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绍平原东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综述

宁绍平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要分布地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宁绍平原 西起钱塘江，东至东海，南接四明山、会稽山，北濒杭州湾，行政区划上包括宁波、绍兴两个地级市， 面积约 4800 平方千米 [1 ] 。地形上， 宁绍平原由钱塘江、曹娥江、甬江和海潮回淤的泥沙堆积而成，境内分布着山地、丘陵、台地、平原、谷地和盆地等地貌，其南部主要是山地丘陵地貌，中部、北部和海湾两岸为平原地貌。区域内主要河流 自西向东 有 曹娥江、 姚江、奉化江、甬江等。 [2 ] 其中 曹娥江 发端于金华市磐安县，自南向北流经宁绍平原，于杭州湾入海 [3 ] 。曹娥江处于浙东丘陵区，该区域东、南、西三面 分别为天台山、四明山、会稽山等 ，仅北 面地势相对低平 ， 与宁绍平原相连。 曹娥江 自浙东丘陵区的南端发源，自南 向北流 经今新昌县、嵊州市、上虞区、柯桥区， 将浙东丘陵区 “分成相等而不对称的两半” 。所谓 “相等”，指河流大致平分了丘陵区的面积；“不对称”则指两侧的具体地形、水系不同。西侧的会稽山脉相较于东侧的四明山、天台山脉更为和缓；西侧以浦阳江水系为主，支流数量较少，而东侧以曹娥江水系为主，呈密集的扇形水系。由于宁绍平原位于该丘陵区北部区域，曹娥江的流经也将其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其 西部 地貌 单一开阔，东部 地貌相对 多样 [4 ] 。

宁绍平原在曹娥江以西的地貌主要由绍兴平原构成，总体上属于冲海相平原地貌，由河流携带的沉积物与海侵带来的沉积物共同作用形成 [5 ] 。绍兴平原南倚会稽山，北至杭州湾，东临曹娥江，西以今绍兴界为界。区域内地势坦荡开阔，仅有少量低山残丘，地势大致自西北向东南微微倾斜，高差不到 5m 。区域内河网稠密，湖泊众多。

而 曹娥江以东 ，行政区划上以宁波地域为主体，周边包含绍兴的上虞北部、慈溪、余姚东北部和东部舟山群岛在内的区域。其 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四明山、天台山分别坐落于其西 南 部和东南部 ，其东部多丘陵、岛屿，北部地势平坦为平原地貌， 地貌形态在总体上呈现出自西南向东北方向逐渐倾斜入海之势。 与宁绍平原西部相比，东部区域在地理上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特点。 既有谷地、平原，又有海岸、岛屿，具体可分为姚江谷地、宁奉平原、三北平原、东部海岸带及岛屿四个小区域 [6 ] 。其中姚江谷地位于宁绍平原的中部偏北，以余姚中南部为主。 南北两侧分别依托四明山、翠屏山，呈西南 -东北向走廊状分布 ，其西部地形相对开阔，高程 6m 左右，东部较狭窄，高程 2m 左右 ，姚江横贯其中。宁奉平原是浙东较大平原之一，在宁绍平原东部的中部偏东北，包含宁波大部。其为半封闭的滨海平原，西、南和东部三面被四明山和天台山余脉包围，地势低平，地面高程约 2.2m 左右，姚江、甬江流经北部，奉化江灌流南部。三北平原为历代人工筑塘围成的滨海平原， 北临杭州湾 ，南倚慈南山，包含今慈溪与余姚北部，地面高程约 3~4m 。 东部海岸带及岛屿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岸线曲折，多丘陵港湾、岛屿，以天台山及其以东地区，以及舟山群岛为主，地面高程一般 3~4m 左右。 [7 ]

图1宁绍平原东部分区图[8 ]

由此可见，曹娥江以东的宁绍平原东部，其濒临东海，包含河谷、坡地、平原、海岛等不同地形，与曹娥江以西区域以平原为主的地形地貌差异明显，构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一地理单元内，自 8000 年前开始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史前物质文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宁绍平原东部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已积累了丰厚的成果。下文将在简要概括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对考古学文化辨识、文化序列构建、谱系研究与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系统梳理宁绍平原东部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现状，以了解学术脉络与待解问题。

一、考古发现

宁绍平原东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以 1973 年河姆渡遗址发掘为起点，整体可划分为 三 个阶段。

1. 20世纪70、80年代

宁绍平原的史前考古是从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开始的。 1973 年， 余姚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揭开了宁绍平原东部史前考古工作的序幕，为认识该地区史前文化内涵奠定了基础。 1977 年，考古工作者对河姆渡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发掘，出土了更加丰富的包括大规模干栏式建筑和极多的动植物遗存在内的遗迹和遗物，为开展全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考古材料。

2.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末

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上半叶的相对平静期后，以 1988 年 9 月开始的宁波慈湖遗址的抢救性发掘为标志，进入了宁绍平原东部史前文化，尤其是河姆渡文化的遗址数量积累和研究深化的阶段。慈湖 [9 ] 、奉化名山后 [10 ] 、象山塔山 [11 ] 、慈城小东门 [12 ] 、余姚鲞架山 [13 ] 、余姚鲻山 [14 ] 等遗址的发掘为探索河姆渡文化的年代、文化面貌、内涵、分期、分布范围等问题持续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同时，多数遗址出土良渚文化时期遗存，为探索宁绍平原东部良渚文化时期发展面貌提供重要支撑。

