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剑：今天还有多少教师在快乐地，充满激情地工作？

郭英剑，男，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获博士学位，后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英语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01年9月回国后任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创办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并任首任主任、首席专家。2003年，被评为“河南省特聘教授”。2005年9月，调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郭英剑教授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模范教师、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校级“教学名师”，是国内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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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4日，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刊登文章，介绍了瑞典延雪平大学教授佩尔松所主持的一项研究。这项讨论世界高校中哪国学者最有压力的研究表明，中国高校首当其冲。

这项研究将压力分为从0到5共6个等级。从结果看，最没有压力的是德国，压力等级为0。与之相对的，中国学者的压力为5级，而且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占据5级高位的国家。

据报道，这是全球首次针对高等教育压力等级的一次跨国界研究。主持这项研究的佩尔松是瑞典延雪平大学的教育心理学教授，他针对过去20年间的情况，通过分析91篇文章和各种文献资料，对34个国家的职场压力进行了全面调查，最多的一次调查人数将近38000人，平均参与人数也在1430人左右，最终得出了上述结论。这一研究成果将在今年年内出版发行。

在上述结果中，德国的大学教师无疑处于压力等级的最底层。同时，加拿大、丹麦、芬兰、马来西亚等国的大学教师也几乎没有什么压力。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大学教师位于压力等级的中区，比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强一些，但幸福指数显然不如美国、日本、荷兰和新加坡等国，甚至也不如伊朗、土耳其、乌干达、希腊、葡萄牙等国的工作环境。而在30个考察压力与性别关系的调查中，有一半都认为女性相对于男同事更容易有压力。

若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解读，我们不难发现，德国的大学教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因为他们毫无压力可言。而中国的大学教师无疑就是最“悲惨的”，因为我们的压力指数最高。那么，何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偏差呢？

佩尔松的研究结果表明，德国的大学教师之所以能够如此“欢喜”，就在于德国相对缺乏一种绩效管理文化。我们知道，所谓绩效管理（简称PM）主要是指为保证以有效与高效的方式不断实现各种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方法、措施与手段。因为没有严格的绩效管理，使得德国的大学教师士气高昂，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

回过头来看中国。中国大学何以压力如此巨大呢？根据“全球学者管理与管理不善”调查，中国大学压力最大的原因主要在于女教师所面临的压力过大，她们在兼顾学术职责与个人或家庭责任时，得不到任何帮助。佩尔松对《泰晤士高等教育》记者说，“（中国）女性学者将面对工作所带给她们的所有压力，而一旦她们有了孩子，人们又期望她们好好照顾家庭——但（中国）男性学者就不必如此。”

对于英国高校教师的压力甚至高于伊朗、土耳其等国，佩尔松的解释是，因为深受英国日渐增长的《研究卓越框架》的影响之故。所谓《研究卓越框架》（简称REF）是英国在2014年所提出的用以评价英国高等教育（2008—2013年）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2016年7月新的评估原则出台，下一次评估将会在2021年举行。在佩尔松看来，英国学者对工作的满意度和职业幸福感，完全被REF所毁掉了。而且，让教师们感到最难过的是在（2008—2013年的评估之前和之中的）2006—2010这四年，他用“恶化”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情形。对于评估中的年轻大学教师来说，他们更是苦不堪言，因为他们要接受全新的管理体系的最新要求。佩尔松认为，这是导致教师失去幸福感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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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学者是对职场满意度最高的人群。那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会对自己的职业不满意呢？

就世界范围而言，很多原因是共同的，比如，超大工作量是压力增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他还包括缺乏来自管理者的支持、理解与尊重；不能得到公正的待遇、不公平的职称评审制度；感到不公平等。但在佩尔松看来，罪魁祸首还在于日本著名的丰田公司（Toyota）所推出的“丰田生产方式”。1960年代，丰田公司逐步推广了其极具特色的“精简管理模式”，这是一种消除浪费、关注流程速度与效率的管理模式。正是这种管理模式导致了职场压力大增。

佩尔松认为，将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强加于学术界，实际上是因为根本不明白学者是需要更多更大的自主权才能发挥作用的。对于学者们的管理，不应该像他们在一般企业工作那样，而是应该给予他们信任，放手让他们去做自己的工作，但现在的问题是，管理者们仿佛并不明白科学与创造性工作究竟是怎么来的，工作上不愿也不肯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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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结果将中国高校教师的压力归结为女教师的压力过大，这无疑是一个事实。但把压力过大的原因仅局限于无法协调工作职责与家庭生活间的平衡，那显然不是全部的事实。实际上，如果工作本身的压力不大，处理好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理应不是问题，比如德国这个0指数压力的国家，难道就没有女教师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中国高校的女教师显然承受的是双重的压力，即工作重压之外，还要兼顾家庭的重压。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虽然各行各业都有压力，但中国高校教师现在面临的压力之大可谓前所未有。越是优秀的高校，教师的压力越大。压力来自各个方面，从生存压力到职业压力，几乎是全方位的。20年前，在大学工作的教师还有权购买到平价住房，使居者有其屋，至少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但如今在北上广这样的地方，不提供住房几乎已经成了惯例。而房租之高人们有目共睹。

试想，一个刚刚毕业的青年博士，其不高的收入除了付房租和基本生活费用之外，几乎所剩无几，他们如何去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双重压力？青年教师在30岁到40岁之间是最为关键的十年，在生活上刚刚开始担负起人生、家庭的责任，在学术道路上开始真正独立的艰难爬坡阶段，这个时期非常需要管理者和方方面面的理解、支持与关爱。如果他们不能在这个时候得到实际的帮助和真正的支持，而只是对他们提出要求，那么期望他们在这个阶段做出一流的学术成果就有些勉为其难了；青年学者做不出一流的学术成果，指望学科与学校在未来能够进入一流，则不免有些不切实际了。

经常听到有人说，凭良心教书。这句话虽然体现了教师高尚情操的一面，但仔细想想，仅凭良心教书是多么无奈的举动。大学教师担负着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三大责任，其使命与职责明晰，需要全身心投入才能完成，仅靠良心可以维持一时，却难以坚持长久，目标也难以很好地实现。多年前笔者便曾提出过，管理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致命的软肋，并且质疑在高校“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究竟有多难。

当下中国高校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管理问题。从成立到跻身世界名校之列仅用了10年时间的香港科技大学所奉行的一个办学理念是：礼聘一流人才并且使他们感到快乐。今天能够进入高校担当重任的教师，大都是他们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生力军。试问，今天的中国还能有多少教师是在快乐地、充满激情地工作呢？

管理涉及到大学的使命，体现在各种管理理念、价值观、政策与规定等各种手段与措施上。高校管理，应该不同于企业化管理。我们都理解，管理有规则，管理讲数据，管理追绩效，但高校管理最终的核心力，还是应该使教师全身心投入，使他们快乐并富有激情地工作，这样才能一举数得地达到最佳的效果。在中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热潮中，大学教师的压力会继续倍增，如何为教师减压并使他们快乐工作，值得引起我们的管理者的重视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