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记忆】康定路上，故事从徐园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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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筑于1906年的康定路，东起泰兴路，西至万航渡路，旧称康脑脱路，1943年改名康定路至今。有关这条马路的故事，首推徐园。

“徐园”原址位于闸北唐家弄（约原来天潼路814弄35、43支弄位置），原是晚清富商徐棣山建造的中式私家园林。据徐棣山曾孙徐希博《徐园之兴衰》一文介绍：“曾祖棣山公，清末在沪经营丝蚕业，若干年后，渐渐步入沪上富贾之列。自入商海，过于辛勤，体力日衰。听从一位医友之劝，每日上午问事，下午休闲养生。就在闸北唐家弄购空地三亩余，堆土垒石为山，挖沟引水为溪，种花植树，建阁筑亭，遂建成一传统式的私家园林。此后每天下午在园内自娱养身，身体日见健朗。该园虽取‘双清别墅’，但人们均以‘徐家花园’或‘徐园’称之。”

徐棣山去世后，随着唐家弄周边道路的辟筑，徐园一带成为闹市，地价也随之攀升，于是徐棣山之子徐贯云和徐凌云在将徐园地块出租的同时，又在当时还相对偏僻的康脑脱路5号（约现康定路江宁路以东位置）购得土地，重建徐园。新园占地面积更大，但景致与旧园大致相仿，另外又在园林西北角新建喷泉与风车。

与同时代的张园、愚园一样，徐园也是当时上海一处知名的公共活动场所，游客只需花费银洋一角购买门票即可入内赏玩品茗。从正月十五的元宵灯会，到一年四季的群芳争艳，再到妙手丹青的书画展览，散发着浓郁传统文化气息的徐园成为文人墨客举办各类雅集的首选之地，当时报刊曾对此评价：“徐园，名士之天乐窝也。”

创设于1909年的进步文学团体“南社”自成立后，就曾多次在徐园内举办雅集，南社成员柳亚子、朱少屏、高天梅、姚石子、胡朴安等都曾是徐园的常客。

1913年3月20日，中国近代革命先驱宋教仁在沪宁铁路上海站遇刺，两日后不治身亡。胡朴安目睹此事件全过程并在之后以“朴庵”笔名发表多篇文章。不久后，宋教仁的哀祭仪式也在徐园举行。

1936年起，胡朴安迁居至康定路947号，并将这处住所命名为“安居”，在康定路上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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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名流会聚的徐园同样也承载着中国昆曲史上一段珍贵的记忆。

受徐棣山常在徐园内举办昆曲雅集的影响，徐园第二代园主徐凌云也对昆曲造诣颇深，在当时昆曲界享有“南徐北溥”（“北溥”为北方票界大王爱新觉罗·溥侗），“俞家（俞粟庐、俞振飞父子）唱，徐家做”的美誉。

昆曲专家顾笃璜曾回忆说：“徐凌云先生与一般曲家不同，生旦净末丑行行皆能，角色表演刻画入微，不瘟不火。”（顾斌《原味姑苏/金缕曲》）

不仅如此，徐凌云在对昆曲艺术的传承上也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年昆曲式微的环境下，他与实业家穆藕初等人一起组织成立昆剧保存社，后又参与创办昆剧传习所，为昆曲“传字辈”演员提供各种学习机会，并在经济上给予他们援助。1925年下半年，穆藕初离沪后，传习所维系艰难导致昆曲传承再度面临挑战，就在此危难关头，徐凌云再次向“传字辈”伸出援手，主动向他们敞开徐园大门，不仅提供免费住宿，还为他们安排各种演出机会，使昆曲艺术得以赓续。

当时昆曲界享有“南徐北溥”。徐凌云（左）与爱新觉罗·溥侗（右）

20世纪30年代初，徐凌云斥巨资购买摄影器材在徐园内拍摄《游园》《惊梦》《梳妆》等昆曲电影；50年代中期，他还应邀北上赴京教授昆曲，并长期担任上海戏曲学校顾问，为昆曲的复兴尽心竭力。经徐凌云资助的“传字辈”也不负众望，在新中国成立后培养昆曲艺术接班人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昆曲传承历程中承上启下的一代。