3.21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以后，宁绍平原东部的考古工作持续大规模开展。田螺山 [15 ] 、傅家山 [16 ] 、尖山湾 [17 ] 、小黄山 [18 ] 、鱼山 [19 ] 、大榭 [20 ] 、下王渡 [21 ] 、何家 [22 ] 、上王 [23 ] 、井头山 [24 ] 、周西 [25 ] 等遗址相继发掘。其中，田螺山遗址清楚地揭露了河姆渡文化早期聚落布局，发现古稻田、储藏坑、水井、墓葬等遗迹，成为河姆渡文化聚落研究核心材料； 大榭遗址出土最早海盐煮盐灶坑和制盐废弃物堆积，还原刮盐泥制卤、煎卤成盐流程，开创了中国海盐生产考古先河； 井头山遗址 是中国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史前贝丘遗址， 以贝壳堆积为核心，发现了食物储藏坑、木器加工场所、木质围栏等遗迹，遗物则出土了较多的陶器、石器、骨角器、贝器、木器、编织物等。此阶段考古成果极大程度地扩充了宁绍平原东部的考古资料积累，使宁绍平原东部史前文化研究得以全面、深入开展。

简单来说 ，自 1973 年河姆渡遗址发掘以来，宁绍平原东部的考古发现工作可分为 三 个阶段。第一 、二 阶段是材料初步积累时期。 此二 阶段的发现主要集中于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遗存。第 三 阶段是资料全面扩充时期。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囊括了新石器时代全时段，为研究的深入、多维度开展奠定了基础。宁绍平原东部的文化谱系研究 与 对外交流研究，均基于上述考古发现而开展。

二、考古学文化的辨识和研究

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学界对新出考古材料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和积累，先后认识或命名了该区域的河姆渡文化、广富林文化、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钱山漾文化、井头山类型等，为开展深入研究提供坚实基础。

1.河姆渡文化

1973 年，河姆渡遗址的首次发掘揭开了宁绍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新篇章，遗址中出土的干栏式建筑、夹炭黑陶釜 、大量稻作遗存 等特色遗存，引发了学界高度关注。 1976 年，学界提议将遗址第 3 、 4 层遗存命名为河姆渡文化 [26 ] ，次年，夏鼐正式把河姆渡遗址的第 3 、 4 层文化遗存命名为 “河姆渡文化” [27 ] 。 1977 年，河姆渡遗址迎来第二次发掘，确认了第 1层至第4层的地层叠压关系，河姆渡文化“四期说”被提出 。 1980 年，河姆渡遗址考古队发表《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一文，形成了对河姆渡遗址较完整的初步认 识 [28 ] 。同年，牟永抗发表《试论河姆渡文化》，全面阐述了河姆渡文化的年代、分布地域、内涵特征、文化分期、与周边史前文化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基础 [29 ] 。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末，宁绍平原东部大批遗址的发掘，推动着河姆渡文化研究不断深化， 涌现出一大批学术成果 。如王海明的《河姆渡 遗址与河姆渡文化 》 [30 ] 、牟永抗的《钱塘江以南古文化及相关问题》 [31 ] 、吴汝祚的《论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的关系》 [32 ] 、 黄渭金的《试论河姆渡史前先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33 ] 、林华东的《河姆渡文化初探》 [34 ] 等论著， 从 河姆渡文化的扩散传播方向、与周边史前文化的关系、生业模式等多个维度丰富了该文化的整体认知。 1994 年， “纪念河姆渡遗址发现 20 周年学术研讨会 ”召开，会后出版了《河姆渡文化研究》论文集。该文集汇集了专家们关于河姆渡文化陶器、葬俗、稻作农业、文化传播等多个方向的研究成果，在内容广度和深度上均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35 ] 。

2.“河姆渡后续文化”

1984 年，牟永抗依据余姚前溪湖等遗址的考古材料指出，宁绍地区存在年代大致相当于良渚文化第五期的文化遗存，其文化属性既非河姆渡文化，亦暂不宜归入良渚文化体系 ——这一研究开启了对宁绍平原东部河姆渡后续文化（即相当于良渚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的探索 [36 ] 。

随着 1988 年慈湖遗址的发掘，研究者进一步观察到，该遗址良渚时期遗存所呈现的文化面貌，与太湖流域良渚文化核心分布区之间存在地域性差异，这一差异可作为钱塘江南北良渚文化地域类型划分的依据，也为讨论宁绍平原河姆渡后续文化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材料支撑 [37 ] 。 1993 年奉化名山后遗址发掘后，刘 军、王海明据此提出了 “良渚文化名山后类型” 的命名 [38 ] 。丁品则认为，宁绍地区的河姆渡文化后续遗存与环太湖良渚文化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应将其命名为 “河姆渡文化名山后类型”；若后续资料充实，可直接命名为“名山后文化” [39 ] 。蒋乐平亦持类似观点，主张对宁绍地区的良渚时期文化遗存进行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命名 [40 ] 。

21 世纪以来，学界对河姆渡后续文化的讨论较此前有所减少，或许是受 到 新近发掘资料尚未大量公布 ，以及学界的关注点转移的影响 。 2017 年，仲召兵在小青龙遗址发掘报告中，提出

塘山背类型、小青龙类型和名山后类型，形成钱塘江以南三类型的划分方案 [41 ] 。在《浙江考古 （ 1979-2019 ） 》一书中，陈明辉总结了将宁绍地区视作良渚文化外围区的观点 [42 ] 。

