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根针扎进我手指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十七分。
急诊室的日光灯白得刺眼,我低头看见橡胶手套上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孔,指尖渗出一颗圆滚滚的血珠。病人躺在帘子后面,刚被派出所的人按着抽完血,骂骂咧咧的声音隔着布帘传过来,什么脏话都有。我站在原地没动,看着那颗血珠慢慢变大,顺着指纹的纹路淌下去,滴在白瓷地板上。
吸毒的。针头刚从他血管里拔出来。
我认得那张脸,老熟客了,半年来了四次,回回都是派出所送来的。这次是聚众吸毒被抓,在派出所突然抽搐,怀疑是脑水肿。我给他扎留置针的时候他还在挣扎,两个辅警按着胳膊,我手一抖,针尖偏了,扎穿了他的皮肤,也扎进了我的手指。
“刘姐,你手怎么了?”实习生小赵端着治疗盘走过来。
我把手背到身后,声音比我想象的稳:“没事,手套破了,我去换一双。”
处置室的门关上之后,我靠着墙蹲了下去。手指开始一跳一跳地疼,那种疼很轻,轻得像被蚊子叮了一口,但我的心脏跳得整个胸腔都在震。我摘掉手套,把手指含进嘴里,拼命地吸,血腥味在舌尖上化开,铁锈一样的味道。
吸了大概有两分钟,我把血水吐进垃圾桶,打开水龙头,让冷水冲在伤口上。水流很急,打得手指发麻,我盯着那个针眼,小得几乎看不见,跟平时被纸划的口子差不多。可我知道不一样。
我当了八年护士,职业暴露培训过无数次,流程我背得比谁都熟。冲洗,消毒,报告,抽血,预防用药。每一步都清楚得像刻在骨头里。可那天晚上,我蹲在处置室的墙角,看着手指被冷水冲得发白,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陈晨怎么办。
陈晨是我儿子,今年三岁半。
上个月刚上的幼儿园小班,每天早上送他去的时候都哭,抱着我的腿不撒手,哭得鼻涕眼泪糊一脸。老师说没事,妈妈走了就好了。可我知道他不会好,他从小就这样,黏人,胆小,晚上睡觉一定要攥着我的手指头,攥得紧紧的,半夜醒了摸不到就哭。
我没办法想象,如果我不在了,他半夜醒了摸不到我的手指会怎样。
冷水还在流,手指已经麻木了,我关了水龙头,站起来,腿有点软。处置室的镜子里映出我的脸,白大褂,圆脸,头发扎成低马尾,碎头发掉下来几根贴在额头上。我今年三十二岁,结婚五年,有个三岁半的儿子,老公在工地上做监理,一个月回来两次。
我看起来跟平时一模一样。可我知道不一样了。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门走出去。护士站里小赵在写护理记录,看到我出来抬头看了一眼:“刘姐,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不舒服?”
“没事,可能低血糖。”我从抽屉里翻出一块巧克力塞进嘴里,甜得发腻,嚼了两下就咽下去,胃里翻了一下。“我去趟检验科,你帮我看一下六床的液体,快滴完了。”
我没去检验科。我去了感染科。
感染科在住院部三楼,走廊很长,灯只开了一半,暗沉沉的。值班医生姓周,四十多岁,头发已经秃了一半,看到我进来愣了一下:“刘琳?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
我把手伸给他看,手指还在微微发抖:“周医生,针刺伤,吸毒病人的针头。”
周医生的表情变了。他让我坐下,仔细看了看那个几乎看不见的针眼,然后开始填职业暴露登记表。姓名,科室,暴露时间,暴露方式,暴露源情况。我机械地回答,声音很平,好像在说别人的事。
“暴露源是吸毒人员,HIV、乙肝、丙肝都是高风险。”周医生写完最后一栏,抬头看我,“你现在需要抽血做基线检测,然后根据结果决定要不要吃阻断药。阻断药最好在24小时内开始吃,越早越好。”
我点头。
“你老公呢?要不要叫他来陪你?”
“他在工地上,外地的。”
“那你家里其他人呢?”
