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温岭革命老妈妈，四子一女全投身革命，危急时刻她舍子救同志

温岭城关一位母亲叫梁郭氏，养育了6个子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人们还是谈革命色变的社会氛围中，这个家庭却闪耀着革命的光芒，5个是党员，一位是产业工人。

老四梁季武，抗战爆发后，参加温岭青年战时服务团，由梁耀南、韩先绶介绍加入党，1942年上四明山，担任韬奋书店嵊新奉分部主任；老五梁仪老六梁冠芳，现名鲁冰和鲁明，抗战时入党，后分别去安徽、四明山参加新四军。

当时温岭只有小学没有中学，教育事业相当落后，两人共同筹办了方城初级中学。他们克服重重困难，自筹资金，办起学校。他们一面致力温岭的教育事业，一面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梁郭氏，大号郭领，因其丈夫是教学先生，人称先生婆，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绣花好手，虽然没上过学，但她心地善良，和睦邻里，通达明理，为人正直。直到现在，北门邻里还传颂着她的事迹。

1938年，中共温岭县委领导人王之景（王槐秋）的妻子亡故，留下一个不到一周岁的婴儿。王之景工作很忙，又无力雇人抚养。在这个关键时刻，梁郭氏二话不说挑起这个重担，把这个瘦弱多病的孩子扶养到五六岁。后来，为了保证革命后代的安全，又秘密送到他黄岩一亲戚家寄养。

台属特委书记刘清扬的妻子袁华英要分娩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党组织考虑到梁郭氏对党忠诚，就把袁送到她家。梁郭氏视其为亲闺女，精心照料，巧妙掩护，使其安全生下孩子。待其满月后，又秘密送走母子俩。

梁郭氏，常常或牵着或背着孙子到岗下殿、北斗宫、北门庙等各寺庙进香，或带着孙子到街坊邻居家串门。事实上，她是借进香、串门之名，给党传递情报。

大革命时期，梁郭氏就有两个儿子是共产党员，而且党的会议常常在她家召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的活动变得困难重重。

为了保证安全，每次开会，梁郭氏就手拿针线做活，带着几个小的儿子在门前屋后站岗、放哨，并接送来往的开会人员。一遇到可疑情况，立即派孩子回屋报告，自己仍从容地留在外面注视动静。

多年下来，梁郭氏也跟着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到了抗战时期，据梁学平回忆，台属特委联络站就设在她家，梁郭氏就是这个联络站的负责人，接待联络过不少重要的领导。

1940年以后，国民党反共气焰高涨，中共温岭组织再次遭到严重破坏，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中共温岭组织工作转入隐蔽状态。梁郭氏仍与留下来的少数党员保持单线联系，及时将上级指示传达给隐蔽下来的革命同志。在此期间，她还秘密接待、精心掩护、安全转移台属特委书记刘清扬等领导同志。

1942年到1944年，她的孩子一个个离开家乡，去四明山参加新四军。梁郭氏虽有些惆怅，但想到孩子们都在做革命工作，她毫无怨言，竭力予以支持。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形势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华中局作出浙江游击纵队迅速北撤的决定。

其时，老四梁季武在北撤去浦东途中，所乘船只在洋面上遭遇狂风暴雨，无法前进，并有沉没危险，组织决定乘船人员一律离船，自想办法，并发给每人一些遣散费，要求大家想方设法进入宁波转到浦东找关系。

梁季武到达宁波后，见反动派封锁了洋面，没有轮船通往上海，想先回台州找到组织再作决定，就和一位同行的女同志在宁波买了一些布头布脑扮作跑单帮的样子上路了。他到临海碰见一位熟人，得知大哥病危，就以探望兄长为由回到家中。

谁料，梁季武和那位女同志一到家，就被国民党侦探盯上。这时，梁郭氏表现出了一位党的老交通的非凡气概，眼看儿子将要被抓，心如刀绞，尽可能地掩护另一位革命同志。

她忍住心痛，时而在外间沉着应付，应酬警察，进而进入厨房以烧菜为名，偷偷地卸下柴仓里与隔壁邻居家板墙的一块木板，巧妙地将这位四明山的女同志通过邻居家，转移到乡下安全地方，脱离了危险。

梁季武被捕后，被投入国民党监狱，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吃尽苦头，后在党组织的一再努力下才被保释出狱。

老五梁仪是印刷工人出身，15岁时就学到排字印刷等技术。他思想进步很快，把青战团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做得很出色，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梁仪戎马一生，三进军旅，两次打入敌军内部侦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后梁仪潜入国民党炮兵14团侦察情报，出色完成任务后。1940年7月，他再次受派遣打入敌人内部做地下工作，更名为鲁冰，一直沿用。皖南事变后，他无法回军部，只得回家乡寻找党组织。这是他第一次进军旅。

1942年底，党组织安排鲁冰上四明山浙东抗日根据地。他负责保卫科工作，参加了攻打梁弄等一系列战斗，在茶坑战斗中连中6弹，身负重伤。他凭着顽强的意志一口气走到包扎所。

抗战胜利后，鲁冰辗转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历任三北自卫总队特派员、一纵二师保卫科长、后方留守处主任、后方归队管理处政委、20军政治部保卫部地方科科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鲁冰奉命随9兵团赴朝作战。

1953年春，鲁冰调任华东公安部人民防空处处长，后任中央人民防空办公室工程技术处处长等职。1979年，他奉中央军委命令，再次穿上军装，随叶飞司令员到海军重新入伍，担任党委秘书，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开始他第三次军旅生涯。

他在海军工作四年，参与了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包括陶勇一案。1983年鲁冰离休。

鲁冰对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峥嵘岁月，怀恋至深。离休后，他为抢救新四军史料不遗余力，担任新四军史料丛书领导小组成员多年，出书12期，担任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在叶飞将军领导下，筹集基金120万，拍摄《铁的新四军》纪录片一部，创办了《铁流》杂志，组建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等等，日夜奔波不息。

梁冠芳，年龄最小，受哥哥们的影响，13岁就投身革命。1939年青战团请愿失败后，她和母亲一起地下交通工作。1944年，她到浙江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组织上分配她到韬奋书店工作，并更名为鲁明。

1945年3月，鲁明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投降后，驻守在宁波、余姚一带的日寇拒绝缴械，战斗非常激烈，鲁明执行组织决定，带着书店一个发行小组，冒着炮火，冲到敌人碉堡附近贴标语、发传单、喊话，向敌开展政治攻势，表现得非常出色。

后被调入山东新华书店。在解放战争的几年里，鲁明和山东书店的同志们，东奔西走，在大半个山东留下了足迹。

在变幻莫测的战争环境里，鲁明把生死置之度外，以苦为荣，一心扑在革命工作和图书的发行事业上。解放后，她一直从事书店方面工作，先后担任过新华书店浙江分店副经理，新华书店总店研究室主任、副总经理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