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台中国历史的大戏——舞台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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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第叁期

笔者的家乡是流行黄梅戏的安徽桐城。自小，严凤英、王少舫的大名与《天仙配》的唱词就耳熟能详。只是，那时电视还不普及，除了过年前后有机会跟着大人到剧院里看戏外，诸如样板戏以及后来逐渐解禁的三国戏、水浒戏、才子佳人戏等等，主要是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听戏的感觉，自然比不上看戏；而看电视里的戏，又比不上看剧院里的戏。何以如此呢？听戏不见舞台，看电视里的戏虽见舞台、仍然隔了一层，唯有身临其境地坐在剧院里看戏，才得舞台的真实，也才得演员、道具、观众的况味……

历史好比演戏，地理就是舞台。演戏不能缺少舞台，历史也不能失去地理。

矮人看场，所见能几何哉！

不能离开地理来谈历史，这是古往今来许多学者的共识。清儒王鸣盛在给徐文范的《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作序时说：

盖人欲考古，必先明地理；地理既明，于古形势情事皆如目睹，然后国运之强弱，政治之得失，民生之利害，人才之贤否，皆可口讲指画，不出户庭而知四海九州之远，立乎今日而知数千百年之久，皆在是矣，此其所以为通儒也。不先明此，而欲寻行数墨以求之，此矮人看场，所见能几何哉！

“矮人看场”，难以见到全部的舞台，便不得为“通儒”。本来，历史就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里展开的，时间、空间、人三者构成为历史的三大支柱。就空间而论，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国防形势不同，交通不同，以及其他种种有关地理状况的不同，影响到了各时代历史事实的不同。李长傅先生《淮域形势与中国历史》（《求是月刊》创刊号，1944年3月）指出：

离地无人，离人无史，人类活动于地面之上，演出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固然不是机械的唯物论者，说一切历史，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但要是彻底明了人类历史的因果，不能不对于人类与其活动的空间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有深切的认识。

这样的普遍看法，落实到中国历史，又尤其显得紧要。

一则，不同于梵蒂冈、新加坡式的狭小，也不同于虽然广大但却单调的西伯利亚，“纵横一万里”的历史中国，拥有非常广阔而且极端复杂的地理空间。广阔不去说了，复杂者，中国有巍峨的群山、壮阔的高原、连绵的沙漠、巨大的盆地、宽广的平原、起伏的丘陵、棋布的岛屿，它们又处在不同的气候带上，生长着不同的动物、植物与人。也正是这样的地理空间，承载着民族繁杂、人口众多的中国历史的创造者，孕育出中国丰富多彩的地域历史与民族文化。考虑到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候，地理环境的影响较之今天更加直接、全面、重要，所以理解、研究中国历史，应当更加重视这样的地理空间。

二则，如钱穆先生所言，“若我们忽忘了此地理的一面，只像一条线般，由上而下来讲中国史，则将失去其中许多的精彩和真实”，反之，“逐地逐区，隔开来看”，那么，“其人物性格，其社会风尚，其经济荣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面均可发现出无限复杂，无限变动，并可有无穷妙义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版）。

三则，历史的地理舞台又在频繁的变动之中，不仅主、副舞台并不固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的个别舞台，主、副之间也或不重合；而更加麻烦的是，舞台景观还在变换不定。如由今天的黄河流域自然地理环境，得不出古代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发达的结论；由今天的崤山函关形势，无法理解秦国与关东六国对抗时据有的地理优势；由今天的淮河状况，会迷惑于“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民谚；由今天的秦淮河、长江、南京城、石头城的相对位置，将不能解释六朝时代石头城对于京都建康具有的重要军事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地理环境的变迁。说得严重些，如果缺乏对“历史舞台”景观变迁的认识，只是机械地依据当今的地理环境去论述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等等问题，那么，或者下笔辄误，或者不着边际。

如此，地理空间或者说个别地域，确是中国历史这场多幕大戏演出的“舞台”；要想看懂中国历史这场多幕大戏，失去对地域差异明显、古今变迁频繁的“舞台”的亲历、感受、理解，将是不可想象的。而扫描舞台的意义则在于：把握不同时代社会发展所处的具体地理条件，阐明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所处的地理场所，赋予历史过程以空间位置，明确历史事件的地理特征。

