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学坛 | 现代医学在近代中国的“知识旅行”（下）

随着“西医东渐”，现代医学在近代中国展开了一场“知识旅行”。上海市社科规划优秀课题“现代医学术语入华‘旅行’的历时性研究”（2022EYY008）指出，现代医学的“知识旅行”起步于关键术语的生成，历经关涉核心概念的话语协商，最终实现系统性的知识形塑。这对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具有重要启示。

原文 ：《现代医学在近代中国的“知识旅行”》

作者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缪蓬

图片 |网络

[前文详见2026年6月23日二条推送]

#3

当新概念与旧传统相遇

以译名形式登场的新术语，连同其所承载的现代医学新概念，随即与中国本土的旧传统相遇，展开了不同形式的话语协商。以急性传染病概念“疟疾”为例，19世纪上半叶曾有“发冷”“发热”“往来寒热”“打摆子”“疟病”“瘴气”等诸多译词；进入19世纪下半叶，则主要与含“瘴”“疟”二字的系列名词对译，例如“山岚瘴气”和“疟症”。“瘴气”和“疟”本是传统概念，正如章清所言，中国所接纳的西学知识自始便带有中国元素，而引自西文的“疟疾”则是翻译概念，两者的相遇引发了中西医学间的张力。

1930年前后，中医曾借疟疾病因论对西医提出质疑。例如，朱振声在《长寿周刊》撰文批评“金鸡纳”常常失效，认为其“皆误于西医疟疾由传染疟菌之说而起”。西医的反击则更为直截了当。在刊于《医学周刊集》的《疟疾浅说》一文开篇，译述者便批评中医对该病的理解，指出其病因“非如我国旧医所谓风寒暑湿之所致，亦非妖魔鬼怪之为祟，更非饮食不洁饮食之所得，或沐浴污水及嗅闻浊气之所来；是为疟虫传染人身为害使然”。

然而，冲突只是话语协商的一种形式，且未必有助于概念传播。适逢民国初期“中西医汇通”思想兴起，将中西医疟疾病理相贯通的“权宜之计”应运而生，话语协商由此呈现出融合的新形态。黄祖裳在《自强医刊》撰文指出：“疟疾之病理，中西两说俱同，不过名词之不同耳。”《上海医报》“疟疾专号”刊发的《疟疾之中西谈》一文亦提出：“中医言疟由于外邪，西医言疟由于疟菌；中医言疟邪留于营分，西医言疟菌侵入血中；言论虽不同，其学理则一也。”这种互动形式为新概念的传播带来了更多可能。

与之类似，早在20世纪初“细菌”概念引介之时，传统医家便尝试在本土“虫”概念与西医“细菌”概念之间架设认知的桥梁。当时刊于《中西医学报》的一文称：“中医曰邪气，西医曰微生物，持说虽异，理亦相通。”当新概念与旧传统相遇，其结果并不一定是前者迅速将后者取代。相反，“传统”与“现代”交融并逐步进行知识建构的例子，在现代医学的这场“知识旅行”中屡见不鲜。这对当下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应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4

知识的形塑与翻译的“隐身”

现代医学的“知识旅行”，起步于关键术语的生成，历经关涉核心概念的话语协商，最终实现系统性的知识形塑。可以说，这场“旅行”正是源于地方性知识的现代医学在遥远东方的迁移与“再生产”。如今看来，其结果确实改变了中国的医学格局。值得关注的是，“西医东渐”以及此后现代医学成为中国的主流医学，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医学理论、教育和实践就此全盘“西化”。与之相反，在系统医学知识逐步建构、系统医学学科随之确立的过程中，遍布着中西医学的对话：在译名选择中，既有新造词，又有日译词，更有一批传统词经历“再造”；在概念释解中，话语协商呈现出“本土”和“外来”的冲突与互融；在知识形塑中，本土学说与西方理论交织共生。在上述对话中，语词、概念与知识的翻译无处不在。

然而，在过去学科史、知识史与技术史等门类的叙事中，语词的产生、概念的传播以及知识的迁移往往被视为自然发生的现象。换言之，翻译在“知识旅行”与学科建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长期遭受冷落。翻译的这种“隐身”不同于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所批判的“译者的隐身”，无法仅通过“异化”的翻译策略来修复，而是需要我们循着翻译的脉络重审学科史，同时透过学科的视角重写翻译史。医学史上的“知识旅行”，恰为翻译在学科知识形塑中的出场提供了历史契机，让翻译从幕后走到台前，进而迈向学科史舞台的中央。由此，我们看到的历史不再是“现代”对“传统”的单向改造，而是不同知识体系在翻译中相遇、协商与共生。这或许才是“知识旅行”带给我们的最为重要的启示。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06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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