“婆婆在家带孩子。”
周医生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给我开了化验单。抽血的时候我盯着那根针扎进自己的血管,深红色的血顺着管壁流进试管,一根,两根,三根。我想起上个月给陈晨打疫苗,他哭得撕心裂肺,我按着他的胳膊,针扎进去的瞬间他浑身都在抖。
化验结果要等两个小时。我回到急诊室继续上班,六床的液体已经滴完了,小赵帮我换了新的。七床的家属在护士站吵,说病人疼得受不了为什么不给打止痛针,我解释说要等医生开医嘱,家属不听,拍着台子骂。我站在那里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等他们骂完了,我说:“我去催一下医生。”
凌晨五点半,天还没亮,我又去了感染科。周医生把化验单递给我,表情比刚才轻松了一点:“基线检测都是阴性,这是好消息。不过不能掉以轻心,HIV有窗口期,你需要在四周、八周、十二周、六个月分别复查。”
我接过化验单,纸在手里轻飘飘的,上面的数据我看不太懂,只看到“阴性”两个字。
“阻断药我给你开了,一天一次,吃28天。这药副作用比较大,可能会恶心、头晕、食欲不振,你要有心理准备。”周医生顿了顿,“按规定,暴露后预防的阻断药需要自费,两千八一个疗程。”
两千八。
我工资一个月四千二,陈晨的幼儿园学费一个月一千五,房贷一个月两千三。老公在工地上做监理,一个月六千,但工地经常拖欠工资,上一次发工资是三个月前。
“能便宜点吗?”
“这是规定的价格,医院已经是最低价了。”
我拿着处方单走出感染科,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来一点灰蒙蒙的光。天快亮了。我靠在墙上,把处方单折了又折,折成一个小小的方块,塞进白大褂的口袋里。
然后我拿出手机,给老公打电话。
响了六声,没人接。我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工地上的作息时间我知道,这个点应该刚起来,可能在洗漱,可能手机不在身边。我给他发了条微信:看到回电话,有事。
发完之后我删了又发,发了又删,最后只留了三个字:回电话。
电话在早上七点十二分打过来的。我刚交完班,坐在更衣室的凳子上换鞋,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老公”。
“怎么了?一大早打那么多电话。”他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背景音里有工地上的机器声。
“你在忙吗?”
“还行,刚开完早会。有什么事你说。”
我攥着手机,张了张嘴。我想告诉他我被针扎了,吸毒病人的针,可能要得艾滋病。我想告诉他我需要吃药,药很贵,两千八。我想告诉他我很害怕,怕得手都在抖。
可我听到电话那头有人在喊他:“张工,来一下,三号楼的钢筋有问题。”
“等我一分钟。”他冲那边喊了一声,然后对我说,“你说啊,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我说,“就是陈晨幼儿园要交伙食费了,三百块,我工资还没发,你那边方便的话转我一点。”
“行,我下午转你。就这事?”
“就这事。”
“那我先忙了,这边催得紧。”
电话挂了。更衣室里安静下来,我坐在凳子上,手里攥着手机,屏幕慢慢暗下去。柜子门开着,里面贴着一张陈晨的照片,是他两岁生日那天拍的,脸上糊满了奶油,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把照片揭下来,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妈妈永远爱你。
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我咬着嘴唇,不敢出声,怕外面的人听见。眼泪滴在白大褂上,洇出深色的印子,一滴,两滴,三滴。我用手背使劲擦,越擦越多,最后干脆不擦了,把脸埋进手掌里,肩膀一抖一抖的。
哭了大概有五分钟,我把手放下来,抽了张纸巾把脸擦干净。镜子里的我眼睛红红的,鼻头也红红的,但表情已经平下来了。我把陈晨的照片重新贴回柜子里,关上柜门,站起来,把白大褂脱了挂好。
我去药房取了阻断药。两千八,刷的信用卡。
药是一个小小的白色瓶子,里面装着二十八颗药片,圆圆的,白色的,跟普通的维生素片没什么区别。我把瓶子攥在手里,攥得紧紧的,指节都发白了。
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早上空腹吃一颗。
第一天吃完药,不到半小时就开始恶心。那种恶心跟晕车不一样,是从胃的深处翻上来的,一阵一阵的,像有只手在胃里搅。我蹲在厕所里干呕,什么都吐不出来,胃酸反上来烧得嗓子疼。小赵在外面敲门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早上吃坏了肚子。
恶心持续了大概两个小时,然后是头晕。天旋地转的那种晕,站都站不稳,我扶着墙慢慢走回护士站,坐在椅子上,眼前的东西都在晃。护士长看到我,皱了皱眉:“刘琳,你脸色很差,要不要回去休息?”
