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可归”的民族，外国脸、广东话，澳门土生葡人不算中国人吗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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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南中国的海边上，有这么一群人：高鼻梁、深眼窝，一张标准的外国脸，可一开口，说的是最地道的广东话。

他们顶着葡萄牙人的姓氏，礼拜天去教堂做弥撒，可吃的是香山县运来的稻米，穿的是佛山织出来的丝缎，连讨价还价用的都是市井粤语。这群人，就是澳门的土生葡人。

网上有种说法，说他们是“无家可归”的民族：葡萄牙不把他们当正经葡国人，咱们这边也有人觉得他们不算中国人，四百年来两头不靠岸。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群长着外国脸、说着广东话的土生葡人，到底算不算中国人～

一碗药粉改出来的外国脸

很多人一听土生葡人，第一反应是殖民者的后代，高高在上，跟本地人井水不犯河水。可你要是回到明末清初的澳门街头，看到的画面会颠覆这个想象。

街上经常能碰到这样的人：头发卷曲发黄，皮肤偏黑，五官立体得像画里走出来的，可他正操着一口香山方言，跟菜贩子为了几文钱掰扯个没完。

更绝的是，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记了当时澳门的一桩奇俗：

“得一唐人为婿，举澳相贺，婿欲归唐，则其妇阴以药黧黑其面，发卷而黄，遂为真番人矣。”

翻译过来就是：葡人家庭要是招到一个中国汉人女婿，全澳门的葡人都跑来道贺。哪天这个中国女婿想家了，想回内地，他的葡人妻子就偷偷用药把他的脸涂黑，把头发弄得又卷又黄，让他看起来跟真番人一模一样，想回也回不去了。

为了留住一个中国女婿，全家上阵给人易容。你品品这个画面。

刚开始跟着商船来澳门的葡萄牙人几乎清一色是男的，基本没有西方女人随行。要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繁衍，就只能娶当地的华人女子，其中很多是常年在海上讨生活的疍家女，也就是文献里说的“鬼女”。

乾隆年间的澳门同知印光任、张汝霖在《澳门纪略》里也记了这事：

“居澳进教者，久居澳地，渐染已深，语言习尚，渐化为夷……或娶鬼女而长子孙。”

意思是住在澳门入了天主教的人，待得久了，说话和习惯都慢慢变得跟番人一样，有的还娶了鬼女，生儿育女传下香火。

这种通婚是双向的。华人男子入赘葡人家庭也好，葡人男子娶华人女子也好，生下来的孩子，血统里都掺进了大量汉人基因。所以土生葡人这个群体，从出生那天起就带着双重性：脸和姓氏随了父系的外国底子，可从小被中国母亲带大，听着广东话牙牙学语，吃着岭南的饭菜长大，连脾气里都多了几分南方人的温和隐忍。

那碗把皮肤涂黑、把头发弄卷的药粉，说白了就是两个族群硬生生融成一体的象征。原本属于两个世界的面孔，就这么被捏到了一起。

洋装底下的岭南日子

走在十八世纪的澳门街头，一个土生葡人的标准行头，常常会让内地来的读书人看傻眼。屈大均仔细观察过他们的穿着：

“人以黑毯为帽，相见脱之以为礼。锦罽裹身，无襟袖缝绽之制。腰悬长刀，刀尾拖地数寸，划石作声。”

戴着西式黑毯帽，见面脱帽行礼，身上裹着没有中式衣襟袖口的洋装，腰里挂把长刀，刀尾拖在石板路上哗哗作响。乍一看，妥妥的西方绅士派头。

《澳门纪略》里有段特别写实的观察，看看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

“其俗以行贾为业，富者男女坐食，贫者为兵，为梢公，为人掌舶。……衣之制，上不过腹，下不过膝，多以羽毛、哆啰呢，金银丝缎及佛山所织洋缎为之。”

除了少数靠海上贸易发家的富商，绝大多数土生葡人都是卖力气吃饭的：守炮台的兵、风浪里颠簸的舵手水手、给大商船扛活的雇工。

他们身上穿的是西式剪裁的短衣，可做衣服用的金银丝缎，连同那顶招牌黑毯帽的内衬，用的全是广东佛山织造的洋缎。

佛山是明清时期岭南的纺织重镇，产的丝缎价钱公道、质地结实，特别扛得住海边的潮气。于是澳门街头就有了这么一幕：一个高鼻深目的土生葡人，戴着西式黑毯帽神气活现地走过，可帽子一摘，里子上是佛山织坊的印记。

他们的舌头也是双轨的。在教堂和公事房里，磕磕巴巴说几句葡萄牙语；回到自家厨房和码头上，吐出来的全是夹着水上行话的广东方言。

这顶佛山洋缎缝的葡式黑毯帽，把他们的生存状态说得明明白白：头上戴的是西方宗教和身份的帽子，身上的衣食来源、脚下的生命根基，全扎在岭南这片土地上。

上中国法，下顺夷情

对这群半唐半番的人，明清两代朝廷是怎么管的？很多人以为那时候的澳门是块自治的法外之地，朝廷管不着也懒得管。翻翻档案，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先看明代。《明史》卷三百二十五里，把这群人怎么来的、怎么交钱的，记得清清楚楚：

“其自贩于中国者，则直达广东香山澳，接迹不绝云。……许之。先例既开，其来澳者便愈来愈众，由此地方官员每年受葡人之贿五百两白银，竟成定数。”

这笔每年五百两的银子，后来被大明朝廷正式定成了岁租银，由香山县令负责征收，直接记在朝廷的财政账上。

别小看这笔租金，它在法理上钉死了一个事实：澳门不是割让地，也不是无主地，而是居澳葡人向大明政府承租的住处。说得再直白点，他们再怎么折腾，也是住在明朝领土上的租户，每年得按时交房租。