3.广富林文化

1992 年，慈城小东门遗址进行了发掘。在 2002 年发表的发掘简报中，发掘者认为第三期文化遗存的垂腹侧扁足鼎 “与良渚文化晚期的侧扁足鼎有明显不同。类似器形 见 于上海的 ‘广富林类型’” [43 ] 。这是浙江地区最早辨识出的广富林文化遗存，也是宁绍平原东部发掘的唯一一处广富林文化遗址。此后，浙江范围内经发掘的相关遗址仅有钱山漾 [44 ] 、茂山 [45 ] 、毘山 [46 ] 3 处。

4.上山文化

2001 年起，上山遗址分别进行了三期发掘，逐渐形成了对上山遗址的文化面貌、堆积序列、年代关系的全面认识。此后，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了上山时期的环壕迹象、夹炭大口盆等典型上山文化器物，是宁绍平原东部唯一一处包含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遗址，为明确上山文化内涵及年代提供了重要支持。 2006 年 ，在 “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上，上山文化得以正式命名 [47 ] 。

5.跨湖桥文化

跨湖桥文化因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钱塘江及其大小支流，如曹娥江、浦阳江、金华江、衢江等。曹娥江以东的宁绍平原东部地区迄今仅嵊州小黄山、临海峙山头、余姚井头山 3 处遗址包含有跨湖桥文化类型的遗存，本区域可能为跨湖桥文化分布区的边缘。

6.钱山漾文化

2010 年 ， 诸暨尖山湾遗址发掘报告 出版 ，蒋乐平 在报告结语中指出，该遗址 早期遗存 “属于一种后良渚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并将之与钱山漾文化遗存的器物作了比较，但未明确其性质 [48 ] 。此后，丁品综合分析了尖山湾、钱山漾、广富林、好川墓地和禹会村 5 处典型遗址，指出尖山湾遗址早期遗存可归入钱山漾文化，但其文化面貌还包括来自浙西南地区好川文化的因素 [49 ] 。 2014 年，钱山漾文化正式命名。此后，在宁绍平原东部 相继发现了大榭、茂山、下王渡等包含钱山漾文化遗存的遗址，仅 大榭遗址 经过发掘 。 该遗址 中发现了 钱山漾文化时期的 盐业遗存，有盐灶和制盐陶器等。周雪琪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复原了制造海盐的流程 [50 ] 。

7.井头山类型

井头山遗址于 2019 年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它是浙江境内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史前贝丘遗址，主要发现了文化面貌与跨湖桥文化相似的史前遗存。目前，学界对其性质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孙瀚龙将井头山平底盆、红衣彩陶和绳纹圜底釜等器物视作上山 -跨湖桥文化向东传播影响的产物 [51 ] 。穆东旭在对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游和下游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时，直接将井头山作为跨湖桥文化的一个遗址 [52 ] 。井头山遗址的发掘者则指出，井头山遗址的文化内涵与跨湖桥遗址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不能简单的把它定性为跨湖桥文化 [53 ] 。栾丰实和赵辉均认为井头山遗址的文化性质还需后续整理工作后确定 [54 ] 。

8.小结

总体而言，宁绍平原东部考古学文化的辨识与研究，以河姆渡文化为重点，形成了系统深入的认知体系。对河姆渡文化的研究，不仅其发现 、命名与分期框架的确立较 早，而且 研究维度多元且系统 ， 牟永 抗 、王海明、林华东、 刘军 等学者从文化内涵、年代与分期、与周边文化关系、生业模式等多个角度展开研究，呈现出多学科结合的特点。相比之下，其他考古学文化在该区域的研究丰富度及深度有限，多为对文化性质的讨论 ，对聚落形态、社会结构、环境适应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则尚未充分展开 。 这一现象应是考古资料不均衡所造成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钱山漾文化与广富林文化在该区域仅有极少数遗址被发现或发掘， 且文化面貌完整、年代序列连贯的典型遗址较少， 研究材料较为有限；而 部分遗址材料尚未完全公布， 也对目前的认识程度产生一定影响。

三、文化序列的建立

在对前述考古学文化辨识的基础上，学界开展了各考古学文化源流和相互关系的研究，基本建立起宁绍平原东部上山文化 -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河姆渡后续文化（良渚文化时期遗存）-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但在一些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上仍存在分歧。

1. 上山文化与跨湖桥文化

2005年，小黄山遗址的发掘，为上山文化的去向和跨湖桥文化的来源问题提供了地层及器物特征等方面的材料，也为讨论宁绍平原东部的早中期文化 序列 问题奠定了基础。 韩建业在此基础上对跨湖桥文化的来源进行了研究，他指出跨湖桥文化是在上山文化基础上接受彭头山文化影响发展而来的 [55 ] 。蒋乐平对小黄山遗址、上山遗址、跨湖桥遗址的 分布 位置 、地层关系、文化因素和绝对年代四个方面 进行了详细 分析，阐释了 上山文化确早于跨湖桥文化，且是跨湖桥文化的直接源头 的观点 [56 ] 。 孙瀚龙 以稻作农耕传统角度分析了小黄山、跨湖桥、河姆渡、施岙等遗址，指出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继承与发展了上山文化的稻作农业社会 [57 ] 。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文璋指出当时可证明跨湖桥文化来源于上山文化的证据并不充分，仅有个别豆类的器型有相似性 [58 ] 。此后，李永宁等分析了上山文化晚期与跨湖桥文化早期遗存出土的典型陶器，强调了二者的继承关系，并推测了跨湖桥文化早期的年代上限与上山文化晚期相近 [59 ] 。