“不用,我坐一会儿就好。”
我坐了十分钟,头晕稍微好了一点,又开始上班。那天是白班,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中间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看着盘子里的菜,一点胃口都没有,夹了一筷子青菜塞进嘴里,嚼了两下,胃里又开始翻。我把菜咽下去,硬塞了几口米饭,然后就不敢再吃了。
这种状态持续了整整二十八天。
我瘦了八斤。
原本我就不算胖,一米六二,一百零五斤,瘦了八斤之后,下巴都尖了,白大褂穿在身上空荡荡的,腰带系到最紧的那个孔还嫌松。婆婆注意到了,问我是不是在减肥,我说不是,最近胃口不好。她没再问,但看我的眼神里有点担心。
陈晨倒是没注意,他才三岁半,不懂这些。他还是每天晚上攥着我的手指头睡觉,攥得紧紧的,半夜醒了摸不到就哭。我躺在他旁边,看着他小小的脸,睫毛很长,嘴巴微微张着,呼吸均匀又绵长。我把手轻轻放在他的后背上,感受着他小小的身体随着呼吸一起一伏。
如果我不在了,他怎么办。
这个问题像一根针,扎在我脑子里,每天都扎,扎得我睡不着觉。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念头转来转去,停不下来。有时候实在睡不着,我就起来,轻手轻脚地走到陈晨的房间,坐在他床边,看着他睡觉。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照在他脸上,小小的,安静的,像个小天使。
二十八天的药吃完之后,恶心的症状消失了,但失眠还在。我去医院复查,抽血的时候手还是在抖,跟第一次一样。等结果的那两个小时,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两个小时。我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子上,看着对面墙上的健康教育宣传画,上面写着“艾滋病可防可控不可怕”,红底白字,醒目得很。
可我害怕。
我怕得浑身发冷,手指冰凉,心脏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结果出来了,阴性。
周医生把化验单递给我的时候,脸上带着笑:“恭喜,目前来看问题不大。不过还不能完全排除,窗口期是六个月,你需要在三个月和六个月的时候再来复查。”
我接过化验单,手还是在抖。阴性。我看了好几遍,确认没看错,然后把化验单折好,放进口袋里。走出感染科的时候,外面的阳光很刺眼,我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气。
活着真好。
可这种轻松只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
我回到家,婆婆在厨房做饭,陈晨在客厅看动画片。我换了鞋走进去,陈晨看到我,张开手跑过来:“妈妈抱!”
我蹲下来抱住他,把他整个人搂进怀里,脸埋在他小小的肩膀上。他身上有沐浴露的味道,香香的,软软的,我使劲闻了闻,把那个味道记在心里。
“妈妈你怎么了?”陈晨被我抱得太紧了,不舒服地扭了扭。
“没事,妈妈就是想抱抱你。”
我松开他,看着他的脸,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三个月。六个月。
我还要等那么久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安全。在这之前,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不能让老公知道,不能让婆婆知道,不能让同事知道。他们会怎么看我?一个可能感染了艾滋病的护士?一个可能把病毒传染给家人的妻子和母亲?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科室里去年有个护士被针扎了,消息传出去之后,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了。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她生活不检点,不然怎么会得这种病。她老公跟她离了婚,孩子也被婆家带走了,不让她见。后来复查结果是阴性,可那些流言蜚语已经收不回来了,她最后辞了职,搬去了别的城市。
我赌不起。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婆婆给我盛了一大碗排骨汤,白白的汤上面飘着一层油花,闻着就香。我喝了一口,胃里暖洋洋的,比前些天舒服多了。婆婆看我喝了,又给我夹了一块排骨:“多吃点,你看你瘦的,脸上都没肉了。”
我啃着排骨,突然想起周医生说过的话。他说HIV感染者在潜伏期体重会下降,免疫力会降低,会反复感染,会越来越瘦。
越来越瘦。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骨节都凸出来了,青色的血管在皮肤下面清晰可见。如果我真的感染了,如果我真的开始发病,第一个症状就是消瘦。到时候所有人都会发现不对劲,所有人都会问,都会猜,都会知道。
我不能瘦。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可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只要我不瘦,只要我看起来好好的,就不会有人怀疑。我可以瞒过所有人,瞒过老公,瞒过婆婆,瞒过同事,安安稳稳地等到六个月复查结果出来。
