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父亲寻找取衣未归儿子，11000人下落不明

在加沙，父亲已经无法向孩子许下作为父亲最基本的承诺。在我生活的加沙，以色列占领剥夺了父亲身份最基本的内容。父亲无法向孩子保证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去，因为他们逃往的地方，几小时后就可能遭到轰炸。

他也无法保证孩子一天结束时能吃上一顿饭，因为食物已变得没有着落。即便孩子问他，自己能不能活下来，他也只能在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活到第二天早晨的情况下作答。

在种族灭绝之下，甚至在被误称为“停火”的时期，父亲仍被要求表现得镇定，把恐惧沉默地藏起来，并让孩子感到安全；可眼前的处境，早已超出任何父亲所能控制和承受的范围。

早些时候，一次家庭聚会时，亲戚们开始拿我的婚事打趣。“哈桑，我们什么时候能喝上你的喜酒？”他们问。那时我大学即将毕业，在他们看来，结婚成家就是我人生的下一阶段。

第二天，我去了自己常坐的食堂，比平时多待了一会儿。突然，以色列的一次空袭击中了食堂旁边的营地，碎片四散，空气里满是尘土和尖叫。这不是我第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过了几分钟，我才慢慢意识到刚刚发生了什么。查看手机时，我看到父亲给我打了10多个未接来电。

等我终于接起他的下一通电话时，我能听出他声音里的如释重负，仿佛他失落的一部分终于回来了。他很快问我在哪里，有没有受伤，为什么一直不接电话。等我回去后，他叮嘱我以后不要在帐篷外待那么久。

这并不是想限制我的行动，而是一位父亲的本能：他知道，儿子可能只是像往常一样在一个普通的早晨出门，几小时后就会听说附近某个地方遭到轰炸，而他根本不知道孩子还能不能回来。

那天夜里，我独自坐在帐篷里，想着父亲在那几分钟里的恐惧，也想着我周围那些试图保护孩子、却又无力掌控危险的父亲们。

我想起28岁的艾哈迈德·阿斯富尔。他和家人住在一个靠近以色列所谓“黄线”的流离失所者营地里。他原本一直在等待回家，但以色列占领当局突然扩大了这一区域，并命令那些原本不在危险区内的营地居民撤离。

由于占领的存在，父亲被要求在一个根本没有安全感的地方制造安全感；他要安慰孩子，可他自己其实也需要安慰。阿斯富尔再次面临流离失所。这一次，他不得不离开自己在多次迁徙后才落脚的地方。他不知道孩子晚上该睡在哪里，不知道该怎样转移几乎无法行走的母亲，也不知道下一个地方会不会更安全。

他对我说：“哈桑，我儿子跑来问我，‘我们要去哪里？’而我母亲又走不了路。你根本无法想象那一天我心里是什么滋味。”那一刻，阿斯富尔要同时安抚两代人：儿子把他当作保护者，母亲在等他作决定，而他自己却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流离失所的残酷，不仅在于失去一个地方，更在于它迫使一位父亲装作自己有计划，哪怕他并不知道路上是否安全，也不知道下一个落脚点是否安全。

随后，我又想到了49岁的木匠萨利赫·穆盖尔。直到现在，他仍不知道儿子哈立德身在何处。哈立德过去总陪在父亲身边，帮他干活。战争爆发后，他们最初从拉法撤离时，哈立德回家取几件衣服，此后便再也没有回来。

穆盖尔拒绝接受儿子已经遇害这件事。他没有儿子死亡的证据，也没有任何信息能证明儿子被拘押；但同样，也没有任何消息能让他安心，相信儿子还活着。

每当有人提起儿子的事，穆盖尔都会哭，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一种没有结局的失踪。悲伤需要确定性，等待需要希望，而他被困在两者之间：他无法安葬儿子，无法见到儿子，也无法停止在新闻和名单里寻找他的名字。

穆盖尔对我说：“我每天都看新闻。每次有遗体送回来，我都会去医院看看，能不能在里面找到我儿子。”通常，父亲总以为自己至少会知道孩子在哪里，并能在需要时找到他。但穆盖尔连这样最基本的信息都被剥夺了。根据联合国的数据，自这场种族灭绝开始以来，加沙已有超过11000人的命运下落不明，穆盖尔的儿子只是其中之一。

占领不仅夺走了他的儿子，也把他困在不确定之中。可即便如此，穆盖尔谈起哈立德时，仍像一个等待孩子回家的父亲，而不是一个与儿子的故事已经结束的人。每次听到这些故事，我都会想起空袭之后父亲的声音，想起那10多个我没接到的电话。

小时候，我们总以为父亲从不害怕。如今我才明白，在加沙，做父亲很大一部分，就是把这种恐惧藏起来。父亲害怕孩子出事，却又尽量不把这种恐惧加到孩子身上。他会打10次电话，等终于听到儿子的声音时，还要努力让自己听起来平静。

加沙的父亲害怕的，不只是空袭和流离失所。饥饿本身也已成为噩梦。我还想起和朋友的父亲拉伊德·法尔汉的一次谈话。战争前，他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原本能够让家人过上宽裕的生活。他对我讲起饥荒最严重的那些日子：为了找一袋面粉或一顿饭，父亲可能不得不走进后来被称为“死亡陷阱”的地方，许多人在那里因为试图获取食物而死伤。

有一段时间，食物短缺已经威胁到他女儿的健康。他说：“自从我女儿问我，我们会不会饿死，食物对我来说就再也不是寻常东西了。它成了一个始终追着我的噩梦。”

从那以后，法尔汉一直努力为家里储备食物，有时甚至不得不借债。即便是在所谓的停火期间，任何一次口岸突然关闭、物价上涨，或地区局势升级，都会让他感觉像是一个直接的警告：他的孩子可能再次面临饥饿。这些父亲没有谁在为家人追求奢侈生活。他们所期待的，不过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本应被视为最基本权利的东西。

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仍在赞颂父亲作为养育者的角色，常把他们视为安全与稳定的来源。但在我的国家，因为占领的存在，父亲被要求在一个根本没有安全感的地方制造安全感；他要安慰孩子，可他自己其实也需要安慰。

周围的人仍会问我：“什么时候轮到我们为你庆祝？”也许他们问的，只是许多和我同龄的年轻人都会被问到的那个问题。但自从我在手机上看到父亲那10多个未接来电后，我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理解这句话了。

每当我想到成为父亲，我首先想到的已不再是房子、庆祝仪式，或孩子叫我“爸爸”的场景。我想到的是艾哈迈德·阿斯富尔——当儿子问他要去哪里时，他无从回答；想到萨利赫·穆盖尔——每次有人提起儿子，他都会落泪；想到拉伊德·法尔汉——他始终记得女儿问过的那个问题：我们会不会挨饿；也想到父亲在我终于接起电话时的声音。

我还会想到另外数十万名父亲：他们站在领食物的队伍里，守在医院里，待在流离失所者营地中，竭力让家人活下去。我想到的是：你深爱一个人，胜过爱自己，却还要承担安慰他的责任，同时明知自己什么也无法保证。

也许，这正是种族灭绝加在加沙父亲身上最沉重的负担：它不仅夺走了他们的家园、食物和孩子，也让他们日复一日背负一种愧疚——仿佛自己没能阻止那些原本就不该由他们负责、也根本无力阻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