同样对昆曲抱有浓厚兴趣的出版家张元济也曾是徐园的常客，他在1927年12月10日致俞振飞的信中写道：“元济于昆剧素乏研究，惟极喜其词旨优美，音韵和平，以为可以怡情淑性，故常涉足徐园，藉聆雅奏。”与一般观众有所不同，张元济在观戏前总要先问清当天的演出戏目，然后携带曲谱来到徐园，边赏戏边仔细阅读曲谱。据说，有一次，演出时天降大雨，台下观众纷纷离席，唯独张元济一人仍沉浸在笛韵悠扬、余音绕梁的昆曲世界中，津津有味地欣赏完整场演出。

徐园旧照。 图源：《静安历史文化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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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全面爆发后，曾经繁华一时的徐园，在遭遇祝融之灾后走向没落。

据徐希博称，曾有个汉奸欲将徐园改造成豪华殡仪馆，在遭到园主人拒绝后买通人纵火烧园。园林遭此祝融之灾，再难恢复旧观。［上海市静安区文物史料馆编《江宁路（戈登路）史料汇编》］

大约同时期，原位于上海真如的暨南大学也因战争影响迁来康脑脱路的一幢花园洋房（现康定路528号）内办学。暨大师生或许还记得，在1932年5月下旬的一天，他们曾会聚在徐园内举行学校职员俱乐部成立大会时的场景。不想仅数年后，物是人非，昔日生机勃勃的校园已大片毁于战火，不远处的徐园也是一派残垣断壁、门巷倾颓之景，不免令师生们唏嘘感叹。

暨南大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清政府创办于南京的暨南学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校。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校方为便于招收海外新生，将校址从南京迁往上海真如，并于1927年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

上海真如建校是暨大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转折点意味着暨大从内地创校到崛起于大都市，也意味着它从以中学为主的中等学校逐渐转变为著名的综合性大学。这是暨大校史上辉煌的一段，也是孕育暨大文化的关键阶段。（张晓辉、夏泉主编《暨南大学史》）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烽火使得暨南大学真如校区遭到重创。在康脑脱路临时校舍办学期间，作为暨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语文学系主任的郑振铎，除了在课堂上经常向学生们慷慨激昂地讲述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壮怀激烈的爱国诗篇外，还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团体“复社”所组织开展的各类活动，并在之后与胡愈之等人一起整理出版了《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书籍，为当时身处抗战中的各界人士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寇铁蹄的临近，不愿做亡国奴的暨大师生们预感到了“最后一课”的到来。郑振铎将这一幕写入了他的名篇《最后一课》中：“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时间是上午十时三十分。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做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现在下课！’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各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炽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康定路暨南大学旧址

之后，暨大校方率师生们迁往福建建阳办学，直到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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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的康定路迎来了久违的安宁。

创办于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时期的上海难童医院，在1954年与上海市儿童保健院合并，改名为“上海市儿童医院”，并迁址康定路2号与陕西北路805号（该址现在也使用康定路380号的门牌号），从此开启了一段“一院两区”的时光。王志鲜、段炼编著的《宋庆龄上海史迹寻踪》中记述：“1955年6月14日、15日，宋庆龄曾来到康定路2号视察工作。”

康定路2号由三幢花园洋房组成，建造于1923年，由德国建筑师苏家翰设计，最初为苏家翰建筑事务所办公楼与苏家翰自宅，后又成为颜料商人赵聘侯、赵国亭的住所；康定路380号花园洋房建造于1923年，原为《新闻报》常务董事何联第的住所。1954年起，上海市儿童医院内科部与外科部开始在这两处办公，至1994年再次迁址北京西路1400弄24号为止。

在康定路时期，上海市儿童医院成绩显著，取得了完成国内首例连体婴儿分离术、组织全球最大规模血红蛋白病普查工作等成就，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儿童医院之一，也为饱经风霜的康定路治愈了创伤记忆。

原标题：《【海上记忆】康定路上，故事从徐园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