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温岭教师扮富商深入敌巢，为游击队购得物资枪支

晋承河，安徽省当涂县城关镇人。

由于他擅长英语，1944年暑假曾被校指派到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当翻译。1945年7月，晋承河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国际外贸系。

晋承河隐蔽下来以后，与浙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以温岭县立中学英语教师的身份为掩护，担任中共浙南工委地下交通联络员，并在温岭县立中学开展爱国学生运动。

1949年，张悟新是温岭县立中学春班初中三年级（毕业班）学生。2月底的一天下午，英语教师晋承河把他叫到办公室。

晋承河问：“我经常发现你在后山看《展望》，这杂志在上海被政府取缔。你是从哪里得来的？”张悟新说：“在上海读大学的表兄寄给张悟新的。”晋承河说：“不过你要小心，注意保密，不要被警察发现。”

过了几天，晋承河又叫张悟新到他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你知道我们学校有个读书会吗？你愿参加吗？”张悟新回答：“愿意参加。”晋承河说：“我介绍你入会。”就这样，张悟新加入了花山读书会。

花山读书会的发起和组织者是晋承河，还有教师杜培桂、高中部学生王行新等。《花山读书会章程》规定，读书会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形势任务，团结发动师生，培养骨干，迎接解放。

读书会是一个半公开的师生群众组织。会员以进步教师和高中部的进步学生为主，以后发展到初中部的进步学生。会员的具体任务是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任务，团结广大师生，做好护校工作，迎接解放。还通过几个骨干会员及时掌握县城敌军动态，向浙南地下党和游击队报告，并带回传单在县城、校内秘密张贴。

每周一、周六晚上，读书会举办讲座。主讲人是晋承河、杜培桂、王行新和叶如兆、王元德、陈曼声等骨干进步老师。学习内容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和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任务》等，以及介绍左联作家的代表作。

参加学习讲座的会员开始只有30多人，以后发展到100多人，并欢迎非会员的进步师生列席旁听。读书会还组织骨干会员到括苍山浙南游击根据地参观。

为了及时报道解放战争的消息，实现花山读书会的任务，读书会决定办《花山报》。但办报资金紧缺，晋承河向进步师生、社会进步人士筹集了100银元。

还设了采编组，高中部两个，初中部1个，每组5人。为了保密和安全，所有稿件一律不署名。采编组除完成自己任务外，还帮助校对、发行。

该报为油印小报，8开版面，每逢周三、周六夜间出版，每期500份。读者以本校师生为主。同时，也秘密张贴县城。

《花山报》从创刊号开始就旗帜鲜明，把新华社的新闻放在首位，报道共产党的新闻，针对时弊，揭露黑暗，引起城内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注意。

3月中旬，县里派了1个班的警察进驻学校，监视师生行动，读书会和《花山报》被迫转入了地下。

新任温岭县长卢伯炎逼于形势，玩弄两面手法，一面妄图组织反革命自卫队，一面通过进步人士与浙南游击纵队联系起义。晋承河利用卢伯炎的心理特点，通过上层解释、交涉，警察只驻了几天就撤了。

此后，随着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花山读书会、《花山报》都逐步走向公开。到7月，是花山读书会活动的最后一个月，也是《花山报》发行的最后一期。

读书会自建立以来举办讲座26期，各类大会3次，参加师生约3000人次；《花山报》刊出20多期，发行1.5万份；《特快消息》1200份。花山读书会与《花山报》完成了浙南地下党交给的历史任务，培养了大批革命师生。3、4月间有100多名学生陆续奔赴浙南游击纵队。

温岭解放后晋承河带领一批师生参加接收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的工作，一批又一批学生参军、参干。他们为温岭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晋承河在温岭县立中学开展学生运动的同时，受中共浙东椒南工委的指派，到上海采购军需物资，供应浙东游击纵队。

1949年2月底3月初，晋承河生病，向温岭县立中学告假。温岭解放后，张悟新和同学才明白了他这次生病的真相。原来他生病是佯装的。

在病假期间，晋承河通过各种渠道，设计了很有“来头”的信件，扮作大商人去了上海。此时，国共和谈还在进行，解放军在长江集结，矛头直指南京。国民党上海防务司令汤恩伯扬言保卫大上海，市郊布满掩体、碉堡、战壕；市内军警密布，荷枪实弹，处处设卡，盘查每个过往行人。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人心惶惶。

晋承河镇定自若，凭着伪造的信件，机智勇敢地通过一道又一道“关卡”，购到一大批药品、布匹、纸张等，还给《花山报》购了1台收音机。最重要的是采购到一批枪枝弹药。他又依靠那些“大商人”的保护，秘密运输，一路伪装，把物资安全运到海门，从海门转运给浙东游击纵队。

晋承河在温岭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组织的温岭县立中学花山读书会和创办的《花山报》，不仅在温岭，乃至在全台州的爱国学生运动中，都是最完整、最光辉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1950年初，晋承河上调到浙江省公安厅一处一科，参加对敌反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