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在茶陵桃坑客家山区的一次采访

很多很多年前，一个寻常的日子，我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我的家乡茶陵桃坑竟发生了蝗灾，顿时让我惊讶不已。

蝗虫于我而言并不陌生。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关于蝗灾的电影，画面中大草原的上空飞满了遮天蔽日的蝗虫，它们所过之处，草木尽毁，寸草不生，那场面极为恐怖。

万万没想到，我的家乡竟也遭遇了这种虫害。

这种虫子我自小就认得，山上、房前屋后随处可见。我们当地人都管它叫“草蚂”，有淡绿色的，也有淡黄色的，既能飞又能跳，人一旦靠近，它便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家乡爆发蝗灾的消息，一下子勾起了我浓厚的兴趣。

彼时，我正供职于中建五局旗下的一家公司，负责宣传报道工作。日常的任务无非是写些“同志们好”“大家好”“领导好，领导最好，世上只有领导好”之类的应景文章，不过我也兼写社会纪实稿。

那个年代，社会纪实稿极为紧俏，各家报刊都争相刊发。我的目标锁定了《知音》杂志。彼时《知音》与《家庭》并称全国稿酬之冠，千字千元，一篇六千字的稿件便有六千元入账，若选题得当，稿费过万也不稀奇。

然而，这类杂志门槛极高，几乎不接受外来投稿，须由作者先向编辑申报选题，经编务会集体讨论通过后方可动笔。我报的选题幸运通过了，但编辑再三叮嘱，稿件中必须贯穿“人间大爱”的主线，因为杂志向来以讲故事见长，情节要精彩，情感要打动人心。

我当即动身回到桃坑乡，经打听，得知此次虫灾最为严重的当属上芫和利民两村。

这两个村离我居住的坑口街颇有些路程，若步行前往，怕是要耗费一整天。巧的是，利民村的邱石平与我妻子的嫂子是表亲，以前我常去嫂子家打麻将，与他颇为熟络。

于是，我决定专程去利民村走一遭。

邱石平自己有辆摩托车，时常往返于村里和街上，我们谈妥了三十元的车资，包来回接送。

在村口，我遇见了该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印象中他姓范，但也不敢完全确定。他听说我是来采访蝗灾的，显得格外高兴，主动带我进村走了一圈，并兴致勃勃地介绍了本村的受灾情况。

说实话，听完他的讲述，我心里不免有些失望。尽管他描述得相当严重，可我放眼望去，满山仍是郁郁葱葱的翠绿，全然没有电影里那种寸草不生的荒芜景象。

不过，邱石平倒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极为生动的细节。有一天，他母亲去后山砍竹子，因天气炎热，出了一身汗，便把一件衬衣脱下来随手搁在草丛里。等干完活回去找时，那件衬衣竟已成了碎片。原来上头密密麻麻爬满了蝗虫，转瞬间便被咬得千疮百孔。蝗虫嗜盐，衣上残留的汗渍带着咸味，它们自然不肯放过这等美味。

从利民村返回坑口街后，我仍觉得手头的素材不够扎实，便又去乡农技站，向技术人员详细请教了蝗虫的生活习性以及防治措施。

当时负责农技站的正是我的初中同学张宗才，他讲得十分详尽，对蝗虫的方方面面可谓了如指掌。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点的信息，要把握全乡的整体灾情，还需更宏观的视角。于是，我设法联系上了当时的乡党委书记肖书记。

我们约在县城的一家茶馆见面，同来的还有一位分管农业的副乡长。肖书记向我介绍了整个桃坑乡的虫灾概况。

然而，在交谈中我却发现了一个意外的偏差。他的叙述重心始终放在乡政府如何组织抗虫、取得了哪些成效上。

事实上，我的兴趣点并不在此。我所需要的，是那些体现“人间大爱”的细节，是治虫过程中感人至深的故事。这才是关键所在，毕竟我要写的并非普通的新闻报道，而是一篇社会纪实特稿。

通常一篇纪实特稿要有五千字左右的篇幅，没有足够的故事支撑根本写不出来。遗憾的是，肖书记所谈的大部分内容并非我所求，我试探着追问了几次，仍得不到想要的细节，最后只得草草结束了这场访谈。

彼时，我手上虽已积攒了一些素材，却仍嫌单薄。好在我本就是本地人，走村串户间，许多村民都愿意向我讲述虫灾中的种种趣事。比如有一户人家告诉我，他家养的鸡放出去后，竟一连数日不归，后来才发现它们天天窝在山坳里啄食蝗虫，吃都吃不完，索性便赖在那儿不回家了。

回到长沙后，我便着手撰写这篇稿件。但写的过程中，我已然意识到，要达到《知音》杂志所要求的“人间大爱”标准恐怕力不从心，于是决定改弦更张，只写一篇纯粹的社会新闻纪实稿。

稿件一天之内便一气呵成。我注意到《株洲晚报》常刊发此类纪实文章，便迅速将稿子投了过去。不久便收到编辑的回复，说稿件已被采用，让我提供银行卡号以便发放稿酬。可我左等右等，四五天过去仍不见动静，再问时，编辑告知我，稿子被市委宣传部给否了。

对此我也表示理解，毕竟我写的是虫灾的写实记录，而非当地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取得治虫全面胜利的正面报道。

好在我还留了一手。当年《知音》杂志社新创办了一份周报，名为《新周报》。

这份报纸以追踪社会热点为特色，内容生猛，视角犀利，上市后极为抢手，销量可观。恰好杂志社有位编辑调到了该报，我立刻把稿件传了过去。他很快便以《蝗虫攻侵湖南》为题，编发了此文，并在文末署上了“本报特约记者李苏章”的名字。

谁也没料到，这竟是《新周报》的最后一期，之后不久，这份报纸便悄然夭折了（具体原因不便详述）。

如此想来，我大概算得上中国新闻史上任期最短命的一名特约记者了。

（李苏章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