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沉睡的历史轻轻唤醒 擦拭干净 交给未来

金陵发掘前的钻探工作，在山后果园发现金代砖窑 元青花凤首扁壶 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楼全景 1972年发掘后英房遗址主院 克罍 克盉

前不久，在北京地铁滚动播放的“元大都和义门考古揭秘”短片走红网络，让六百年元大都往事再次走进大众视野，也引发人们对北京城历史的热情探索。

5月的一天，知名考古与古陶鉴定专家黄秀纯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讲述了他亲历北京元大都、琉璃河西周燕国遗址、金代皇陵等重要考古现场的发掘经历。年近八旬的黄老记忆力惊人，以第一视角还原了一线考古人的传奇一生。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首批文物事业接班人，黄秀纯的人生随着北京城市早期考古启动、国宝的发现而前行，经他整理的手写资料、考古照片堆成小山一样，令人对老一辈考古人的敬业与坚守肃然起敬。

参与传世珍品《神策军碑》《刘熊碑》征购全过程

1945年9月，黄秀纯出生在北京南城。他住的海柏胡同，是一片戏曲与民间艺术的沃土，叶盛章、叶盛长、萧长华等戏曲名家都住在附近。少年时，他和几个同学到业余京剧团跑龙套，学锣鼓经……听到同学武志平一声哨响，他便跟小伙伴一溜烟跑到天桥，看宝三儿摔跤、看无声电影……院里邻居董立言是齐白石的弟子，开春带他们放风筝，暑假带他们去宣武门城墙上逮蛐蛐。那时，董大爷家里常来画家马晋、曹克家、蒋兆和等大家，黄秀纯最爱听老先生们谈论书画、碑帖、古瓷，被那些古旧、沉静的气息深深吸引。

傍晚放学回家，看到琉璃厂的古玩铺里透出温润的灯光，他常常趴在窗台上往里望，心里埋下一个念头：长大了，能在琉璃厂工作该多好啊！1963年，黄秀纯中学毕业，正赶上北京市文化局招生。面试那天，他穿着母亲做的中式小褂，老师看着报名表上的名字，说：“男孩子呀，喜欢什么？”黄秀纯说，“喜欢毛笔字。”老师往里边一指，“行，去文物鉴定班吧。”

一句话，就定了一生，一辈子跟文物打交道。

北京市文化局主办的文物鉴定班，培养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文物事业接班人，全班共有20人，当时黄秀纯算班里年龄最小的。授课老师全是文博大家：启功、徐邦达、郭味蕖、刘凌沧，及琉璃厂文化街的黄镜涵、傅大卣、靳伯声等文物鉴定专家。课堂则经常在故宫、在历史博物馆、在文物商店，先讲发展史，后讲鉴定知识，先生们全都倾囊相授。

能够如愿以偿学习古器物，黄秀纯非常认真、努力。一年后，他被分到琉璃厂庆云堂门市部专攻碑帖鉴定——这行被称作“黑老虎”，最难辨真伪。用行话讲，最容易“咬”人。黄秀纯跟着老师傅张彦生、马宝山学习碑帖鉴定、拓片制作，向李文才先生学习纸墨笔砚等文房四宝鉴定。他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吃、住都在庆云堂，几百种碑帖，历朝历代的考据，全部刻在脑子里。

不久，黄秀纯得以亲历征购柳公权《神策军碑》的全过程，让他记忆深刻。1965年，他随师傅在出差途中接到任务，赴广州参与接收爱国华侨陈清华回流的国宝碑帖。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和指示的任务，回想当时面付现金的情景，还紧张得手心冒汗。之后，黄秀纯和师傅马宝山几经周折，在美术馆后身大佛寺街的碑帖收藏家衡亮升家中，为国家征购得宋拓汉《刘熊碑》。这两件传世珍品，此后他再也没能见到，但当年得以如此近距离触摸国宝，令他眼界大开，只觉此生足矣。

明城之下“和义门”出土全国首例“防火城门”

1968年，黄秀纯被分配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从此，开始了他的考古人生。

元大都的建立，标志着北京第一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在此之前，北京走过西周燕国、辽南京、金中都；从元大都开始，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从考古视角看，北京城是一座“叠城”，层层叠压，极难勘探。

