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军中的大间谍，他给国家造成前所未有的损失，被执行注射死刑

一个共和国的少将，怎么会摇身一变成了对岸的少将？一个手握军械大权的正军级干部，又是怎么在七年时间里把国家机密一份份送出国门的？

故事的开头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次秘密会面说起。这场会面发生在广州越秀公园的一处偏僻山岗，从此牵扯出一段建国以来影响最大的涉台间谍案，也让一个名字被刻进了反间谍工作的警示档案里。

这个人叫刘连昆。1947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解放军后勤学院毕业，1984年8月起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正军级。这样的履历放在哪里都算得上一帆风顺，按常理推断，再往上走一步成为中将退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转折出现在1990年前后。刘连昆因为经济问题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被撤职但保留副军级待遇，少将军衔一度被降为大校。仕途从此卡住，升迁无望。心里那点不甘和怨气一直压着，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引子。

被率先盯上的不是刘连昆，而是他过去的下属邵正宗。邵正宗大校被一名叫张志鹏的＂台商＂成功策反，代号＂少康一号＂，之后再由邵正宗反过来去拉拢自己的老上司刘连昆。这种＂由下及上＂的渗透路线，是台湾情报机构常用的套路。

1992年9月，邵正宗向军情局报告说自己的老上司可以充当下一个目标。10月底，军情局把这一情况呈报给国军参谋总长刘和谦，行动被命名为＂少康专案＂。这个专案在台湾内部被定位极高，曾任台湾＂军情局＂局长的丁渝洲后来形容它是军情局的＂镇山之宝＂。

为表示重视，对方决定亲自派人入境。1992年11月，台湾军方把第六处副处长上校庞大为加升一级任命为少将军衔以示尊重，派他到广州与刘连昆对等会面。

会面安排在11月27日。由于乘坐飞机需要向上级请假，刘连昆决定搭乘火车前往广州。到达广州后，邵正宗在火车站接上他，前往东方宾馆入住。这趟绿皮火车的南下，把一位现职少将悄无声息地送到了对方面前。

上午十点，双方进入越秀公园，沿着无人的羊肠小径，爬上隐密的山岗，于大石上席地而坐，展开两岸情报圈首次层级最高的＂目视接触＂。两个小时的山岗谈话，把后续七年的所有恶果都种下了。

待遇是关键的一环。庞大为向刘连昆谈了工作重点、方向、联络方式以及待遇，月薪3500美金，工作奖金另发，每批情报少则台币40万元，多则百万元以上，退休后由＂军情局＂照顾生活及福利。奖金由台方代为转存在海外银行账户中。

刘连昆从此有了新身份。他成为第一名在两岸同时获得少将待遇的军人，也成了军情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内部安插的最高级别的内线，化名＂高志明＂，代号＂少康二号＂。一个少将身份给了他荣誉，另一个少将身份把他送上了不归路。

根据估计，刘连昆仅在前六年中就从台湾军情局拿到奖金2500万台币。从数额可以反推出他出卖情报的频率和分量。

报道总结，他共向台湾军情局提供100多份情报，绝密级有4份，其中最敏感的两份分别是1993年中央军委会议的新时期战略方针和1996年解放军的军事演习详情。

1996年那次泄露的影响最大。解放军大规模军演时两岸剑拔弩张，刘连昆在军演开始前的三个月就把相关情报提供给了台湾军情局。台湾方面在军事上采取了针对性的防御措施，另一方面又将这些情报转送给美国，请求美国军事介入台海局势。

恰恰是这场泄密让事情露出了破绽。大陆对台军演时，李登辉为了＂安慰＂岛内居民说＂大陆所发射的导弹都是空包弹＂。这是我军的机密，从李登辉嘴里说出来肯定是不对味的，这引起了大陆安全部门的高度警惕，开始严查内鬼。

排查并不轻松。频频被对手占了先机，已经让大陆方面感到内部有人泄密，加之泄露的情报密级很高，缩小了排查的范围。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反间谍机关终于把目标锁定在刘连昆和邵正宗身上。

1999年3月29日刘连昆在北京被逮捕，不久之后，逃亡中的邵正宗也被抓获。台湾方面在发现和刘、邵等人失去联系后，还冒险派出秘密交通员杨铭中进入大陆察看动静，但很快也被抓获，整张情报网被一锅端。

经审讯，刘连昆、邵正宗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后被军事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9年8月两人被执行死刑，其余涉案人员也受到法律的严惩。据说刘连昆的妻子不原谅丈夫的所作所为，因此拒绝认领遗骸。

事后教训非常深刻。大陆方面为了吸取教训，经中央军委主要领导批准，于1999年4月28日召开了＂全军隐蔽斗争工作会议＂，并摄制下发了＂隐蔽斗争专题教育宣传片＂，要求全军各级领导机关把反渗透、反策反、反窃密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做到位。

台湾方面同样有反思。国安局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刘连昆案肇因和军情局内部人事倾轧、争功、过度利用刘连昆的关系更大。许多军情局官员因为刘连昆提供的情报获得高额奖金、升官，甚至高层宠信。

更令人深思的是同行的对比。台海双方在检讨刘案时，均将其视为六十年代初苏联著名间谍＂潘考夫斯基＂的翻版。潘考夫斯基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提供苏联弹道导弹发展关键情报给美国，但因为西方情报单位过度利用这条线，同样导致他曝光、最后被枪决。

刘连昆并不是孤立的个案。同时期还有沃维汉、郭万钧等人因为出卖战略导弹核心情报被依法处决，二十一世纪以来又有黄宇这样的科研人员，向境外间谍机关大量出售保密通信和信息安全资料，给党政机关、军队和金融电信行业的安全造成严重后果。

把这些案件串起来看，能发现一个共同点：腐败、贪欲和怨恨，是策反工作最容易撬动的三个支点。一个被处分后心怀不满的少将，一个被末位淘汰想要报复的工程师，看似毫无关联，背后的心理路径却惊人相似。境外情报机关从不挑岗位高低，只挑人心的裂缝。

刘连昆案过去二十多年，留下的不只是一份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它把＂国家安全＂这四个字从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具体的警示：手握机密的人一旦守不住底线，无论身居何位、佩戴何衔，都逃不过法律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