到了清代，华洋混居的规模越来越大，管得也越来越细。

司法上，清廷拿出了一套相当高明的方案。《粤海关志》记载，乾隆八年，刑部处理一起澳门的华洋命案时，定下了这么一条原则：

“嗣后澳夷商人有罪当绞斩而夷情愿即为抵偿者，该县于相验之时，讯明确切，由司明详报督抚，再加覆，一面批饬地方官同夷目将犯人依法办理。上中国法，下顺夷情，重案不致稽延。”

核心就八个字：“上中国法，下顺夷情”。澳门要是出了人命官司，凡是够得上绞刑斩首的，必须按《大清律例》来判。但执行的时候，照顾外来族群的习俗，由大清的地方官会同澳葡的夷目一起监斩。

主权和司法权牢牢攥在大清手里，具体操作上给点自治空间，地方也就稳了。这套安排，已经有点后世一国两制的雏形味道了。

司法之外，经济上也卡得死死的。大清在澳门设了粤海关分司，专门盯着这群人的贸易进出。《粤海关志》卷五里写着：

“澳口系正税总口，在广州府香山县……惟广东粤海，专设监督，诚重其任也。至分司其事，大关、澳门则设防御，其余五大总口并置委员。复有稽澳夷管出纳者，于以大小相维，恪恭职守。”

朝廷专门设了防御、委员这样的官职，稽查澳门番商的税收和物资进出。每一个戴黑毯帽的土生葡人，只要开船出海做生意，每一箱货、每一吊钱，都记在大清海关的账本上。

长着外国脸不假，可在行政、税收和法律上，他们从头到尾都是大清治下的另类子民，手里攥着的，相当于天朝发的特殊绿卡。

易服出教

日子久了，澳门这种华洋杂处的环境，给清朝地方官出了个难题：大量内地汉人跟葡人来往多了，或者娶了葡人女子，生活习惯开始变样。穿洋装、进天主教，连名字都改成了葡式的。

这种变化让官府高度警觉。乾隆年间，署理澳门同知张汝霖在公文里把话挑明了：

“唐人进教者……久居澳地，集染已深，言语习尚，渐化为夷。……其娶有鬼女，挟资贸易及工匠、兵役等人，穿唐衣者勒令出教，穿蕃衣者，勒令易服出教，均俟鬼女身死之日，携带子女回籍。”

在张汝霖这些官员眼里，汉人渐化为夷不是小事。要是任由汉人改穿番装、加入外教，大清对澳门的人口管辖就开了口子。于是政策来得非常硬：入了天主教还穿汉服的，勒令退教；已经穿上番装、生活上变成葡人的，强令换回汉服、脱离天主教，这就是所谓的“易服出教”。更狠的一条是，华人娶了鬼女的，等妻子去世那天，必须带着全部子女搬回内地祖籍。

这套人口管制，相当于朝廷给澳门设了一道身份防火墙，防的就是本国人口和资产从这个口子流出去。

在政策的反复拉扯下，土生葡人夹在葡萄牙王室和大清帝国中间，过了上百年的紧日子。完全倒向葡萄牙？岭南这边的丝绸、粮食和淡水立马断供，在这片土地上根本立不住脚。完全变回汉人？严厉的回籍政策又会让他们丢掉澳门自由港的生意特权。

两头都不能选，那就两头都沾着。面对清朝官员，他们是顺从的大清纳税人，毕恭毕敬守着中国法；面对海上的风浪和西方商船，又换上葡萄牙身份，按西方规矩去挣钱。把那顶佛山缎黑毯帽捂得更紧一点，在夹缝里把日子过下去。

这本事不算体面，但管用。靠着它，这个人数不多的族群在几百年的风雨里硬是活了下来。

安边纬略：写进《四库全书》的澳门

乾隆皇帝下令编《四库全书》的时候，纪晓岚领衔的四库馆臣审到《澳门纪略》这本书，给了一段相当高的评价：

“于山海之险要，防御之得失，言之最悉。盖史举大纲，志详细目，载笔者备有体裁耳。”

意思是这本书把澳门山海地势的险要、防务上的得失写得最详尽，体例也合规矩。一部记录澳门风土和土生葡人生活的志书，就这么被正式收进了大清的官方文献。

在清代统治者和士大夫眼里，澳门和住在里面的土生葡人，从来不是什么不相干的外国领地，而是帝国都会郡县的延伸，是关系到海防和主权的山海险要之地。

清代学者孙冯翼在《重雕〈澳门纪略〉题辞》里说得更直接：

“重文润直与海潮争，安边纬略为用形势。官守录入四库书，海内词人反复其搦管。”

安边纬略，说白了就是管好澳门、安顿好这群戴黑毯帽的人，本身就是大清安边防海的大事。这群长着外国脸、说着广东话的边缘人，早就被写进了中国疆域和治理的蓝图里。

老达子说

回看土生葡人这四百年，很多人被那张外国脸迷惑了，觉得他们要么是葡萄牙留在东方的血脉，要么是两个帝国夹缝里无家可归的浪子。

可你合上那些发黄的史料再想想：这群人给大明交岁租，犯了重罪要按大清律例来判，身上穿的佛山丝缎、碗里盛的香山稻米，连吵架用的都是粤语。脸长成什么样，从来定义不了一个人的归属。

他们不是无家可归的民族。四百年的风雨里，他们的根早就扎进了岭南这片红土地。那顶黑毯帽再洋气，里面的佛山丝线，早就和这片土地的命运缠在了一起，解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