20世纪60年代初，元大都考古队正式组建，成为北京城市考古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969年，在拆除西直门箭楼的明代城墙时，深埋其内的元代和义门瓮城遗址意外现身。考古队随即到场勘察，发现底下露出的是元代“小薄砖”，经持续发掘，一座完整的元代和义门瓮城赫然展露人前。

这是元大都考古史上最震撼的发现之一。和义门，是元大都西墙北侧城门。元末至正十九年（1359年），为抵御农民起义，元顺帝下令十一座城门皆筑瓮城。明朝修城墙时，并未拆除元代城门，而是直接将其包在城楼之内。这一“包”，就是六百余年。

当时，考古队派黄秀纯协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义孚先生测绘和义门遗址。那是冬天了，天气很冷，城墙上寒风刺骨，两个人穿着棉大衣、棉鞋，冻得不停跺脚。当时只有一台小平板仪用于测绘，郭义孚绘图，黄秀纯帮助扶标尺、报数据。他记忆犹新，郭先生说：“将来想复原和义门，按我画的这图就能复原。”

和义门遗址出土的半圆形铁鹅台，形制完全契合《营造法式》记载，是国内考古首次发现的实物例证。更惊人的是，城楼地面铺砖之下暗藏着石箅子，石箅子下是砖砌水池，水池外又砌流水沟……“它是专门设计的灭火设备，火攻城门时，城上浇水，水流经石地漏浸湿城门，起到防火阻燃的作用。”黄秀纯说，“这独一无二的城门防火系统，是我国建筑史上前所未有的新资料，体现出元代城市军事工程的最高水平，是活的建筑史。”

这一发现震动全国，当时夏鼐先生悄悄拉住徐苹芳先生叮嘱：“发掘仔细点，多留资料。”黄秀纯记得，徐先生也经常嘱咐他们，“一定要多拍照片，我们花几万块钱发掘，将来能留下的就是照片。所以一定要多照，别心疼胶卷。”

后来，考古所从府右街消防中队借来云梯车拍摄航拍图。云梯升上去后，人在上面站不稳，摄影师韩悦把自己和相机分别绑在云梯上，才稳住镜头，按动快门。这些图纸、照片，成为元代“和义门”的唯一资料，弥足珍贵。

被抢救的国宝首博镇馆之宝元青花凤首扁壶

1970年10月，有铁路巡道工人报告说：“在旧鼓楼大街豁口城墙下发现青花白地的瓷器。”于杰先生是北大毕业的考古学家，听到后马上和黄秀纯说：“小黄，北城墙是明洪武元年修建的，这批瓷器下限至少是洪武时期的，我们应该马上去工地看一下。”

那天是周一，不允许队员外出，黄秀纯与于杰心急如焚。第二天一早，两人骑车从北海后门直奔现场，眼前景象让他们心碎：那些瓷器被工人用大铁锤给砸碎，碎瓷片扔到了土堆里。“昨天你们不来，我们就‘破四旧’了。”工人说。

经现场勘测确认，这是一处标准元代窖藏，被埋在明代北城墙之下、元大都居住遗址之内。于杰拉住黄秀纯：“借筛子、借铁锹，把瓷片筛出来。”两人在土堆里筛了三天，一铲一铲翻土，一遍一遍过筛，把周围的土堆全翻遍了，把所有残存碎瓷片捡回办公室，大家合力慢慢粘接。因为不是搞修复专业的，黄秀纯开玩笑说：“咱们粘接的是‘二凤的姐姐——大凤（缝）’。”

最终共修复10件元青花，6件影青釉大碗，部分器物带有八思巴文墨书“张”或“章”姓氏款。这批器物中，最为珍贵的便是那件举世闻名的元青花凤首扁壶。它出土于标准元代地层，为研究元代青花瓷器发展及器物断代提供了科学依据。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元青花凤首扁壶的器型是由晋唐天鸡壶发展而来的，五代至两宋时期，景德镇一直有天鸡壶的烧造制作，元代陶工巧妙地继承了这一传统技法，突出了青花的彩绘装饰，显得更加生动美观。这件凤首扁壶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还登上邮电部发行的特种纪念邮票，现为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

黄秀纯说，原以为这件扁壶是孤品，直到20世纪90年代，新疆伊犁霍城县芦草沟镇西宁庄出土了一件元青花凤首扁壶，和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几乎一样。原来，六百年前景德镇陶瓷工匠同时烧造的两件青花凤首扁壶——鸾凤和鸣，一件留在元大都，一件沿丝绸之路远走西域。历史沧桑，朝代更迭。六百年后，这“一鸾一凤”两件国宝在首博《世纪青花瓷器》展上重新聚首，令人啧啧称奇。

