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时候,一位六十七岁老人从南洋回来给抗日军队送东西。在重庆待了两个月,每天被拉着去吃宴席,山珍海味吃到了反胃的程度。
蒋介石对他说:你千万不要去延安。老人不听。
他在延安待了九天,吃了一顿白菜、咸萝卜干、鸡汤的饭。
回到重庆后,他就召开了记者会,并且只用了七个字就说明了中国希望在延安的意思。从此以后他就同国民党分道扬镳了。
陈嘉庚是南洋华侨领袖,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一人就为国家募捐了十五亿元。
他前半生是蒋介石的支持者,但是后来也成为了蒋介石头疼的对手。
陈嘉庚早年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可以用“死心塌地”四个字来概括。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不久,陈嘉庚就认为它是中国正统的中央政府。
他给创办的新加坡《南洋商报》制定了一条守则,拥护南京国民政府。
在蒋介石五十岁生日的时候,陈嘉庚还给蒋介石发了贺电。
陈嘉庚是同盟会的爱国华侨,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身上,认为蒋介石是领导抗战的不二人选。
可惜他看错了。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嘉庚奔走呼号,积极募款汇回国内。
1939年一年,同侨汇回祖国之款达十一亿元,其中捐款约占百分之十,而南洋华侨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仅1938年和1939年两年,“南侨总会”的各地分会共募得一亿四千多万元。
陈嘉庚个人出资购置了一百架战斗机,另外还带队额外捐了一百多架战斗机、二十七辆坦克、一千辆汽车。
在他的倡导下,三千名南洋华侨机工沿着滇缅公路,冒着日军空袭将物资送往抗日战场,超过三成的人将生命永远留在了那条公路上。
陈嘉庚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完全是真金白银的支持,也是拿命去拼的支持。
但是信任正在慢慢的被摧毁。
1939年冬天,蒋介石发出一份关于陕甘宁边区国共摩擦情况的报告,使海外华侨感到十分不安。
各地筹赈分会都纷纷向总会请示意见,建议派代表回去考察。陈嘉庚也很在意这件事情,最后决定亲自带领代表团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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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已经六十七岁了,又怕冷、不会说普通话,本来不想自己去。
但是在筹备回国的过程中多次被国民党所阻挠、破坏,因此他认为只有亲自出马才好。
1940年3月,陈嘉庚以南洋华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到达重庆。
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位“财神爷”,动员了党、政、军两百多个单位几千人到机场欢迎,并且还拨专款八万元用于接待。
八万元等于什么呢?
鲁迅在20年代买一个四合院要花费八百大洋。
当时的八万元可以买八百头牛。
在同一时期,延安根据边区政府的规定,对于贪污五十元以上的官员一律免职,贪污五百元以上者一律格杀勿论。
一对照起来,反差之大令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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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对铺张浪费的行为十分反感。
他在重庆各报上刊登启事说:“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一定要把不必要的应酬节省下来。”
但是声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之后他仍然每天被叫去吃酒席。
全程陪同陈嘉庚访问的侯西反先生,在重庆已经住了六十多天,从没有一天不被请客吃饭,有时一天两次。陈嘉庚对于舌尖上的腐败非常厌恶。
另外一件事情也让陈嘉庚很震惊。
其中有一次宴请的地址选在了嘉陵宾馆。
而这个地方其实是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私产。
陈嘉庚最初并不相信,后来孔祥熙当着他的面承认了这件事,这才让他大吃一惊。
国民政府的官员竟然可以随意地在私人企业的场合举行公开活动,并且还成了官方招待所的选择之一。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那时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了一辆车给陈嘉庚,本来是想给他行个方便。
结果陈嘉庚发现这个派来的司机居然敢虚报冒领工资,沟通无果之下只好辞退了他。
几天之后换了个司机,来的人却还是老一套,每天都要多给五元茶钱。
陈嘉庚十分感慨。
在重庆官场看不到抗战应有的紧张气氛,满眼都是奢靡享受。
私下里他曾不胜感慨地说:“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营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
把自己全部的钱财都捐献给抗战的人,看到自己的钱被这样浪费,心中会有一种失望和愤怒。
陈嘉庚要去北方考察。
把要去延安的消息告诉蒋介石之后,蒋介石为了中伤共产党、制造混乱、阻止陈嘉庚而这样做。
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如果陈嘉庚亲眼目睹了延安的真实面貌,将会给国民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蒋介石的劝阻使陈嘉庚更加坚定了要到延安去的决心。
1940年5月31日傍晚大约五点半左右的时候,陈嘉庚绕过了国民党设置的各种障碍,坐车来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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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萧劲光以及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和其他各界群众三千多人热烈欢迎了他。 给陈嘉庚第一印象的延安和现在的延安截然不同。
欢迎大会是在南门外面的运动场上举行的,所有的人都坐在地面上。
没有豪华的会场,也没有铺张浪费的排场,只有真诚和朴素。
第二天下午,毛主席在杨家岭的窑洞里见了陈嘉庚。
晚饭是在窑洞外面的露天场地上的。
桌子就是一张旧圆桌搭在小方桌上,桌面凹凸不平,铺了几张旧报纸遮掩一下。除了白菜、咸萝卜干外还有鸡汤。
毛主席说鸡汤是邻居大娘家养的鸡做的,本来正下蛋呢,听说有贵客到来,大娘就悄悄地把鸡杀了送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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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吃一顿饭要花八万块钱,延安吃一顿饭就只有一碗鸡汤,两者的差别很大。
陈嘉庚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延安一行使他如拨开云雾见到了青天。
在南洋商界混了半辈子的人遇到什么样的事没见过,能把这件事用几个字概括出来,说明重庆给他的“云雾”有多厚,延安给他的“青天”有多真实。