2.跨湖桥文化、井头山类型与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的来源问题，在其发现之初就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随着上山、跨湖桥 、井头山 等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以及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址材料的积累，河姆渡文化 的 来源问题 愈发复杂 。 王海明从河姆渡时空变化发展轨迹分析，其为宁绍平原土生土长的史前文化，其文化渊源应在早期活动所涉及的山前丘陵地带 [60 ] 。黄渭金从陶器、骨器、木器以及文化内涵是否具备海洋性特点出发，指出河姆渡遗址与跨湖桥遗址的差异性远大于相似性，跨湖桥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源头之一，并非直接源头 [61 ] 。孙国平以全新世早中期地理环境为基础，分析了早期河姆渡文化和跨湖桥文化的关系，指出两者几乎平行独立发展 [62 ] 。 蒋乐平 则 从年代、区域分布和器物三个方面进行了 分析 ，指出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前后衔接，后者承续其绳纹釜、折敛口器等核心因素，同时受北方文化冲击，形成有脊釜等特色器物，呈现文化融合特征 [63 ] 。 2013 年在河姆渡文化分布核心区内井头山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为探索河姆渡文化的源头提供了 新的 线索 [64 ] 。孙国平 在题为《井头山遗址与中国海岸带考古》的学术讲座上 指出，从陶器、石器、木器、骨器、编织工艺 、遗址所处环境 等方面看，井头山遗址应为河姆渡文化的主要来源或直系祖源 [65 ] 。王永磊从绝对年代、文化面貌、生业经济、精神信仰等方面来讨论井头山遗存与河姆渡文化的关系，指出井头山遗存与河姆渡文化之间虽既有断裂性又有延续性，但断裂性更明显，河姆渡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 [66 ] 。 孙瀚龙指出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且最直接的来源，井头山遗址也具有明显的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因素，是 “浙南”文化的“本土性和传播影响的有力证据” [67 ] 。 尽管对于河姆渡文化的具体来源仍众说纷纭，但 多元起源的观点应已成为学界共识 。

3.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

河姆渡文化的后续发展也是其发现之初的重点内容。 1988 年，河姆渡文化课题组成立，将找到河姆渡文化的后续文化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因此，随着慈湖、小东门、名山后、塔山、鲞架山、鲻山等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一批研究者对河姆渡文化去向问题 ，即河姆渡文化与宁绍平原相当于良渚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进行了一系列探究 。蒋乐平指出塔山遗址上层文化遗存既包含典型的良渚文化因素，又有河姆渡文化的传统特征 [68 ] 。刘军、王海明通过对慈湖、塔山、名山后等遗址良渚文化时期遗存进行分析，并将之与河姆渡、良渚文化面貌进行比较后，主张将其命名为 “良渚文化名山后类型” [69 ] 。目前，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看法。刘军、王海明、郭梦雨、雷少等学者认为宁绍平原叠压于河姆渡文化之上的、与良渚文化相近的遗存是 良渚文化 的地方类型，并将宁绍平原视为良渚文化分布的外延区 [70 ] 。 蒋乐平、许鹏飞等认为暂无划分地方类型的必要，可直接将宁绍平原良渚时期遗存纳入良渚文化中 [71 ] 。 丁品 根据塔山、名山后等遗址的材料提出了 “名山后文化”的命名，方向明比较了钱塘江两岸以玉器为代表的精神文化和以绳纹陶器为代表的物质文化的异同，赞成该文化的命名 [72 ] 。

4.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与良渚文化

钱山漾、广富林文化的辨识及其与良渚文化关系的认识，是在钱塘江北岸即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研究及与之对比的背景下开展的。

钱山漾文化遗存早在 1956 年钱山漾遗址的第一、二次发掘中就已发现，由于其弧背鱼鳍形鼎足和良渚文化鼎足有相似之处，加之彼时可对比材料不足，因此学界普遍将其视为良渚文化遗存。 2014 年，钱山漾遗址的第三、四次发掘的基础上， “钱山漾文化”得到正式命名。此后，学界对钱山漾文化的来源问题、钱山漾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但是，宁绍平原这一时期的考古材料不甚丰富，故目前仅在一些相关研究中有所提及。如许鹏飞指出，宁绍平原良渚文化末期的侧扁足鼎、垂腹釜等可能为钱山漾文化典型器类提供直接来源 [73 ] 。郭梦雨认为，钱山漾文化整体上承良渚文化，慈湖遗址上层主体虽属良渚文化，但其中出土的釜形浅腹鼎、长颈鬹等典型陶器其器类组合与性质特征可与钱山漾文化早期阶段对应，表明钱山漾文化与良渚文化存在清晰衔接关系，早期保留少量良渚文化晚期因素 [74 ] 。

1976 年，宁波江北妙山遗址试掘时发现了广富林文化遗存，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将其误判为了良渚文化晚期遗存 [75 ] 。 2002 年发表的小东门遗址发掘简报中将该遗址第三期遗存文化与良渚文化晚期遗存进行了简单对比，并指出两者存在着明显不同 [76 ] 。广富林文化命名后，对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外关系和谱系方面，如《广富林文化的本土与外来因素》《试论广富林文化》和《论广富林文化的起源》等。研究所依凭的材料多集中于环太湖地区，宁绍平原的材料较少，因而未能纳入深入讨论的范围。

