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6月13日是第10个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日前，记者深入重庆武隆、四川峨眉山与黄龙等地，采访世界遗产保护传承的生动实践。
在重庆市武隆区天生三桥景区入口，一块由公检法联合发布的“司法保护令”公告牌格外醒目。2007年，武隆喀斯特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武隆区成立“世界自然遗产检察官办公室”，组建专业办案团队，常态化开展自然遗产保护工作。截至目前，已办理环境资源类刑事案件80余件、公益诉讼类案件110余件，以司法力量坚守生态红线。
四川峨眉山则将重心放在生物多样性的系统保护上。这里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热点区域之一——已知高等植物3700余种、野生动物2300余种。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院生物工程师梁东介绍，30年来峨眉山持续开展系统保护，科研人员不仅移栽培育了高山杜鹃、冷杉等珍稀植物，更攻克了“植物界大熊猫”峨眉拟单性木兰的全套人工繁育技术，为全球极小种群物种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案。大渡攀蜥、华西颈斑蛇等新物种近年相继被发现，消失了59年的极危物种峰斑林蛙也重现山林。“峰斑林蛙对水质要求非常高。”梁东说，“这与近30年的保护密不可分，峨眉山成了它们的世外桃源。”
黄龙风景名胜区凭借地表钙华景观，于1992年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然而，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绝美钙华梯田面临黑化退化问题。2018年起，黄龙管理局联合四川省地质环境调查研究中心，逐步探索出钙华自然保育路径，累计完成保育面积超4万平方米，有效遏制了钙华退化，保护了遗产核心价值。这项“世界自然遗产地钙华自然修复保育技术”，已作为生态修复重要成果被列入国家《绿色技术推广目录（2024年版）》。
守住“自然”底线，保护好遗产的核心价值，正是绿色转型的坚实根基。
当前，各地遗产地正积极打破对门票经济的依赖，向绿色多元的发展模式转型。其中，重庆武隆的实践最具代表性。
荆竹村曾经是石漠化严重的“空心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如今，它已成为联合国评选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村党支部书记高燕介绍，2007年成功申遗后，荆竹村紧抓毗邻优势，开始享受遗产地红利，村子从传统种植转向高山水果采摘和民宿、农家乐经营，建设农文旅融合项目。2025年，武隆接待持票游客775万人次。仅荆竹村一地，年接待游客超40万人，旅游综合收入过亿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万元。目前全区已有23个乡镇、50余个行政村启动实施了乡村旅游项目建设，近10万农民吃上“旅游饭”，人均纯收入达4.1万元。
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刘保党将中国世界自然遗产的发展分为4个阶段：1.0阶段依赖门票经济；2.0阶段红利外溢，惠及周边社区；3.0阶段利用遗产品牌，构建与遗产生态功能及其文化气质契合的新型经济体，辐射范围从社区扩展到县域；4.0阶段为国际化发展新形态。在他看来，武隆已经步入3.0阶段。“通过遗产地和生态环境保护，我们崛起了一座城市，即仙女山旅游度假区。”重庆市武隆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刘源表示。
通过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丰富休闲度假业态，生态优势正深度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从单次游览到多次复游的深度绑定。
当前，越来越多遗产地依托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等绿色产业，走出了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峨眉山景区、乐山大佛景区创新推出“生态导游”项目，由专家带领游客“趣寻找那些叫‘峨眉’的生命”；黄龙景区连续多年举办“黄龙兰花季”系列活动，邀请专家带观众“寻幽黄龙兰花”。
从武隆的司法保护令到峨眉山的物种回归，从黄龙的钙华修复到荆竹村的乡村全面振兴，中国世界遗产地正以更坚定的保护底线和更富创意的绿色转型，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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