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灭国八百年的民族契丹族，竟然在云南深山里偷偷活着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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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一个叫大竹篷的村子里，来了一队研究者。

他们在蒋家的祖坟里，发现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的不是汉字，是两个谁也认不出来的符号——笔画锋芒错落，像某种失传已久的文字。

那是契丹小字。

大竹篷是个普通的滇西农村，村民说云南话，种稻子，养猪鸡。这块碑，把一段沉没了将近八百年的历史，从地底下顶了上来。

契丹人，曾经是整个中原的恐惧。

“契丹”这两个字，在宋朝人耳里是边患，在中亚商旅耳里是“中国”的代名词。俄语里中国至今叫“Китай”（基泰），就是从“契丹”音译过去的。这个民族从西拉木伦河边的草原崛起，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辽，兵锋打到燕云十六州，让宋朝百余年来割地纳岁币，不敢北望。

辽国鼎盛时幅员四百五十万平方公里，治下有汉人、渤海人、女真人和本族契丹人。他们有自己的文字，契丹大字与契丹小字并行；有自己的宫殿、大帐；有自己独特的图腾祭典。《辽史》里记着：“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

白马青牛，是契丹最古老的起源传说。一个骑青牛的姑娘与一个骑白马的男人，在辽河与土河的交汇处相遇，繁衍出了契丹八部。这个图腾，契丹人用了几百年，每次出征都要祭它，提醒自己从哪里来。

可这一切，在1125年戛然而止。

金国铁骑从北方涌来，辽天祚帝仓皇出逃，在应州的大雪里被俘。辽国的最后一任皇帝，没有死在宫廷，没有死在沙场，而是以阶下囚的身份被押往上京，封了个闲散的王号，就这么熬到死。

辽亡了。

亡了之后，契丹人去了哪里？

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个谜题。辽国鼎盛时人口超过七百万，可金灭辽之后，史书里的契丹人就像一阵烟，散得极干净。

去向大致有几条。一部分随耶律大石一路西迁，打到中亚，建起了西辽，撑到1218年被蒙古大军碾碎。一部分被女真人吸纳同化，慢慢淡入了金国的人口里。还有一部分，在蒙古崛起后投靠成吉思汗，随军东征西讨，成为蒙古帝国里的一支力量。

云南这一支，走的是第三条路。

1253年，蒙古忽必烈奉大汗蒙哥之命，带着大军南征大理。大军从宁夏出发，沿横断山脉一路南下，奇袭大理国。这支队伍里，有相当数量的契丹士兵——金亡之后，大批契丹人转投蒙古，随军向南、向西打遍了半个亚欧大陆。

大理国撑得并不久。1254年，大理灭国。

战后，蒙古人需要在云南留守、维持统治。一批士兵就这么被安置在滇西各地，其中有一支奉命驻守今天保山市施甸一带的队伍，带队的是契丹将领。他们驻下来，和当地人通婚，种地，没有再走。

当地人管这些外来的驻守者叫“本人”。

“本人”是个很有意思的自称。不是契丹，也不是蒙古，更不是汉族，就是“本人”——本地的人，本来的人。这个称呼里，有一种模糊的归属感，也有一种有意识的模糊：我们是这里的人，但又不只是这里的人。

几百年过去，这一群人和周围人通婚，渐渐说汉话、穿汉装、用汉姓，从外表上看，和云南任何一个农村没有区别。可一些细节，悄悄留了下来。

大门朝东。

施甸木瓜榔村、大乌邑村一带，家家户户的大门统一朝东开。汉族民居讲究坐北朝南，这个方向在这里是例外。村里老人说，门向东，是因为太阳从东边升起，是光明的方向。研究者知道，这是契丹风俗——契丹人崇拜太阳，宫殿、宗庙、大帐，历来朝东。

祭祀时食生肉。

这也不是云南的饮食习俗，是草原游牧民族的遗留。

还有施甸县木榔村一座宗祠，正门上挂着一副对联：“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

耶律，是契丹的皇族姓氏，辽国皇室皆姓耶律。这副对联，把“耶律”和后代改的汉姓阿、莽、蒋并列写在一起，两段历史就这么被钉在同一块牌匾上，谁也没有拆。

宗祠二楼的墙壁上，画着一幅图：一头青牛，一匹白马，站在辽河边。

和《辽史》里记着的那个图腾，是同一个东西。

但图腾和风俗，终究只是间接证据。

把这件事坐实的，是DNA。

1996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研究团队，联合内蒙古、云南两地的民族研究机构，在施甸县采集了“本人”的血液样本，与内蒙古赤峰、辽宁阜新出土的辽代契丹人骨骼DNA进行比对。

结果：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在线粒体DNA上高度吻合。

达斡尔族，是目前学界公认的契丹直系后代，主要聚居在内蒙古东部。

这不是附会，不是神话，是分子生物学的结论。

语言也留下了痕迹。内蒙古社科院语言学家陈乃雄，整理了“本人”口语词汇中共计326个词，与达斡尔语、蒙古语、满语逐一比对，发现其中超过100个词属于阿尔泰语系，与达斡尔语之间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也就是说，施甸某个老人偶尔脱口而出的某个词，和内蒙古草原上达斡尔牧人说的某个词，原来是同一个词。只是两边都不知道。

为什么这一支没有彻底消失？

同样是随蒙古军队南下的契丹人，散布各地的大多数，都在汉化浪潮里消得干净，改了汉名，说了汉话，两三代之后连自己是谁都不清楚了。而施甸这一支，偏偏把大门朝东的习惯守了八百年。

我们推测有两个原因。一是地理。施甸在滇西深山，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经济重镇，历代王朝对这里的控制相对宽松，少了外部的强制同化压力。偏远，有时候是保存记忆的最好方式。二是宗祠。那副“耶律庭前千株树”的对联就挂在那里，每一代人来祭祀，都被提醒一次：我们从哪里来。姓可以改，话可以换，但对联没人动它。

今天，施甸一带的“本人”约有十五万，其中保山施甸县约九万。他们种玉米，养鸡，骑摩托车，和云南任何一个村子里的年轻人没有区别。大多数人已经说不清自己是“契丹后裔”，那些词汇里有多少阿尔泰语系成分，也没人在意了。

2017年，记者来到施甸拍摄报道。

一位七十多岁的蒋姓老人站在宗祠门口，被问到自己是哪个民族。

老人想了一下，说：我们这里，叫本人。

记者再问：本人是什么？

老人没有正面回答。他转过身，指着那幅青牛白马图，说了一句：

这画，我爷爷的爷爷就挂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