5.小结

现有研究已经大体勾勒出宁绍平原东部从新石器 时代早期 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 文化 发展 序列。该序列 是由本地延续、外来影响 和 区域互动共同构成的动态过程。 虽然文化序列相对完整，但宁绍平原东部在上山文化与跨湖桥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材料还不甚丰富，目前对文化序列的研究集中于跨湖桥文化、井头山类型与河姆渡文化的关系问题，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总之，尽管相关研究已十分丰硕且深入， 但 本区域 井头山遗存与河姆渡文化之间、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时期遗存之间 的关系等问题 ，仍 需后续研究 。

四、区域文化谱系的讨论

目前尚未见到以宁绍平原东部为主体的史前时代考古文化谱系的讨论，已有成果均为包括宁绍平原东部在内的更大范围的研究，诸如整个宁绍平原、或杭州湾南岸、或钱塘江流域等的文化谱系，以及谱系内的文化交流情况。

刘恒武 较早建立起宁绍平原上山 -跨湖桥-河姆渡的发展框架，分析了上山类型遗存是环杭州湾新石器文化的共同祖源 [77 ] 。

王明达 根据水系小 流域， 将钱塘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划分为 浦阳江、衢江 -兰江、曹娥江、姚江、东苕溪流域 五大区块，并分别介绍了区块内上山、跨湖桥、河姆渡、良渚文化的典型遗址及其核心特征。 作者将钱塘江流域的史前文化编年框架总结为 上山文化、小黄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河姆渡后续文化与良渚文化 。宁绍平原东部在文中属曹娥江流域及姚江流域，文章分别介绍了流域内的小黄山遗址及河姆渡遗址。作者认为，上山、小黄山、跨湖桥等遗址、古文化的延承、演变的区域空间位于姚江流域 [78 ] 。蒋乐平 同样梳理了 钱塘江流域的 史前文明发展脉络，以上山文化为文明源头，构建起上山 -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良渚的完整文化序列 。 相较于前者，后者更细致地分析了南北方文化势力在钱塘江流域的影响 ，并强调了在马家浜文化的强势影响下，宁绍平原东部土著文化因素的顽强 [79 ] 。

郭梦雨对浦阳江流域进行了单独的谱系研究，将该地区 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梳理为 “独立发展-融合过渡-转变成型”三大阶段 [80 ] 。此后，在《互动与融合 ——环杭州湾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一书中，郭梦雨将环杭州湾地区划分为环太湖、曹娥江以东、浦阳江流域及钱塘江上游三大地理片区， 以此为框架 系统梳理了区域内上山、跨湖桥、马家浜等 10支文化或类型的编年序列 [81 ] 。相比较而言，前者更聚焦于文化间的相互交流问题，而后者则较为宏观、系统地梳理了文化谱系。

雷少对宁绍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进行 了 系统研究时，将该地区 的 文化谱系 概括为原生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外来的良渚文化，以及后续的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并从自然环境、生计形态和聚落形态等方面解释其发展演替过程 。 该文对宁绍地区史前文化分期编年与分区研究较为详尽， 为宁绍平原地区文化谱系的梳理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时空框架 [82 ] 。

总体而言，宁绍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研究已经形成较为清晰的基本框架，既有研究多从钱塘江流域、环杭州湾地区或宁绍平原整体出发，梳理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等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年代序列与相互关系。 不过，既有 研究多以较大的地理空间为分析对象，重点在于建立钱塘江流域、环杭州湾地区或宁绍平原整体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脉络， 在 揭示 宁绍平原 内部的文化演进细节与区域差异 方面稍显不足 。 同时，部分 文化衔接问题尚未解决 。 跨湖桥文化、 井头山遗存与河姆渡文化之间、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时期遗存之间的承续与转变机制，仍有待 进一步的讨论 。

五、文化交流

当前 ， 针对 新石器时代宁绍平原 东部与周边地区 文化交流的研究尚少。 已有 研究多以 “钱塘江流域”或“长江下游”为 讨论范围 ， 在较大区域框架 的对外交流关系研究 中兼及宁绍平原东部。

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钱塘江流域及宁绍平原的对外文化交流是既有研究关注较多的内容。梳理相关成果可知，学界讨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向：其一，钱塘江流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互动；其二，宁绍平原与环太湖地区的文化交流。

韩建业 较早地对钱塘江流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互动进行了总结 ：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首先影响杭州湾以南地区，使上山文化发展成为跨湖桥文化；跨湖桥文化发展至兴盛期后，西向影响长江中游地区，使彭头山文化向皂市下层文化转变，并形成 “长江中下游文化系统” [83 ] 。 郭梦雨探讨了浦阳江流域及钱塘江上游地区考古学文化与长江中游地区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的关系，但受限于材料较少，未进行详细论述 [84 ] 。 穆东旭则探讨了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游和钱塘江流域文化互动的趋势，总结了三期阶段性特征：彭头山文化早期和上山文化时期，两地区互相影响；彭头山文化中晚期和跨湖桥文化较早时期，中游更多的影响了钱塘江流域；皂市下层文化和跨湖桥文化较晚时期，钱塘江流域文化更为强势 [85 ] 。 本文研究较为详尽，发展了此前韩建业的观点，丰富了新石器时代中期两地文化交流图景，并为皂市文化的来源问题提供了新的解答。

宁绍平原与环太湖地区的文化交流 方面， 蒋乐平分析了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的关系，以及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关系，进而讨论了杭嘉湖地区与宁绍地区和宁绍地区与浙西南地区的文化互动 [86 ] 。 研究概括并构建了浙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交流图景， 总结了 浙江原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为此后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框架。 雷少总结了宁绍地区河姆渡文化时期和良渚文化时期的外部交流特征。他指出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宁绍地区与杭嘉湖平原存在着双向交流。其中，河姆渡文化因素的输出在崧泽文化晚期阶段逐渐减弱，至良渚文化时期，来自杭嘉湖平原核心区的文化因素持续向宁绍地区扩散，取代了河姆渡文化。该研究突出了宁绍地区与杭嘉湖平原史前文化从早到晚交流程度愈发深入的特点 [87 ] 。