抑有进者，有时人类“历史”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未尝不是自然“地理”的问题。这里不妨引证祖籍安徽旌德的美国史家汪荣祖《气候变化与明清代兴》（《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文中的观点。在汪荣祖先生看来，明朝其实亡于民变，民变直接缘于饥饿，饥饿因为特异的灾荒，特异的灾荒根源于异常的寒冷气候，异常寒冷气候联系着太阳活动周期的变化；换言之，太阳活动周期的变化导致了地球气候变化，地球气候变化“既直接影响至生态环境，如果略为持久，必然危及人文景观，诸如生存条件、经济活动、甚至发生社会之动乱与夫政治结构之崩溃”，而“明清代兴之深层原因”，亦即十六、十七世纪之“小冰期”。作为结论，汪先生借用法国年鉴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名著《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的观点，联系明清代兴的历史指出：

历史知识有“长时”、“中时”、“短时”之分。“短时”者，民变蜂起、崇祯自缢之属；“中时”者，连年饥馑、民不聊生之属；“长时”者，乃气候变化之属。此短、中、长时之分，就结构而言，各为外层之知、中层之知、内层之知。明清代兴就其短时之外层现象观之，不外甲申之变、清师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此读史者较易触见者，而欲洞悉史事之深层结构，则其事较难……自然界之异变及其难以抵御之伟力，岂沧海一粟之人类所能旋转。

而由这样的“结论”出发，苛刻些说，大量的甚至居于主流地位的历史研究，还大体局限在“短时”的“外层之知”与“中时”的“中层之知”之阶段，即研究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阅读者看到了热闹、没有看到门道；至于关涉“所以然”的“门道’、兼及“长时”的“内层之知”，尚待史家们的努力。

不仅重视时间意义上的“剧情”，而且关注空间意义上的“舞台”，时间与空间、剧情与舞台作为历史的双翼，双翼齐展，才是真正的、多维的、立体的史学研究吧！

舞台的扩展与独立的舞台

中国历史的舞台是历史中国的疆域，而历史中国的疆域并不等于现代中国的领土。比如100多年来，由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掠夺，清朝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已被攫取，今天的中国领土已经不能包括18世纪清朝的疆域，甚至不能包括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的领土，我们研究清史、民国史，自然也就不能局限在现代中国的领土范围。现代中国的领土面积，陆地面积习称960万平方公里；历史中国的疆域，如“剧目解题”篇所讨论的，则是今天的中国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具体来说，就是1759年到1840年之间的清朝疆域范围。1840年如所周知，是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年份，这年以后，清朝的主权已经不再完整；那么1759年又是个什么年份呢？文学作品中，这是金庸《书剑恩仇录》描写的乾隆皇帝、香香公主、陈家洛演绎的“江山美人”的时代；历史事件中，这是阴谋割据的南疆回部首领大小和卓木兵败后，逾葱岭、投巴达克山部，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杀二人、献首于清军的年份；而在中国疆域史上，正是1759年，清乾隆帝平定了天山南北路，从此，西达葱岭以西和巴尔喀什湖北岸及其西南，东到库页岛，北抵西伯利亚南部萨彦岭和外兴安岭，南届南沙群岛，都置于清中央政府各有特色的有效管辖之下，地域概念的中国第一次与政治概念的中国合而为一，中国和中原皇朝两个概念指称的地域范围从此吻合一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理想，也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实现。

《乾隆平定西域得胜图》之《伊犁受降图》

中国历史的大戏，正是演出于这样的舞台之上。大戏是抑扬起伏、精彩纷呈、有主角有配角的，主舞台也有着渐次扩展的过程，并呈现出相对独立的特征。渐次扩展与相对独立，又是我们这些观众扫描舞台时理解剧情的前提所在。

所谓主舞台的渐次扩展，即中国历史的空间视野范围问题。

1901年，当时的新史学代表人物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清议报》1901年9月3日），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而换个角度，从理解中国文明史演出的舞台看，我们的视野也必须层层放大：汉武帝以前的整个先秦时代、短暂的秦朝、西汉初期，将近2000年的时间，是核心在中原的“华夏史”；西汉武帝以后到南宋中期，大约1300年的时间，是包括了边疆地区的“中国史”；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到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的600多年，是广及欧亚特别是亚洲的“亚洲史”；1840年以后的清朝至今，则是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存在密切关系的“世界史”。

此华夏史、中国史、亚洲史、世界史，各自的舞台有多大呢？笔者在《中国历代疆域与政区》（署名胡嘏，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书中对此已有详述，这里则不妨切几个断面为例。

