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百块钱。
放在今天不算什么，放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却是一个家里能不能宽松一点、孩子能不能多添件衣裳的分量。可于敏每月十五日，照旧把钱往天津老家寄。去邮局办这件事的人，不是他，是孙玉芹。
她知道家里并不宽裕。她也知道，丈夫的工资涨到一百八十元后，除去一家人的日常开销，剩下的钱还是往老家走。她没拦过。她一次也没拦过。
孙玉芹不是响亮的人物名字。
她没有勋章，也不站在台前。她和于敏结婚，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姐姐给于敏介绍了这个天津姑娘，见了面，觉得合适，婚就结了。没有排场，日子却一下子落到实处：两居室，老人，孩子，锅碗瓢盆，外加一个总在想问题、常常顾不上自己的丈夫。
她很快看明白一件事：丈夫干的工作，不能问，也问不出。
于敏后来隐姓埋名二十八年，连家里人也只知道他“做保密工作”。二十多年后，孙玉芹才恍然说过一句：“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她的不问，不是隔膜，是把一句“你去忙你的”拆成了几十年的家常日子。
那时一家五口，连同于敏的母亲，挤在两居室里。屋里就一张书桌。晚上女儿写作业，于敏就把桌子让出来，自己趴在床上演算、推公式。孙玉芹在屋里来回走，都得侧着身子。
她心疼。
周末她拉着丈夫和孩子去逛公园，想让他歇口气。可于敏走着走着，脑子又钻进问题里，最后索性一个人坐到亭子里看书。还有一回，她好不容易把人劝到百货大楼门口，于敏却不进去，只说坐外头等。等她买完东西出来，人不见了。她先回家，家里没有；再跑去单位找，还是没有。过了好一阵，于敏自己回来了，原来是想题想走神了。
这就是她要过的日子。
外头看，于敏是大科学家。回到家，他胃不好，吃饭挑口，离了家里那口热乎饭，常常就对付过去。孙玉芹就把时辰掐准，煮面，热汤，等他回来。她不是不埋怨，只是埋怨完了，照样把面端上桌。
日子最见人心的，还不是做饭。
是寄钱。
新中国成立后，于敏在北京工作，天津老家却还有两家九口人挤在一起过日子。老人年纪大，孩子年纪小，收入少，开销却是一天天地往上走。于是，从一九五一年起，于敏每月十五日都往家里汇款。到一九五六年，他晋升副研究员，月工资涨到一百八十元，家里的汇款也没断过。
去邮局的人，一直是孙玉芹。
丈夫把钱往老家寄，她把汇款单一张一张填好。风雨无阻。没有一句怨言。
有一次，到了该汇款的日子，天津那边迟迟没收到单子。又过了一周，汇款单才到。后来家里才知道，是于敏那个月工资丢了，他硬是把钱凑齐了，照数寄回去。
这笔钱，先是养父母、叔父和弟妹；到一九六〇年父亲去世后，还在继续寄。一直寄到一九七八年，叔父去世，在老家人再三坚持下，这件事才停住。前后算下来，足足二十七年。
这二十七年里，孙玉芹自己过得并不松快。
孩子长大要钱，老人吃药要钱，家里哪儿都要钱。她不是不懂算盘。她只是把这笔账，先算到了老人和弟妹头上。这样的女人，平日里不声不响，到了要紧处，心比谁都定。
于敏一生寡言，真说到家里，也很少把暖话挂嘴边。可到晚年，亏欠两个字，他认得很重。二〇一二年，孙玉芹突发心脏病去世，这成了他心里最大的遗憾。后来谈起家人，他罕见地把话说得很直：“我第一个亏欠的是我的爱人。”
他没有多说。
可后面那层意思，谁都明白。她照顾了他大半辈子，把家守住了，把老人孩子安顿住了，也把一个总是不在家的丈夫，稳稳当当地托住了。
她走后，屋里一下子空了。
儿女后来发现，于敏书桌上一直放着一本台历，翻在二〇一二年八月八日那一页，上面只写了四个字：玉芹去世。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有感叹号。越是这样，越让人难受。
照片收起来了，他又悄悄放回去。夜里翻看老相片，嘴里念叨的，还是那句最朴素的话：你们妈妈这一生，都是为了这个家。
于敏的名字，后来进了功勋簿，进了共和国勋章的名单，也进了很多人的记忆。
可如果没有孙玉芹，这个名字背后的许多事，未必能撑得那样稳。
她没有参加过重大会议，也不在试验现场。她出现的地方，多半是邮局柜台、厨房灶前、拥挤的两居室，还有百货大楼门口。可国家大事，最后总要落到这样的小地方上：一碗面，一张汇款单，一盏等人的灯。
一百块钱，二十七年。
到头来，最让人记住的，不是她说过什么大道理，而是她一次次走进邮局，把汇款单推过柜台；等到晚年，那个拿过共和国勋章的老人，还把台历停在二〇一二年八月八日，再没往后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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