如果我感染了,那这六个月就是我最后的好日子。我要好好过,要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过。如果我没感染,那这六个月就是一场虚惊,等我拿到最终结果,一切都可以回到正轨。
不管是哪种结果,我都不能让别人看出来。
那天晚上,我把碗里的排骨汤喝得干干净净,连骨髓都吸了出来。婆婆看我胃口这么好,高兴得又给我盛了一碗。我喝完之后,又吃了半碗米饭,撑得胃都鼓起来了,但我忍着,一口一口地嚼,一口一口地咽。
从那天开始,我开始了疯狂地吃。
早饭我要吃两碗面条,加两个荷包蛋,还要喝一大杯全脂牛奶。以前我喝牛奶都是喝脱脂的,怕胖,现在专挑全脂的买,越浓越好。午饭在医院食堂吃,别人打一份菜,我打两份,米饭要最大份的,吃完还要再去加一勺。晚饭婆婆做什么我吃什么,排骨、红烧肉、炖鸡,什么油大吃什么,吃完之后还要再塞两个包子或者一碗泡面。
最难的是吃夜宵。
我本来没有吃夜宵的习惯,但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晚上十点准时饿。不是真的饿,是逼着自己饿。我会提前准备好吃的,有时候是一大碗蛋炒饭,有时候是半只烤鸭,有时候是整整一锅泡面加两个鸡蛋一根火腿肠。等婆婆和陈晨都睡了,我躲在厨房里,关上门,一个人对着灶台吃。
那种吃不是享受,是折磨。
胃撑得快要炸开,喉咙里泛着油腻的味道,每一口咽下去都想吐。可我不能停,我必须吃,必须胖。我一边吃一边掉眼泪,眼泪滴进碗里,跟油混在一起,又被我一口一口地吃回去。
第一个月,我重了六斤。
之前的八斤瘦回来了六斤,下巴的线条又开始圆润起来,手腕上的骨头也没那么明显了。婆婆很高兴,说我终于肯好好吃饭了,还特意去菜市场买了只老母鸡回来炖汤。我喝着鸡汤,看着碗里飘着的黄油,胃里翻了一下,但还是喝完了。
第二个月,我又重了五斤。
体重已经超过了我原来的水平,白大褂穿在身上开始有点紧了,腰上的扣子要使劲才能扣上。同事开玩笑说刘琳你是不是怀孕了,怎么突然胖了这么多。我笑着说没有,就是最近胃口好。
第三个月,又重了四斤。
这时候我已经比针刺伤之前重了十五斤,整个人圆了一圈。脸上有了双下巴,胳膊粗了,肚子上的肉叠了两层,坐下来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腰上勒着一圈肉。以前的裤子都穿不下了,我去买了新的,大了一个码。
三个月复查的日子到了。
抽血的时候我的手还是在抖,但比前两次好了一点。等结果的那两个小时,我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手里攥着一袋饼干,不知不觉就吃完了。吃完之后我又从包里摸出一根火腿肠,剥开皮,三口两口就吞下去了。
结果出来了。阴性。
周医生把化验单递给我的时候,我接过来,看了一眼,然后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不是那种无声的流泪,是嚎啕大哭,哭得整个走廊都听得见。周医生被我吓了一跳,赶紧把我扶起来,让我坐在椅子上。
“没事了没事了,结果是好的,你应该高兴才对。”
我哭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使劲点头。哭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用袖子擦了擦脸,站起来,对周医生说了声谢谢,然后走出了感染科。
外面的天很蓝,阳光很好,我站在医院门口,仰着头看着天,眼睛被阳光刺得眯起来。还有三个月。再等三个月,如果六个月复查还是阴性,我就彻底安全了。
回到家,婆婆在厨房包饺子,猪肉白菜馅的,案板上摆得整整齐齐。陈晨坐在客厅的地板上玩乐高,拼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房子,看到我回来,举起来给我看:“妈妈你看,这是我们的家!”
我蹲下来,看着那个歪歪扭扭的乐高房子,眼泪又差点掉下来。
“真好看。”我把陈晨抱起来,搂得紧紧的,“妈妈最喜欢我们的家了。”
那天晚上我吃了三十个饺子。
婆婆包的大馅饺子,一个顶外面两个大,我一口气吃了三十个,吃得满头是汗,胃撑得像个球。吃完之后我靠在沙发上,连动都不想动,胃里的东西顶到了嗓子眼,一打嗝就是一股韭菜味。
第四个月,我重了四斤。
这时候我的体重已经突破了一百三十斤,比针刺伤之前重了二十五斤。整个人像吹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脸圆得像个月饼,脖子都快看不见了,肚子上的肉叠了三层,走路的时候大腿内侧的肉互相摩擦,磨得发红。
我开始害怕照镜子。
每次路过镜子,我都会刻意扭过头去。浴室里的镜子被我贴了一张陈晨的画,歪歪扭扭的太阳和小人,遮住了大半块镜面。洗澡的时候我低着头,不看自己的身体,因为我受不了那一层一层的肉。
老公回来了。
他是突然回来的,没有提前打招呼。那天我下了夜班回到家,一开门就看到他的行李箱放在玄关,人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看电视。看到我进来,他愣了一下。
“你怎么回来了?”我站在门口,手里拎着刚从楼下买的烤串和炸鸡,塑料袋油汪汪的。
“工地停工了,回来待几天。”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眼神从上到下扫了一遍,“你怎么胖成这样了?”