《史记》书影

秦之“华夏史”视野。《史记·秦始皇本纪》叙述秦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换成今地，即北起河套、阴山山脉，东北向至辽河下游流域及朝鲜西北部一隅之地，南至今越南东北一角和两广，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海。这是经历了夏、商、周三代的不断推扩与融汇，春秋同化内部的蛮夷戎狄、攘却外部的蛮夷戎狄，战国诸雄之间的相互征伐而秦灭六国，最终形成的政治疆域；这块政治疆域，构成了以后历代中原皇朝疆域的主体、内地农耕社会的主要舞台、华夏族及以后由华夏族发展而来的汉族的文化版图。

汉之“中国史”视野。西汉武帝通西南夷，平闽、南越，北却匈奴，西通西域，于是其疆域范围较秦更有拓殖：南、北略同于秦而或稍有扩展，东面扩展到今朝鲜中部，西有河西及广大的西域，西南达四川西南及云贵等省，南有越南的中北部。这一直接统治区，为包括内地与边疆的历史中国的疆域与现代中国的领土奠定了基础。

《元史》书影

元之“亚洲史”视野。蒙古民族所建的元朝，“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元史·地理志》）其时，若以1280年（平灭南宋的次年）为例，大元版图所届，在北方，西起今额尔齐斯河，东至鄂霍次克海，即有今西伯利亚、伊犁河流域、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及外兴安岭，跨海有库页岛；在东部，拥有朝韩半岛的北部；在西南，有西藏、云南，并包括今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锡金等地，缅甸东北部，泰国北部，老挝北部；又东至海，并辖有今澎湖列岛、韩国济州岛。如此，属于中国史范畴的元朝史（元为成吉思汗的直接继承者大汗之国），已不能仅以“中国史”的眼光视之；如果再加上同样渊源于大蒙古国、与大元存在主从关系的另外四大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则属于中国史一部分的蒙古汗国史，其舞台更是地跨亚欧大陆。

清之“世界史”视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朝，已非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不仅成型于1759年的历史中国疆域范围，在俄、英、葡、日、法、德等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鲸吞、蚕食、“租借”下，已经不再金瓯无缺；清朝的内政外交，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也与当今朝韩半岛的“六方会谈”（朝鲜、韩国、中国、日本、美国、俄罗斯）一样，非其地主可以自主。换言之，清朝史虽然还是中国史，理解清朝史却必须具备“世界史”的大视野，放眼全球。

由“华夏史”而“中国史”，中国历史的主舞台在扩展中；由“亚洲史”而特别是“世界史”，则显示出中国历史的舞台已经越来越无法独立，北熊东倭都在撕咬着历史中国舞台的完整圆满，欧风美雨都在影响着历史中国舞台的阴晴寒热。或者说，当1206年蒙古乞颜部首领帖木真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召集诸弟、诸子、驸马、伴当和各部落首领举行忽里勒台、建树九游白旗、接受“成吉思汗”称号、正式建立大蒙古国以前，我们观看中国历史的大戏，聚焦于中原华夏农耕区域、进而广角到历史中国疆域范围，即能大体理解剧情、演员、道具；那么1206年以后，随着亚洲甚至亚欧历史的“发动机”大蒙古国的启动，中国历史大戏已经融入了亚欧、进而北半球、进而全球的大舞台中。

所谓中国历史舞台的相对独立特征，即长期以来中国历史的自成一体问题。

就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来说，若以1206年作为一个大概的标志性年份，则此前的漫长时代，历史中国的舞台还是相对独立的，中国历史总体呈现自导自演、自说自话的面貌，而这联系着中外交通与彼此了解的困难。如何的相对独立？略举二例。

公元2世纪中叶，希腊历史学家包撒尼雅斯(Pausanias)在《希腊纪事》（收入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中说：

赛里斯人用织绸缎之丝，则非来自植物，另有他法以制之也。其法如下：其国有虫，希腊人称之为塞儿(Ser)，赛里斯人不称之为基儿，而别有他名以名之也。虫之大，约两倍于甲虫。他种性质，皆与树下结网蜘蛛相似。蜘蛛八足，该虫亦有八足。赛里斯人冬夏两季，各建专舍，以畜养之。虫所吐之物，类于细丝，缠绕其足。先用稷养之四年，至第五年，则用青芦饲之，盖为此虫最好之食物也。虫之寿仅有五年。虫食青芦过量，血多身裂，乃死。其内即丝也。