另一部分研究聚焦于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时期的文化交流。《钱塘江史前文明史纲要》一文中，蒋乐平总结了后良渚阶段钱塘江地区南北文化的交锋 [88 ] 。 赵今对环太湖地区与其北邻、南邻、西邻地区钱山漾阶段和广富林阶段的文化互动进行了研究，比较了其典型遗物的器型特征、纹饰风格、陶质陶色等方面 [89 ] 。 王效玮较为全面地梳理了环太湖地区后良渚时期的考古学材料，并基于类型学分析，探讨了北方文化的两次南下及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对周边的影响 [90 ] 。 上述研究均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出发，把握了钱山漾和广富林时期长江下游诸片区之间文化互动的主要线索，但未对钱塘江地区、环太湖地区及其周邻地区进行更细致的区域划分。

也有研究 从更长时段考察 宁绍地区或钱塘江流域与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 。 刘恒武总结了宁绍与杭嘉湖地区的史前文化交流呈现 “早期同源-中期独立分化-后期北岸单向渗透”的动态过程，并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其核心驱动力 [91 ] 。 李纪洁 将 钱塘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钵与洞庭湖、环太湖、福建两广地区的陶钵进行对比，揭示了 钱塘江流域与周邻地区 的文化互动。作者指出 彭头山文化对跨湖桥文化陶钵具有一定影响，而跨湖桥文化陶钵在经历一定发展后，反向影响了皂市下层文化。 环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 崧泽文化、 良渚文化的陶钵与钱塘江流域同时期的陶钵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整体而言差异较大 [92 ] 。 文章以陶钵为切入点对区域间的文化交流进行了较为细致 的 比较，有助于窥见新石器时代的钱塘江流域文化与周邻地区之间的关系。

总体来看，现有文化交流研究已经 在 长江中游与钱塘江流域互动、环太湖与钱塘江地区关系等 方面 取得了一定成果，为理解宁绍平原东部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提供了宏观背景。不过，相关成果仍多以较大地理区域为单位，较少以宁绍平原东部为独立对象展开专题研究，也较少进一步区分小区域之间的差异。由此，宁绍平原东部文化交流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可 探讨 不同阶段文化因素进入、转化和扩散的具体路径。

六、相关思考

迄今为止，基于丰富的考古发现，宁绍平原东部的谱系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 目前已初步建立起上山文化 -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该序列已基本勾勒出宁绍平原东部史前文化演进的主体框架，但在一些方面的认识尚显薄弱，有待进一步思考和讨论。

首先，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之间的承续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综合当前学界的讨论，河姆渡文化与跨湖桥文化之间既有继承之处，又有差异之处。继承之处主要体现于绳纹釜、折敛口器、以榫卯结构为核心的木构建筑技术等 [93 ] 。差异之处 也很明显，即 跨湖桥文化中并无海洋文化因素，而河姆渡文化具有明显海洋性；相较于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在制陶技术方面先进性与原始性特征并存；早期居住环境和活动范围不同 [94 ] 。 2019年井头山遗址发掘后，学界对其是否为河姆渡文化的直接源头 始终未达成共识 [95 ] 。 这 一方面受制于年代缺环的存在，井头山遗址在时间上早于河姆渡文化早期约 1000 年；另一方面，井头山遗存文化性质是否属于跨湖桥文化也尚存争议，因此 造成二者关系的不同认识 。

其次， 河姆渡文化与其后续文化，即良渚文化时期宁绍平原东部的文化也存在衔接问题。河姆渡文化后，宁绍平原东部出现了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存，以慈湖、名山后、塔山、何家等遗址为代表。 对 这批 遗存 的文化性质归属， 存在 将其视为独立文化、河姆渡文化地方类型、良渚文化地方类型 、典型良渚文化四 种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 这 四 种认识均是在与杭州湾北岸良渚文化的比较中得出的。

再次， 前人研究多以较大的地理空间为分析对象，重点在于建立钱塘江流域、环杭州湾地区或宁绍平原整体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脉络，因而更强调宏观序列。但正如前文指出，宁绍平原东部作为一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其不仅有着自身的文化发展序列，同时内部又因各不同的地理小单元而在地貌环境、遗址分布、文化因素组合和对外交流方向上存在差异，从而有着自身的发展脉络。与此同时，近年在宁波及周边地区的大量新材料的发现和发表，不仅为本区域的研究增添丰富材料，亦显示出在不同小地理单元之间存在差异的迹象。因此，以宁绍平原东部为考察对象，细致梳理厘清其内部不同区域之间文化个性和相互关系，是该区域文化谱系研究的发展方向。

最后，文化交流方面也具有研究视角较为宏观的特点，缺乏对宁绍平原以及其内部小区域的针对性研究。在跨湖桥文化时期的对外交流研究中，研究者常选取长江中游、淮河下游的遗存开展对比分析，虽梳理了文化因素传播的线索，但也有学者指出其距离过于遥远，缺乏中间环节的关键证据 [96 ] 。同时，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也有部分问题尚未达成共识。例如在对河姆渡文化时期的对外交流研究中，其与南岛语族的关系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王海明等学者认为河姆渡文化向南传播，与南岛语族的起源有着密切关系 [97 ] 。但随着福建、广东及海南岛考古资料的丰富，南岛语族与河姆渡文化关系的密切程度仍有待探讨。又如当前学界关于宁绍地区良渚文化时期遗存的文化属性尚无统一论断，分歧的原因之一或许在于对杭嘉湖平原良渚文化与宁绍本土文化的交流互动及辐射影响程度的认知不同。