我换了鞋走进去,把烤串和炸鸡放在茶几上,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最近胃口好,吃得多。”
“这也太多了吧?”他皱着眉头看着茶几上的东西,“大晚上吃这些?”
“我饿了。”我打开烤串的袋子,拿出一串羊肉串咬了一口,羊肉的膻味混着孜然味在嘴里炸开,我嚼了两下咽下去,又咬了一口。
老公没再说什么,但他的眼神一直落在我身上,那种审视的、带着点嫌弃的眼神,像一根针,扎在我背上。我假装没看见,继续吃我的烤串,一串接一串,吃了五串羊肉串、两串鸡翅、一串烤茄子,然后又打开炸鸡的盒子,撕下一只鸡腿。
“你还吃?”他终于忍不住了,“你看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
我咬着鸡腿,抬头看他。他脸上那种表情我很熟悉,结婚五年,我见过很多次。嫌我菜做得咸了,嫌我衣服没熨平,嫌我带孩子不够细心,每次都是这个表情,眉头皱着,嘴角往下撇,眼神里带着不耐烦。
“我饿了。”我又说了一遍,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但语气很平。
“饿了也不能这么吃啊,你看看你,我这才两个月没回来,你胖了得有二三十斤吧?你这样怎么出去见人?”
我把鸡腿放下,油腻的手指在纸巾上擦了擦。胃里翻了一下,不是恶心,是愤怒。但我没发作,我忍住了。我不能发作,不能让他看出任何异常。
“工地上累不累?”我转移了话题。
“还行。”他显然不想聊这个,眼睛还盯着我的身材,“你这样不行,从明天开始减肥,少吃点,多运动。”
“嗯。”我应了一声,站起来,把吃剩的东西收进厨房。站在厨房的水槽前,我把水龙头打开,让水流哗哗地响着,然后慢慢地蹲下去,蹲在橱柜旁边,把脸埋进膝盖里。
他身上有香水味。
不是洗衣液的味道,不是沐浴露的味道,是香水味。淡淡的,若有若无的,但我当了八年护士,对各种气味敏感得很,我闻得出来。是女士香水的味道,甜腻腻的,像某种廉价的水果糖。
我在水槽边蹲了很久,直到腿都麻了才站起来。我把剩下的烤串和炸鸡装进保鲜袋,放进冰箱,然后洗了手,走出厨房。
老公已经进卧室了,灯关了,手机屏幕的光亮着,照在他脸上。我站在卧室门口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转身去了陈晨的房间。
陈晨睡着了,小手攥着被角,嘴巴微微张着,呼吸均匀。我轻轻躺在他旁边,把他的手从被角上掰开,让他攥着我的手指。他在睡梦中下意识地攥紧了,攥得紧紧的,跟以前一模一样。
我看着他的小脸,眼泪无声地滑下来,滴在枕头上。
第五个月,我又重了三斤。
体重已经超过了一百三十五斤,整个人胖得变了形。走在小区里,熟人都要多看我两眼才认出来。楼下卖水果的大姐直接问我是不是生病了吃了激素,我说没有,就是吃得多。
我确实吃得多。多到我自己都觉得可怕。
早饭三碗面条加三个荷包蛋,午饭两份盒饭,晚饭能吃半只鸡加三大碗米饭,夜宵还要再塞一整个披萨或者一大锅麻辣烫。我的胃被撑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能吃,像一个无底洞,怎么填都填不满。
有时候我会吃到一半突然停下来,看着面前一堆油腻腻的空盘子,觉得自己像个怪物。可下一秒,我又会拿起筷子,继续往嘴里塞东西。我不能停,停了就会瘦,瘦了就会被怀疑。
老公在家待了五天就走了,走之前又说了我一次,让我减肥。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在想,等你下次回来,我可能比现在更胖。
他走的那天晚上,我吃了一整只烤鸭。
鸭皮烤得焦脆,油光光的,我用刀片成一片一片的,蘸着甜面酱,卷着葱丝和黄瓜条,一口一个。鸭架子熬了汤,白白的,上面飘着一层油,我喝了三大碗。吃完之后我躺在沙发上,胃撑得喘不上气来,连翻身都困难。
婆婆看着我,欲言又止了好几次,最后还是没忍住:“琳琳,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没有啊。”我躺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天花板。
“那你为什么吃这么多?以前你不这样的。”
“就是胃口好。”
婆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差点崩溃的话。
“是不是跟张强吵架了?他欺负你了?”