竟然这样多有谬误地传述赛里斯人（中国人）的养蚕制丝！其实名为“塞儿”的“虫”就是“蚕”，“塞儿”二字速读，与中国吴越地区蚕字的读音相似；中国人养蚕分为五期，辗转传到西方，成了虫寿五年；稷养之、青芦饲之、血多身裂云云，更是幽默得滑稽。但这样的滑稽并不奇怪。在6世纪以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饲养家蚕和织造丝帛的国家。据传，大约在552年至554年之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派遣两个僧侣到中国刺探丝的秘密，他们把几个宝贝似的蚕茧和桑树的种子藏在空的竹杖里，偷偷地闯关走私，带回了君士坦丁堡，这才揭开了西方养蚕业的序幕，而这上距中国可考的养蚕织丝史，已迈五千多年！

查士丁尼

如果说上条记载的时代还嫌稍早的话，下面的这条史料就较晚了。13世纪中叶，路易九世派遣出使蒙古的法国人吉尧姆·卢白鲁克（G.Rubrouck）《纪行书》（收入《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关于大契丹国（中国）写道：

契丹人……精于各种工艺，医士深知本草性质，余亲见治病以按脉诊断，妙不可言。从不检验病人之尿，亦绝不知有其事……其人写字用毛刷，犹之吾国画工所用之刷也。每一字合数字而成全字。

竟然这样认识中国的医术与汉字！而讲究综合施治的中医、“六书”原则的汉字，与分析实验性质的西医、拼音字母组合而成的西文之间的巨大差别与根本隔膜，也因此可见。

《禹贡锥指》书影

作为中国物质文化象征的丝绸与作为中国精神文化载体的文字，西方人的陌生，无疑反映了“中国世界”长久以来相对独立的史实。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相对独立呢？顾颉刚、童书业两位先生在《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禹贡》5卷3、4合期，1936年）文中指出：

在世界交通未大开的时候，一地的人类往往就把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看作世界，这在地球上的民族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说起我们中国的疆界来，在地理上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区域：往西面去有高山，往北面去有大沙漠，往东南两面去又是大海，四边的墙壁这样森严，怎不使人不信在中国以外还有什么很大的世界。

其实南面不必至大海，其热带亚热带丛林及其产生的烟瘴之气、出没的虫蛇蛊毒，在很长时间里，也足以构成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又吴松弟先生《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书中更加具体地描述道：

我国位于欧亚大陆东南部，与大陆另一边的古代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所在的地中海区域相距十分遥远，历史上只有极个别中国人因偶然原因到过地中海区域，也极少有人自地中海区域前往中国。我国与印度、伊朗等文明古国相距较近。但是，冰峰高耸的巨大的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妨碍着中国与印度、伊朗等国的交通往来……中国东临太平洋，北界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和苔原冻土地带，浩瀚无际、风涛不定的世界第一大洋和人烟稀少、难以通行的西伯利亚，也从东、北两面妨碍着古代中国与世界其它主要区域的接触，使之处于十分孤立的境地。隔绝为古代中国地理环境的一个显著特点。

而这样的墙壁森严、孤立隔绝，深刻地、广泛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例言之，封闭的生存空间既保证了中国历史演变过程的始终连贯，不似其他的文明古国如印度、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都曾发生由外来力量导致的文明断裂；也使得中国文明虽然发展早、水平高，但在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的观念影响下，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总体来说是较少的。换言之，无论是陆地的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还是海上的陶瓷之路、书籍之路，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其交流的范围与程度，并不足以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思想文化观念，并不足以改变中国作为大陆国家、文化独树一帜、物质生活基本无所求于海外的状况与观念；而长此以往，自我中心的地理意识、“自娱自乐”的文化心态，更是阻碍了中国人的主动对外交流。哪怕时至近现代，即便历史中国的地理舞台已经无法坚守独立，大清乾隆皇帝仍以“天朝上国”本来就物资富有而拒绝与西方贸易交流，新中国也曾被动或主动地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民经济建设方针。

然则，历史中国舞台的渐次扩展是有限度的，在长时段里，它没有打破这个舞台的独立性，而在新近的短时段里，已经不再独立的舞台的现实，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在诸多方面的独立心态。引用朋友赵益先生《吟哦斯名识“中国”》（《中华读书报》2001年3月14日）的话说：

文化的“差异性”也许不是一个终极的存在，但却是我们关注文化问题的起始角度。所以，只要我们承认人类思想的丰富多样性，就必须承认“中国世界”确实有着自己的独特语境。事实也正是如此，环境、生存手段乃至思维方式之于我们的“中国”，都“历史地”、“逻辑地”或“语言地”呈现出一种非凡的“与众不同”。

乾隆皇帝朝服像

至于这种“与众不同”的真切理解，又离不开对“中国世界的复杂性与广大性以及相对封闭性、文明起源的多样性、文化的区域性及其交融性”的广泛关照。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 胡阿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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