揭秘元大都烟火气息翻开北京的“元代档案”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元大都的考古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共同进行。黄秀纯回忆，在元大都发掘中，保存最好的是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它被明城墙完整压在地下，是一座高等级四合院，工字形布局，雄伟气魄，充分表明了宋元时期向明清时代过渡的建筑风格。

现场发掘时，屋内景象惊心动魄：宅子的主人是在明军来拆毁房屋时仓皇离开的，龙泉青瓷罐摔在屋内，罐盖滚到屋外台阶下；二百多颗玛瑙棋子散落一地；还有白釉“内府”梅瓶、“元章”款端砚等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文物。

1973年春天，黄秀纯随队发掘了后桃园元代居住遗址（今西直门后桃园胡同西北的明清城墙墙基下），该遗址出土的一对钧窑瓷连座瓶，“钧窑挂红，价值连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经过10多年的努力，元大都考古队先后勘察了元大都的城郭、街道、河湖水系、排水设施等遗迹。特别是为了配合地铁建设工程，先后对和义门瓮城、后英房、西绦胡同、桦皮厂、后桃园、德胜门豁口、旧鼓楼大街豁口、安定门煤厂等十余处元代居住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清理工作。

通过考古发掘得以揭秘，元大都街道纵横竖直，相互交错。两两相对的城门之间，宽广平直的大道彼此贯通。城内遍布胡同、作坊、店铺、豪宅、民居……考古发掘还原的元大都，不再是历史书上冰冷的名字，而是一座有烟火、有生活、有悲欢的都城。

如今，人们都知道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是城市的灵魂。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元大都考古队就从鼓楼向南钻探，途经地安门桥、景山寿皇殿一带，发现了一条宽28米的元代中心大道，贯穿南北全城。

为厘清学界关于中轴线的长期争议，遵照徐苹芳先生的安排，黄秀纯在鼓楼施工期间打了一条探沟，勘探结果令人振奋：明代鼓楼地基之下，清晰叠压着元代夯土与建筑基址。至此，元大都中轴线即为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推论得到考古实证，成为北京城市沿革史上公认的核心定论。

亲历一线发掘从墓底积水中捞出克盉和克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黄秀纯曾两次亲历琉璃河西周燕国遗址一线发掘。当时琉璃河考古工地只有一部手摇电话，工作人员往返工地需先搭乘火车，下车后还要再步行40分钟才能抵达。当年工地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电话靠吼，工作靠走，发掘靠手，保卫靠狗。”

黄秀纯第二次参加琉璃河遗址发掘是在1981年至1986年，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再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成立联合考古队。这次主要发掘黄土坡村西周燕国墓地和董家林村古城遗址。

考古资料显示，琉璃河遗址内涵丰富，主要分为古城遗址、生活区、墓葬区三大部分。大量考古发现足以证实，此地正是西周初年燕国的始封之地，遗址内的古城，应是西周初期燕国的都城。当年发掘时，墓葬区分布在遗址中部黄土坡村台地及古城东侧区域，京广铁路从中穿过，将墓葬区分成东、西两部分。考古工作者把铁路线以西划定为墓葬I区，铁路以东划定为墓葬Ⅱ区，两区面积约5万平方米。

早在上世纪初修建京汉铁路时，琉璃河地区就有古墓遗存陆续发现。半个多世纪过去，经过两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该遗址考古研究工作成果丰硕。1973年至1986年，考古工作者分两个阶段开展发掘工作，累计清理墓葬300余座、车马坑20余座。

黄秀纯回忆，青铜重器“克盉”“克罍”就是在这期间出土的，为证实琉璃河遗址为西周始封之地提供了确凿证据。1986年秋季发掘的M1193号大墓，四角各设有一条墓道，形制极为特殊。该墓南北长7.68米、东西宽5.45米、深10.25米，墓葬南端还配有大型陪葬车马坑。此类形制的高等级大墓还是第一次发现，考古队员的心情都无比激动。