张强是我老公的名字。听到这两个字,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我使劲眨了眨眼睛,把眼泪逼回去,声音尽量平稳:“没有,他对我挺好的。”
婆婆叹了口气,没再问了。她起身去厨房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着,客厅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躺在沙发上,手放在肚子上,能感觉到胃里的东西在慢慢蠕动,撑得难受,但我忍着,一动不动。
第五个月的最后一天,发生了一件事。
我下班回家,在小区门口碰到了隔壁楼的王姐。王姐跟我是一个医院的,在妇产科,平时关系还不错。她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拉着我的手,神神秘秘地把我拽到一边。
“刘琳,我跟你说个事,你别生气。”
“什么事?”
王姐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说:“你老公,是不是在工地上有个女的?”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你听谁说的?”
“我表妹,她老公跟你老公是一个工地的。她说工地上都传开了,你老公跟一个开小卖部的女的走得特别近,经常去她那儿买东西,一待就是大半天。”王姐顿了顿,“我就是听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你别往心里去。”
我站在原地,手指攥得紧紧的,指甲掐进掌心里,疼得发麻。
“我知道了。”我说,声音很平,平得连我自己都意外,“谢谢你告诉我。”
王姐看我没什么反应,有点意外,又叮嘱了几句“别多想”、“可能不是真的”之类的话,然后走了。我站在小区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感觉整个世界都在转。
我想起他身上的香水味。想起他两个月才回来一次。想起他看我时那种嫌弃的眼神。
我慢慢走回家,换鞋,洗手,然后打开冰箱。
冰箱里塞得满满的,婆婆今天去菜市场大采购了,排骨、五花肉、鸡翅、带鱼,还有一大块牛腱子。我把牛腱子拿出来,切成大块,冷水下锅,放了葱姜料酒,大火煮开,撇去浮沫,然后转小火慢慢炖。
两个小时后,牛腱子炖得软烂,筷子一戳就透了。我捞出来切成厚片,调了一碗蒜泥酱油蘸料,站在厨房的灶台前,一片一片地吃。
婆婆带着陈晨去楼下玩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站在灶台前,把整整一大块牛腱子吃得干干净净,连蘸料都喝光了。吃完之后我又翻出一袋速冻饺子,煮了二十个,蘸着醋和辣椒油,一个一个地塞进嘴里。
吃到最后,胃已经撑到了极限,每咽一口都有东西反上来,酸水混着牛肉和饺子的味道,烧得嗓子火辣辣地疼。可我还是在吃,一边吃一边掉眼泪,眼泪滴进醋碗里,被我蘸着饺子一起咽下去。
我不只是怕瘦。
我是恨。
恨他,恨自己,恨这操蛋的生活。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连质问他的资格都没有。万一我真的感染了呢?万一六个月复查结果是阳性呢?到时候他会怎么对我?他会像那些新闻里的人一样,把我赶出家门,不让我见孩子,让我一个人烂死在某个角落里。
所以我只能吃。把所有的不甘、愤怒、恐惧、委屈,一口一口地吞进肚子里,让它们变成脂肪,变成赘肉,变成这一百三十多斤的躯壳。
第六个月。
最后一次复查的日子到了。
那天早上我空腹吃的早饭——不对,那天早上我没吃早饭,因为抽血要空腹。我站在体重秤上,低头看着指针指着的数字:一百四十斤。
比针刺伤之前,整整重了三十五斤。
我看着那个数字,心里什么感觉都没有。麻木了。这六个月里,我把自己从一个一百零五斤的正常女人,吃成了一个一百四十斤的胖子。我的脸圆得像十五的月亮,下巴叠了三层,肚子上的肉像围裙一样垂下来,大腿粗得穿不上以前的任何一条裤子。
可我活下来了。
不管结果如何,我活到了第六个月。
抽血的时候,我的手没抖。护士是检验科的熟面孔,看到我愣了一下:“刘姐,你又来复查了?”