在延安停留的九天里,陈嘉庚见到许多令他震撼的事物。
在抗大时,看到朱德总司令脱掉大衣跟同学们打篮球,争抢着篮球。
陈嘉庚感慨道:如果没有亲眼见到的话,我是很难相信的。贵党上下同僚之间平等、亲密无间可以做到这样,是非常值得钦佩的。
他对边区的治理情况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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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的县长是由群众选举产生的,群众识字很少,所以用“豆子选举”,即候选人背对群众而坐,在每位候选人的背后放一碗豆子,选民把豆子放到自己信任的人的碗里,碗中豆子多的人就当选。
陈嘉庚听了之后大笑说这是“豆子选举”。
商店都是商民自己开的,政府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三年来新开垦的荒地有三百多万亩。
社会治安很好,没有失业的游民、盗贼、乞丐。官员贪污五十元以下的就要革职,五百元以上的会被枪毙,“犯者无情面可袒掩优容”。
公务员每个月的工资是五元,“即使毛主席的夫人、朱总司令的夫人,也要有工作才能领五元的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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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陈嘉庚有很多次交流的机会,每次都会有很多南洋的学生参加。
进到屋里之后随意地找个位置坐下,畅所欲言,随心所欲。
有一次勤务兵来晚了,看到毛主席旁边的座位上还有空位,就挤过去坐了下来。毛主席看他坐得不舒服就把自己的身子往里挪了一下。
陈嘉庚很惊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里都是看不到这样的事情的。
陈嘉庚了解到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事实:国民党对共产党“歧视日深,阻挠特甚”。
步枪子弹原订每月供八百万粒,如约交付的只有一年,后来屡催不交,迄今已八个月无交一粒。
自抗战以来,共产党未收到国民党一支步枪、一粒大炮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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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所言句句属实,先生如不信,可向国民党行政院要人便知。”
6月8日,陈嘉庚离开延安。
他对延安的同志们感叹说:
“我来往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十五岁了,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回到重庆以后,陈嘉庚被邀请到国民外交协会发表演说,题目就是《西北之观感》。
把在延安所见所闻的具体例子列举出来,说明延安在各个方面都有新的气象。
演讲在重庆受到了很大欢迎。
直接告诉全国人民:延安使我在大雾中看到蓝天,希望寄托在延安。
蒋介石非常震惊,觉得非常丢脸。
一辈子想不明白为什么陈嘉庚去延安后就变了一个人,共产党到底怎么“买通”他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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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简单,共产党并没有买通他,只是让他看到真相。
重庆的浮华与延安的简朴、国民党腐败与共产党清廉、把华侨的钱拿来开宴、一碗鸡汤就请来了远方的客人……
陈嘉庚并不需要被“买通”,只需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1940年12月,陈嘉庚结束回国慰劳后,由云南前往缅甸。
他又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改善滇缅路的路况。
但是蒋介石没有回电。陈嘉庚看透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所以他对蒋介石的态度由原来的“拥蒋”变成了“反蒋”、“倒蒋”。
此后几年间,陈嘉庚对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态度越发明确,最终和国民党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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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共邀请陈嘉庚赴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
1961年时他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七岁。
一个对蒋介石毕生忠心的人为什么会短短几个月之内突然转而站在了另一方?
答案不在陈嘉庚身上,在国共两党身上。
陈嘉庚对蒋介石的失望并不是因为和蒋介石之间有私人恩怨。
相反,他最初就将全部希望寄托于蒋介石身上。
但是两个月的时间之后,在重庆所见所闻使他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已经腐败到极点了。
孔祥熙等高级官员以及基层司机等各级组织都存在假公济私、贪污腐败的行为。
如果政府拿华侨血汗钱去搞排场,而且官员自己也不管自己,又怎么能够带领全国人民抗战取得胜利呢?又怎能实现民族复兴之梦呢?
延安的九天使他看到另一条道路,一个上上下下都是平等的、官兵一致的政权,一个不向群众索要任何东西的政党,一个把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刃上的队伍。
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很危险的。
陈嘉庚是商人,最清楚钱用在什么地方才是对的、什么地方不恰当。他更清楚的是把钱用来宴请人和把钱用来抗战哪个政权更可靠。
有一句话叫做:“得民心者得天下。”
陈嘉庚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他是当时全世界最有钱的华侨之一,也是南洋一千一百万侨胞的领导人。
因此他所改变的方向就会对整个南洋华侨界对国共两党的态度造成影响。
回到南洋向侨胞报告国内的情况后,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同程度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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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拥蒋到反蒋,陈嘉庚用了十二年的时间。
从怀疑蒋到放弃蒋,他的时间很短,不到三个月。
这几个月里,他只吃到了重庆两个月和延安九天的饭。
两顿饭改变了一人一局。
陈嘉庚晚年的时候,蒋介石给了他一根手杖。
陈嘉庚一直拿着自己的手杖,并没有用蒋介石送的手杖。
手杖有两种选择,就像1940年的中国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
他选了自己认为正确的那一条路,再也没有回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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