基于上述对宁绍平原东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现状的梳理，未来可期待在新近出土的考古材料整理发表后，着力填补文化序列的缺环，尤其是厘清河姆渡文化之源头所在。同时， “宁绍平原东部”或可作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加以考虑，以开展精细化的区域性研究。近年来宁波及周边地区涌现的大量新材料，已初步显示出宁绍平原以东地区存在内部差异的迹象，梳理这些内部区域之间文化个性和相互关系也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内容 。最后，在现有文化交流研究的基础上，可深化宁绍平原东部与环太湖地区、浙西南地区、浙南闽北地区、岭南地区等区域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研究，揭示该区域在更大范围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格局中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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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标准地名志 第2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3年，第14页。

[2] 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标准地名志 第2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3年，第14页。

[3] 杭州大学地理系浙江自然地理编写小组：《浙江自然地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68页。

[4] 陈桥驿主编：《浙江地理简志》，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9页；杭州大学地理系浙江自然地理编写小组：《浙江自然地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36页。

[5] 黄曼，邢璐，邵彩军等：《萧绍平原第四纪工程地质年代测定与地层划分》，《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

[6] 雷少：《宁绍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4年。

[7] 中国地理百科丛书编委会：《宁绍平原》，北京/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

[8] 宁绍平原东部的4个小区域，是在自然地理单元的基础上，结合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进行划分的。三北平原西侧暂未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故其西界大致以小区域内最西侧遗址所处的慈溪市西界为界。

[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慈湖遗址发掘简报》，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 1980-1990》，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04-118页。

[10] 名山后遗址考古队：《奉化名山后遗址第一期发掘的主要收获》，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 1980-1990》，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9-123页。

[1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象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象山塔山——新石器至唐宋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

[12] 王宁远：《宁波慈城小东门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2年第9期。

[13] 孙国平，黄渭金：《余姚市鲞架山遗址发掘报告》，载西安半坡博物馆编：《史前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385-427页。

[14] 王海明，蔡保全，钟礼强：《浙江余姚市鲻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0期。

[15] 孙国平，黄渭金，郑云飞等：《浙江余姚田螺山新石器时代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1期；孙国平，郑云飞，黄渭金：《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2012年发掘成果丰硕》，《中国文物报》2013年3月29日，第8版。

[16]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傅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

[1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诸暨博物馆，浦江博物馆：《浦阳江流域考古报告之二：楼家桥 塘山背 尖山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18] 张恒，王海明，杨卫：《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30日，第1版。

[19] 王结华，丁友甫，雷少等：《浙江宁波镇海鱼山遗址Ⅰ期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6年第4期。

[20] 雷少，梅术文，王结华：《海岛之光浙江宁波大榭遗址的考古发现》，《大众考古》2019年第6期。

[21] 李永宁，吴敬，丁风雅等：《宁波市奉化区下王渡遗址第Ⅲ发掘区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1年第1期；刘翀，李永宁，王爱梅：《浙江宁波市下王渡遗址方桥发掘区2017年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9期。

[22] 罗鹏，赵东升：《浙江宁波奉化方桥何家遗址2017年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9年第1期；赵东升，李永宁：《浙江宁波市何家遗址2019年的发掘》，《考古》2022年第10期。

[23] 丁风雅，李永宁，于柏川：《浙江宁波奉化方桥上王遗址2018年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20年第1期。

[24] 孙国平，梅术文，陆雪姣等：《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21年第7期。

[25]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慈溪周西遗址考古发掘成果通报》，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公众号，2025-12-17。

DOI：https://mp.weixin.qq.com/s/fTYbIRq3W2XyHYuKlwmhag。

[26]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纪要》，《文物》1976年第8期。

[27] 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28] 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29] 牟永抗：《试论河姆渡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7-110页。

[30] 王海明：《河姆渡遗址与河姆渡文化》，《东南文化》2000年第7期。

[31] 牟永抗：《钱塘江以南的古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福建文博》1990年增刊。

[32] 吴汝祚：《论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的关系》，《南方文物》1996年第3期。

[33] 黄渭金：《试论河姆渡史前先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农业考古》1999年第1期。

[34] 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35] 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文化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36] 牟永抗：《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认识》，载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14页。

[3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慈湖遗址发掘简报》，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 1980-1990》，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04-118页。

[38] 刘军，王海明：《宁绍平原良渚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

[39] 丁品：《钱塘江两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关系初论》，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 1979-1999》，杭州：西泠印社，1999年，第49-58页。

[40] 蒋乐平：《良渚文化与宁绍地区的史前考古学》，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82-290页。

[4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庐博物馆：《小青龙》，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4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 1979-2019》，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130页。

[4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慈城小东门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2年第9期。

[4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钱山漾——第三、四次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

[45] 丁品、郑云飞等：《浙江余杭茂山史前聚落遗址第二、三期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1年12月30日。

[4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毘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47] 黄琦、蒋乐平：《上山遗址与上山文化——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上专家谈“上山文化”》，《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29日第7版。