“嗯,最后一次了。”我伸出手臂,看着针头扎进去,深红色的血流进试管,跟六个月前一模一样的场景。
等结果的两个小时,我没坐在走廊里。我走出了医院,去了对面的一家面馆,要了一大碗牛肉面,加了双份牛肉和一个卤蛋。面条端上来,热气腾腾的,红油浮在汤面上,牛肉切得厚厚的,铺了满满一层。
我拿起筷子,大口大口地吃。
面很烫,烫得我舌头都麻了,可我停不下来,一口接一口,把面条、牛肉、卤蛋全部吃完,连汤都喝得一滴不剩。吃完之后我擦了擦嘴,付了钱,走出面馆。
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站在医院门口,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走了进去。
感染科的走廊还是那么长,灯还是只开了一半。周医生坐在诊室里,看到我进来,笑了:“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
他递给我化验单。我接过来,纸在手里轻飘飘的,跟六个月前一模一样。
阴性。
我看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把化验单折好,放进口袋里,站起来,对周医生鞠了一躬:“谢谢您。”
走出感染科的时候,走廊尽头那扇窗户透进来大片的阳光,金黄色的,铺满了整个走廊。我走在阳光里,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我活下来了。
六个字,我在心里念了一遍又一遍。我活下来了,没有感染,没有得病,不用去死。我可以继续当陈晨的妈妈,可以继续看着他长大,可以继续在他半夜醒来的时候让他攥着我的手指。
我走到医院门口,站在台阶上,看着外面的车水马龙,突然觉得这个世界真好看。
然后我拿出手机,给老公打了个电话。
响了三声,他接了:“怎么了?”
“张强。”我叫他的名字,声音很平,“我们离婚吧。”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离婚吧。工地上的事我都知道了,你身上的香水味我也闻到了。我不想跟你吵,也不想跟你闹,我就想离婚。陈晨归我,房子归我,你每个月给抚养费。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去法院起诉,到时候闹大了,谁脸上都不好看。”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很久。
“你是不是疯了?”他的声音变了,带着恼羞成怒的味道,“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
“我没胡说。”我打断他,“我在医院干了八年,什么样的味道我都闻得出来。你身上那个香水味,是茉莉花香型的,便宜货,十几块钱一瓶的那种。工地小卖部卖的那种,对吧?”
他不说话了。
“我挂了。你考虑一下,三天之内给我答复。”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放进口袋里。手在发抖,但不是害怕,是痛快。憋了六个月的委屈、愤怒、恐惧,在这一刻全部涌了出来,像决了堤的洪水,冲得我浑身都在抖。
可我心里是轻松的。
从来没有过的轻松。
我回到家,婆婆在厨房做饭,陈晨在客厅看动画片。跟六个月前一模一样的场景。可我不一样了。我换了鞋走进去,陈晨看到我,张开手跑过来:“妈妈抱!”
我蹲下来抱住他,把他整个人搂进怀里。他身上还是沐浴露的味道,香香的,软软的。我抱着他,眼泪掉下来,滴在他小小的肩膀上。
“妈妈你怎么哭了?”陈晨伸出小手,笨拙地擦我的脸。
“妈妈高兴。”我笑着说,眼泪还在流,“妈妈今天特别高兴。”
那天晚上,婆婆做了红烧排骨。我吃了两碗米饭,啃了六块排骨,喝了一大碗汤。吃完之后我靠在沙发上,摸着圆滚滚的肚子,看着陈晨在地上玩积木,心里很安静。
婆婆坐到我旁边,犹豫了一下,说:“琳琳,你跟张强打电话的事,我听到了。”
我转过头看她。
“你想好了?”
“想好了。”
婆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想好了就行。不管你们怎么样,陈晨是我孙子,这个不会变。”
我的眼泪又涌出来了。我握住婆婆的手,她的手粗糙干燥,指节粗大,是干了一辈子活的手。这双手帮我带大了陈晨,帮我撑起了这个家,在我最崩溃的六个月里,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从来不问我为什么突然吃这么多。
“妈,谢谢你。”
婆婆拍了拍我的手,没说话,站起来去厨房洗碗了。水龙头哗哗地响着,跟六个月前一模一样的声音。
三天后,老公回来了。
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在吃炸鸡。茶几上摆着满满一盒炸鸡,油汪汪的,我一手拿着鸡腿,一手拿着手机刷视频,嘴上吃得油光光的。他看到我这个样子,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厌恶。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他站在门口,行李箱放在脚边,“胖得跟猪一样,还有脸跟我提离婚?”