11月29日，时值深冬，天寒地冻，细雪纷飞。由于墓坑较深，底部渗水，是典型的“水墓”，坑内积水结起了一层薄冰。为了抵御寒冷，考古人员下墓前会饮用少量白酒取暖。众人分批轮换，在水中作业10分钟便上来换另外一批人下去。最终，考古队员在棺椁头箱位置清理出两件青铜礼器——铜罍和铜盉。两件器物的盖内和口沿内壁，均发现内容相同的43字铭文。国宝重器克盉和克罍，就此从冰冷的墓底积水中重见天日。

经过持续发掘，墓葬区还出土了带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以及玉石器、漆器、陶瓷器等。从铜器的铭文内容看，这片墓葬的墓主人都是燕侯麾下的重臣与贵戚。他们有的曾获燕侯赏赐，有的曾奉燕侯之命前往宗周，向周太保（召公）进献，并因此受到召公的嘉奖。

挖出来更要写出来、传下去

黄秀纯直言，考古是一项严谨科学的工作，同时又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一方面，田野考古的方法只有在实践中才能逐步掌握。另一方面，常年的野外考古工作，吃苦是家常便饭——寒冬测绘，手脚冻僵；盛夏发掘，汗流浃背；外出调查，只能啃干粮、喝凉水。

在黄秀纯看来，考古人的使命，就是把所有遗址的信息，永远留下来。

一路走来，黄秀纯最感念的是，遇到过许多令人尊敬的师友。他记得自己的第一篇考古发掘简报《北京顺义县临河村汉墓发掘简报》是在于杰、徐苹芳两位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令他信心大增。他做学问，是下“笨”功夫，坐“冷”板凳，比如他通过参加编写《元大都发掘报告》《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81—1986年）发掘报告》，在实践中收获了很多宝贵经验。

徐苹芳先生是黄秀纯极敬重的一位恩师，二人因参与元大都遗址发掘工作相识。当时考古发掘条件极其艰辛，徐先生骑着自行车往返各个工地勘察定点，同时还要顾及城里的钻探调查工作。

有一次，徐先生叫黄秀纯到家中，亲自用毛笔开出书单，包括《元典章》《文忠集》《陵川集》《三朝北盟会编》等20余种典籍，“你有时间把这些书找来读一读。”徐先生说，“文物队资料室藏有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赵万里辑录的《永乐大典》手抄本《析津志》，也值得一看。”《析津志》属于善本不外借，于是，黄秀纯每天利用午休时间誊抄此书，一共抄了四册，并按照线装书样式装订成册，这份手抄本也成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黄秀纯认为，考古是为了读懂历史，挖出来，更要写出来、传下去。

1991年，黄秀纯主持发掘龙泉务窑址，宿白先生（考古学家、曾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第一任系主任）亲自到工地指导，一再嘱咐他：“田野问题一定要在现场解决，特别是地层。它是我们断代的依据，绝不能含糊，绝不能拿到室内解决。”这句话他牢记了半辈子。后来，《龙泉务窑发掘报告》首次科学证实辽三彩运用了失传五六百年的工艺。这座窑址烧造的辽三彩，除了以铅作为助熔剂外，还首创使用对人体无害的天然硼砂作为助熔剂。这一工艺比国外硅酸盐珐琅釉早五百多年，填补了辽代陶瓷研究史的空白。该成果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荣获北京市第八届社科优秀成果奖。

更让黄秀纯感念的是，2001年春，他主持发掘房山金陵遗址时，宿先生和徐先生都已是70多岁高龄，但二人先后两次前往金陵遗址工地考察、指导工作，并语重心长地指出：金陵既不同于北宋皇陵，也不同于明十三陵，把金陵遗址平面关系搞清楚，就是对考古事业最大的贡献。2005年退休前，黄秀纯完成《北京金代皇陵发掘报告》，这让他倍感心安。

黄秀纯说：干一事，终一生。退休后，他仍然笔耕不辍，先后出版《考古人生》《考古与文物漫谈》《废帝与皇陵——金陵发掘史话》等著作。如今，步入耄耋之年，他又写下《古今中外琉璃厂》一书，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工匠’精神。自己认准的一件事，就想一辈子把它做到极致。”黄秀纯坦言。质朴的话语中，让人读懂了老一辈考古人的初心与坚守。他们俯下身子，一寸一寸发掘，把掩埋的历史，轻轻捧起，擦拭干净，交给未来。

文/本报记者李喆供图/黄秀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