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凌烟阁功臣屈突通，作为使者，将杨广的诏书传送给杨谅

《旧唐书·屈突通传》，整出了一个“玺书玉麟符”故事。玉麟符是皇帝赐给重臣的玉器，起皇家符信的作用。

屈突通

这个故事发生在隋朝，几个当事人，主角杨广、杨谅，次角屈突通。公元604年，杨广即皇帝位，汉王杨谅不服，在太原起兵反叛。这个轰动天下的大事，《隋书》杨广传、杨谅传有记载，但都没有提及“玺书玉麟符”故事。

《旧唐书》成书时间，是在隋朝灭亡二、三百年之后，《隋书》没有提到的隋朝故事，在《旧唐书》中出现，那《旧唐书》采用的史料定是来源于唐朝。

《旧唐书·屈突通传》记载，屈突通作为使者，将杨广的诏书传送给杨谅。屈突通在隋朝的官职很大，可《隋书》没有为屈突通立传，即使在《隋书·杨谅传》中，也根本没有提到屈突通。在《隋书》与严可均的《全隋文》中，也没有杨广这份诏书的记载。

杨谅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隋书》没有记载这个故事，或者说，这个故事根本就不存在。

《隋书》主编魏征与屈突通同时代，小屈突通23岁，晚15年去世，两人都是唐太宗的凌烟阁功臣。《隋书》没有屈突通的传记也说得过去，那么“玺书玉麟符”故事发生在隋朝，三、四百年后的《旧唐书》的作者是如何知道的呢？

既然《隋书》没有这个记载，那就肯定是唐朝人妙笔生花了，《旧唐书》的作者只不过是采用了唐朝人的记载。

那么，“玺书玉麟符”故事到底说了些什么呢？《旧唐书·屈突通传》记载：“隋文帝驾崩，隋炀帝遣屈突通至太原，以诏书征召杨谅入京师。

“此前，隋文帝与杨谅有密约：‘为父如果有玺书召你，将在敕字旁另加一点，还要与玉麟符合，如此才是为父的玺书，你可应诏来京师。’ 屈突通送上玺书，杨谅验看，发觉不对劲，就盘问屈突通。通从容应对，最终成功返回京师。”

这就是 “玺书玉麟符”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是站不住脚的，请看分析。

第一，“玺书玉麟符”故事违反逻辑。父皇已经驾崩，难道新皇帝杨广诏杨谅入京奔丧，也要在敕字旁加一点吗？唐朝人写故事，忽视了这个基本逻辑。《隋书·杨谅传》记载：“高祖崩，征之不赴，遂发兵反。”

第二，站在杨广的角度，杨广没有必要假托先帝玺书。因为首先，父皇已经去世一个月了，朝廷也没有搞“秘不发丧”。杨广不会天真地认为，他的幼弟还不知道父皇去世。《隋书·杨广传》载：“604年七月，文帝崩，杨广在仁寿宫即皇帝位。八月，新帝奉灵柩还京师。”

其次，杨广已经当了四年太子，继承皇位合理合法，他完全可以用新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何必假托先帝玺书，授人以柄呢！

第二，站在杨谅的角度，他应该知道父皇驾崩。父皇驾崩这么大的事，又不是“秘不发丧”，王子杨谅就应该知道；如果他真的不知道，就说明他是个无能的战区司令，因为太原离京师大兴、仁寿宫并不远。

杨谅之所以没有赴丧，一是因为藩王“无诏不得入京”，这在许多朝廷都有规定。二是因为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杨谅本就不想入京，学他四哥杨秀的样——“高祖崩，征之不赴，遂发兵反”，这句话就是佐证。

第三，站在隋文帝的角度，他不可能与王子杨谅之间有“玺书密约”。

因为首先，隋文帝聪明过人，他不会想不到，他与杨谅如果有玺书密约，则是埋下了兄弟相残的祸根，这与他建立隋朝，生儿育女、诏杨秀入京的愿望不符；与他去世前的遗诏也不相符。

隋文帝遗诏道： “人生子孙，谁不爱念？然既为天下之主，行事则须割舍私情。杨勇、杨秀等人，皆心怀悖逆，既已显露无臣子之忠，故将其废黜……皇太子杨广，身为储君，仁孝之名著于天下，凭其品行与功业，足以成就朕之志向。”

其次，“玺书密约”表明了隋文帝对太子杨广的不信任——这是“玺书密约”故事出笼的初衷。

实际上呢，隋文帝对太子杨广充满着信任，《隋书·杨坚传》载：“仁寿初，杨广奉诏巡抚东南。其后高祖每避暑仁寿宫，恒令杨广监国。”“（仁寿）四年正月，隋文帝幸仁寿宫，下诏令朝廷的赏罚支度，事无巨细，都付与皇太子杨广决断。”

再次，如果隋文帝在世，杨广肯定没有胆量向杨秀假传诏书。隋文帝不在世了，诏令就应该由新皇帝杨广发出。隋文帝与幼子杨谅弄个“玺书密约”，制造隐患，真的是画蛇添足，脱裤子放屁。

这些描述，充分说明隋文帝信任太子杨广，大隋的江山只能付予一人。为了大隋社稷，他忍痛割爱，废除了杨勇、杨秀，他又有什么理由与杨谅“玺书密约”呢？

既然“玺书密约”不存在，那么，唐朝人编写这个故事，有什么目的呢？一是不带立场，仅是茶余饭后的闲谈，一是带着节奏，为了强调杨谅造反是杨广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