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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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谈及苏轼、苏辙，总戏谑概括为“苏轼闯祸王，苏辙捞哥王”。
看似是弟弟单方面兜底兄长，实则这份数十年不离不弃的手足情，根植于少年共同的苦难底色，成型于一刚一稳的性格互补，淬炼在朝堂新旧党争的风雨之中，最终化作两族世代相守的绵长温情。
苏家早年人丁单薄，苏洵与程夫人共育六名子女，半数早早夭折，姐姐又遭婆家苛待早逝。坎坷的家庭境遇，让尚且年少的苏轼与苏辙早早懂得彼此依靠，这份独属于二人的相依之感，成为贯穿一生情谊的起点。
兄弟二人天性截然相反，处事方式更是天差地别。苏辙内敛务实、行事谨慎沉稳，待人温和周全；苏轼天性爽朗豁达，心性坦率直白，说话行事不拘束、不计利害，时常直言评议世事，随性调侃旁人，常常令身边人窘迫为难。
深知兄长性情容易招灾，苏辙长久以来时时规劝、反复叮嘱苏轼收敛锋芒、谨言慎行。
二人徐州相聚之时，苏辙更是满心忧虑兄长直率的性格断送仕途、引来横祸，苦心劝导他修身敛性，还写下“常恐坦率性，放纵不自程”抒发内心担忧。
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苏轼直言敢谏的天性，终究为自己埋下祸根。
北宋王安石推行激进变法，兄弟二人皆不认同新政严苛扰民的举措，却有着不同的政见表达。
苏辙主张轻徭薄赋、精简兵役，以休养生息富民强国，论事克制理性；苏轼态度更为激烈，撰文痛斥新法酷刑重税，文字立场鲜明，深得保守派朝臣支持，无形中阻滞了革新派推行政令。
兄弟二人的异议令变法集团心生不满，朝堂矛盾持续发酵，苏轼、苏辙双双遭受贬谪，苏轼更是身陷囹圄，险些被判死罪，乌台诗案成为二人命运的重大转折点。
听闻兄长被捕入狱，苏辙心急如焚，四处打探案情，不惜向宋神宗上书，愿舍弃自身全部官职，换取苏轼性命。
他在奏疏中诉说幼年丧亲、兄弟二人相依为命的过往，直言兄长入狱令全家惶恐痛哭。这份恳切真挚的陈情打动宋神宗，加之一众大臣纷纷求情，苏轼才得以免去死刑，改为贬谪流放到黄州，苏辙也受牵连而被贬官到筠州。兄弟两人一同跌入低谷，却没有半句怨言。
风波暂歇，王安石变法宣告失败，旧党执掌朝政，曾经反对新法的苏氏兄弟重新得到重用。苏辙一路升迁官至要职，苏轼也重返朝堂。
可苏轼依旧改不掉直言抒怀的性子，不久再度被贬惠州。
惠州生存条件艰苦，苏轼心系当地百姓疾苦，自掏腰包铺路修桥，微薄俸禄难以兼顾民生与全家生计，苏辙便长久接济兄长一家，成为苏轼坚实的经济后盾。依靠弟弟扶持，苏轼不仅顺利完成惠民工程，还在当地安家安居。
但朝堂之中嫉恨苏轼之人从未停歇算计，有人截取他笔下暗含不平的诗作呈递君王，龙颜大怒之下，苏轼再度远贬蛮荒海南。
纵使环境恶劣，苏轼依旧心怀百姓，教当地百姓耕种种菜，传播中原文化，开设学堂教化孩童，改良当地落后风俗，成为海南文化发展的引路人。而身居高位的苏辙，始终牵挂远在天涯的兄长。
兄弟二人聚少离多，书信诗词成了寄托相思的载体。兄弟往来存世书信、诗词上百篇，苏轼动辄提笔忆子由，苏辙亦时常写诗宽慰兄长。仕途不顺时，对方的文字是彼此唯一的精神慰藉。兄弟之间一生从未因功名产生隔阂，从不互相猜忌，始终一心为对方着想。
直至宋徽宗登基，苏轼获赦得以北归，历经半生颠沛的兄弟二人，终于盼来安稳度日的契机，彼时苏辙已然身居宰相之位，半生都在为屡屡闯祸的兄长奔走周旋。
这份跨越半生的扶持并未随苏轼离世落幕。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北归途中染病，在常州病逝。彼时苏辙远在颍昌，得知兄长离世悲痛欲绝，终生思念。
兄长过世后，苏轼三子苏迈、苏迨、苏过尽数迁居颍川，与叔父苏辙比邻而居，两家后人朝夕相伴、亲如一家，将父辈深厚的手足情义延续下去。
苏辙独自抚育苏轼的子女，倾尽心力照料苏家后人，整理苏轼全部诗文，编撰文集，让兄长文章流传后世。
苏辙晚年独居，每逢佳节必祭奠兄长，时常翻看二人年少旧诗，直至离世。苏辙临终前留下遗愿，要与兄长同葬一处，生生世世再做兄弟。
结语
纵观苏轼与苏辙的一生，看似是苏辙不断为苏轼化解危难、倾尽自身仕途与财力庇护兄长，可这份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
年少相伴共读，朝堂同心议政，逆境彼此牵挂，顺境相互惦念，二人是对方漫长人生里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柱。无论祸福得失，始终不计得失、挺身而出，这份纯粹厚重的兄弟情谊，被称作千古兄弟第一范本，历经千年依旧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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