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从黄浦江边的上海，到长安街畔的北京，再到南海之滨的深圳，中国第三次举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选址，本身就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为什么这次会落在深圳？当我们把三次举办地串成一条线，看到的不只是地点的变化，更是中国在亚太合作中身份的一步步跃迁。
1991年中国加入APEC的时候，我们更多是作为规则的学习者和合作的参与者，摸着石头过河融入亚太经济网络。
2001年上海APEC峰会，中国刚刚叩开WTO的大门，核心诉求是打开大门融入全球分工，推动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就是我们给世界的第一张名片。那时候的中国，最在意的是“能不能进来”“能不能被认可”。
2014年北京APEC峰会，我们推动达成了“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这时候的中国，已经开始参与议程设置，从跟着走到一起商量着办。
到2026年的深圳，一切都不一样了。
现在的中国，是13个APEC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APEC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一半；2025年中国对APEC其他经济体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6.29万亿元，占我们同期外贸总值的将近六成。
这些数字不是冰冷的统计，它意味着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分量，牵着亚太合作的议程往前走。王毅外长把今年的方向概括为“把建设亚太共同体从目标转为行动，从蓝图走向现实”——从“喊共识”到“推行动”，这就是身份转变最直接的信号。
把今年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放在深圳，绝不是随便选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中国接下来要给世界展示的，是科技创新驱动的新增长路径。
我们看一组公开数据：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6.67%，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已经连续22年排在全国第一。从华为、腾讯到比亚迪、大疆，一堆全球性的创新企业扎堆在这里，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这些新赛道，已经形成了从研发到量产的完整链条。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外资数据：今年一季度深圳实际使用外资约17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7%，其中来自APEC经济体的资金占比居然高达94.5%。外资在用脚投票，认可深圳的创新环境，也认可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如果说当年上海代表的是中国融入全球分工的深度，北京代表的是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高度，那深圳代表的就是中国靠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新速度。
今年APEC把“开放、创新、合作”定为三大优先领域，刚好和深圳的城市禀赋严丝合缝。国际社会现在对中国经济的关注，早就从“能不能融入世界”“能不能保持增长”，变成了“能不能带领大家一起振兴经济”。深圳就是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现成样本。
现在这个时间点办APEC，和2001年、2014年的环境完全不一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把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了3.1%，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增长动能本来就不足，今年5月苏州APEC贸易部长会议能达成“1+1”成果，外界都说是来之不易，足见现在各方分歧有多大。
亚太地区的经济体量占了全球六成，贸易量占了将近一半，但现在这块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正面临着产业链重构、技术标准分化、地缘博弈加剧的多重压力。很多国家心里都没底，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走。
中国这个时候第三次办APEC，核心就是给大家扔一个确定性的锚点。
我们一直倡导“拉手”而非“松手”、“延链”而非“断链”，说白了就是在碎片化的风险里，撑起来一个可预期的合作框架。大家一起做生意，一起搞创新，总比拆台断链要强得多。
三次举办APEC，三座不同的城市，刚好对应了中国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2001年上海，我们打开了融入世界的门；2014年北京，我们开始参与制定共同的规则；2026年深圳，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把共同体的蓝图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
这种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从跟着别人玩，到一起定规矩，再到领着大家找新路，背后是中国经济一步步成长的轨迹，也是亚太合作一步步深化的缩影。
最后评判这件事的标准，从来都不只是会场里的声明，而是深圳实验室里的新成果，是工厂产线上下来的新产品，是APEC经济体之间越来越密的贸易往来。这些正在发生的具体变化，才是未来十年亚太经济合作最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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