧下降。

然后我们看低信任区。63%的人“不太信任”或“完全不信任”AI提供医疗建议。69%的人对AI教授高中课程持不信任态度。到了决定法庭案件，这个数字飙到了81%。自动驾驶汽车也不乐观：76%的人不信任AI开车。

这条信任阶梯的底层逻辑其实挺清晰：人们不信任AI的，不是它的计算能力，而是它在复杂、高利害、充满价值判断的场景里做决策的能力。查事实，AI是比人更快翻阅海量信息的工具。但当一个高中生问“老师，人为什么要读诗”，当一个被告站在法庭上面临自由与否的裁决，当一辆车需要在紧急情况下做出选择——这些场景里，人们期待的不只是“信息处理”，而是责任承担、伦理判断、情感回应。这些东西，人们目前不愿交出去。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宏观担忧：大约每10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6个认为，AI在未来十年会加剧社会不平等。这个数字指向一种更深的焦虑——不是“AI会取代我的工作吗”这种个体层面的担忧，而是“AI会不会让资源和权力更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这种结构性的不安。

顺着这种担忧，调查还触及了一个更具体的政策设想：“数字分红”。简单解释，就是对大型科技公司征税，然后用这笔钱每个月给每个美国成年人发放一小笔现金。调查中，这一设想获得了广泛支持。

这种“向技术公司收费、向全民分发”的思路，在经济学讨论中有过不少争论，但它在民意层面能够获得跨群体认同，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人们隐约感觉到，AI带来的收益并不是均匀洒向所有人的，它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可能在拉大某些差距。而“数字分红”这种想法，不管最终可不可行、效果如何，至少在情绪上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分享红利、对冲风险”的想象出口。

回到我们开头的那个场景。当你在医院里想跟真人说话的时候，你的需求表面上是“要一个真人”，但背后其实是：我希望有人能真正理解我、能为我做的决定负责、能在我表达模糊的时候追问一句“你说的是哪种疼”。这些，目前的技术还不能做到——至少不能让人放心地认为它做到了。

这项调查能给我们的真正启发，或许不在某个单一数据的绝对值，而在于它所呈现出的那种整体心理图景：即使是AI最热情的用户，也没有变成“技术至上论者”。他们知道这个工具能做什么，也知道它不能做什么。他们希望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保留选择的自由——选择面对一个能承担责任、能共情、能被追责的人类。

这种态度，与其说是“反技术”，不如说是一种成熟的“与技术共存”的姿态。一个成年人对待强大工具的方式，不是全盘拥抱也不是全面拒绝，而是知道它在哪里好用，在哪里不行，在哪里需要一道护栏。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用这种方式看待AI。而监管，在他们眼里不是阻碍，是护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