我咬了一口鸡腿,慢慢嚼完咽下去,然后抬头看他:“你同意不同意?”
“我不同意!”他一脚踢在茶几上,炸鸡盒子翻到地上,鸡块滚了一地,“我辛辛苦苦在外面挣钱养家,你倒好,在家里把自己吃成这个鬼样子,还想离婚?你凭什么?”
我低头看了看地上的炸鸡,有点可惜。然后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油,走到他面前。
“张强,你听着。”我的声音很稳,稳得连我自己都意外,“你在工地上跟那个开小卖部的女人的事,我有证人。你身上带回来的香水味,我闻到了不止一次。你要是不同意离婚,我就把这些事全部抖出去,让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亲戚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到时候看谁脸上挂不住。”
他的脸色变了。
“你威胁我?”
“对,我威胁你。”我盯着他的眼睛,“以前我怕你,怕你生气,怕你不要我,怕我一个人带不好陈晨。现在我不怕了。这六个月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没有你,我和陈晨会过得更好。”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都没说出来。他大概从来没见过我这样。结婚五年,我一直是那个温顺的、听话的、逆来顺受的刘琳。他大概以为我会一直这样下去。
可我不了。
那天晚上他睡在客厅的沙发上,第二天一早就走了。走之前他在餐桌上留了一张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字:同意离婚。
我看着那张纸,把最后一口油条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然后把纸折好,放进了口袋。
一个月后,离婚手续办完了。
房子归我,陈晨归我,他每个月给一千五的抚养费,比法律规定的少,但我不想再跟他纠缠了。签字那天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复杂,有愤怒,有不解,也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你变了。”他说。
“对,我变了。”我说,“我变胖了,也变强了。”
我转身走了,没有再回头。
走出民政局的时候,外面下着小雨,细细密密的,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我撑开伞,走进雨里,脚步很轻快。陈晨今天在幼儿园,晚上要去接他,路过菜市场的时候买条鱼,婆婆说想喝鱼汤。
手机响了,是周医生打来的。
“刘琳,你的六个月复查结果我看过了,阴性,没问题。不过我还是建议你一年后再来复查一次,算是给自己一个安心。”
“好的,谢谢周医生。”
我挂了电话,站在菜市场门口,看着里面熙熙攘攘的人群,卖鱼的吆喝声,买菜大妈的讨价还价声,活蹦乱跳的鱼从盆里跳出来的水花声,热闹得像另一个世界。
我走进菜市场,买了一条大鲫鱼,又买了一块豆腐,一把小葱。卖鱼的大叔杀鱼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等着,看着他的手起刀落,鱼鳞飞溅。旁边卖肉的摊子上挂着一排五花肉,肥瘦相间,油光光的,看着就香。
“姑娘,鱼杀好了。”大叔把鱼递给我。
我接过来,拎着塑料袋继续往前走。路过卖卤菜的摊子,我停下来买了一只酱猪蹄,切成了小块,撒了蒜泥和辣椒油。老板娘打包的时候多看了我两眼,大概在想这个胖女人怎么还吃猪蹄。
我冲她笑了笑,付了钱,拎着鱼和猪蹄走出了菜市场。
雨停了,天边露出一小块蓝天,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亮晶晶的。
我站在菜市场门口,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混着雨后的清新和菜市场的烟火气,炸油条的油味,卤肉的香料味,鱼摊上的腥味,全部搅在一起,是活着的味道。
活着真好。
我拎着菜往家走,路过一家药店的时候,看到了门口的体重秤。我犹豫了一下,站了上去。
指针晃了晃,停在一个数字上。
一百四十二斤。
我看着那个数字,心里很平静。
这四十二斤肉,是我这六个月吞下去的恐惧、愤怒、委屈和不甘。它们变成了我的铠甲,帮我扛过了最难熬的日子。现在,它们该走了。
我掏出手机,给闺蜜发了条微信:“明天开始陪我减肥。”
发完之后我把手机放进口袋,拎着鱼和猪蹄,一步一步往家走。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没人多看我一眼。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胖女人,拎着菜走在回家的路上。
可我知道,我不一样了。
我活下来了。
而且,我会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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