[4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诸暨博物馆，浦江博物馆：《浦阳江流域考古报告之二：楼家桥 塘山背 尖山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49] 丁品：《距今4400~4000年环太湖和周边地区古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载安徽省文化厅，蚌埠市人民政府：《禹会村遗址研究——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88页。

[50] 周雪琪，雷少，崔剑锋：《宁波大榭遗址的制盐功能认证与制盐流程复原研究》，《南方文物》2024年第2期。

[51] 孙瀚龙：《消失与重现：新石器时代“浙南”的考古学思考》，《南方文物》2023年第4期。

[52] 穆东旭：《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的比较研究》，山东大学，2021年。

[5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21年第7期。

[54] 浙江考古研究所等：《专家解读：8000年前的井头山遗址何以重要》，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2020-6-6。

DOI：https://mp.weixin.qq.com/s/d7JXpDQhOKc5wh5fBfdX3Q

[55] 韩建业：《试论跨湖桥文化的来源和对外影响——兼论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

[56] 蒋乐平：《钱塘江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及文化谱系研究》，《东南文化》2013年第6期。

[57] 孙瀚龙：《上山文化：长江下游的稻作社会与农业文明》，《自然与文化遗存研究》2022年第6期。

[58] 文璋：《跨湖桥文化再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59] 李永宁，李冰：《跨湖桥文化的分期与年代》，《文博》2024年第6期。

[60] 王海明：《河姆渡文化渊源思考》，《河姆渡文化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8-140页。

[61] 黄渭金、张殿发、杨晓平：《河姆渡遗址与跨湖桥遗址的比较研究》，《东方博物》2008年第2期。

[62] 孙国平：《全新世早中期环境下的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三次年会论文集（2010）》，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42-252页。

[63] 蒋乐平：《钱塘江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及文化谱系研究》，《东南文化》2013年第6期。

[64] 孙国平，梅术文，陆雪姣等：《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21年第7期。

[65] 张雄：《讲座回顾——孙国平：井头山遗址与中国海岸带考古》，广州考古微信公众号，2021-5-15。

DOI：https://mp.weixin.qq.com/s/300NknuAoOXDCouY9IYDAQ。

[66] 王永磊：《井头山遗存与河姆渡文化的关系初论》，载付琳，张闻捷：《东南考古研究·第五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永磊：《21世纪以来河姆渡文化考古的新进展》，《东方考古》2023年第1期。

[67] 孙瀚龙：《消失与重现：新石器时代“浙南”的考古学思考》，《南方文物》2023年第4期。

[6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象山县塔山遗址第一、二期发掘》，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北京：长征出版社，1997年，第67页。

[69] 刘军，王海明：《宁绍平原良渚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

[70] 刘军，王海明：《宁绍平原良渚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郭梦雨：《互动与融合——环杭州湾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雷少：《宁绍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4年。

[71] 许鹏飞：《试论良渚文化的去向——从良渚文化末期遗存的面貌谈起》，《东南文化》2015年第5期。

[72] 丁品：《钱塘江两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关系初论》，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 1979-1999》，杭州：西泠印社，1999年，第49-58页；方向明：《聚落变迁和统一信仰的形成：从崧泽到良渚》，《东南文化》2015年第1期。

[73] 许鹏飞：《试论良渚文化的去向——从良渚文化末期遗存的面貌谈起》，《东南文化》2015年第5期。

[74] 郭梦雨：《试论钱山漾文化的内涵、分期与年代》，《考古》2020年第9期。

[75]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宁波慈城五星、妙山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南方文物》2019年第1期。

[7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慈城小东门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2年第9期。

[77] 刘恒武：《论宁绍与杭嘉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及其流变》，《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3期。

[78] 王明达：《钱塘江流域的史前文化》，《考古学研究》2012年第1期。

[79] 蒋乐平：《钱塘江史前文明史纲要》，《南方文物》2012年第2期。

[80] 郭梦雨：《楼家桥类型的性质、年代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2020年第1期。

[81] 郭梦雨：《互动与融合——环杭州湾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

[82] 雷少：《宁绍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4年。

[83] 韩建业：《试论跨湖桥文化的来源和对外影响——兼论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

[84] 郭梦雨：《环杭州湾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85] 穆东旭：《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的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

[86] 蒋乐平：《史前浙江——一个区域性的文化格局》，《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87] 雷少：《宁绍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4年。

[88] 蒋乐平：《钱塘江史前文明史纲要》，《南方文物》2012年第2期。

[89] 赵今：《环太湖地区后良渚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赵今：《环太湖地区后良渚时期的文化动态》，《边疆考古研究》2021年第2期。

[90] 王效玮：《距今四千年前后环太湖地区的文化变迁》，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5年。

[91] 刘恒武：《论宁绍与杭嘉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及其流变》，《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3期。

[92] 李纪洁：《试论钱塘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钵类型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关系》，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9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跨湖桥》，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第329-330页。

[94] 黄渭金、张殿发、杨晓平：《河姆渡遗址与跨湖桥遗址的比较研究》，《东方博物》2008年第2期。孙国平：《全新世早中期环境下的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三次年会论文集（2010）》，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42-252页。

[95] 孙国平，梅术文，陆雪姣等：《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21年第7期。王永磊：《井头山遗存与河姆渡文化的关系初论》，载付琳，张闻捷：《东南考古研究·第五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永磊：《21世纪以来河姆渡文化考古的新进展》，《东方考古》2023年第1期。

[96] 雷少：《宁绍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4年。

[97] 王海明等：《河姆渡文化的扩散与传播》，《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

编辑：吴艳阳

校对：何逸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