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帅部下令南撤保命，他却把指挥所钉死，竟率杂牌军绝地反杀

1938年开春，在日本人眼里，打下整个中国就跟捅破一层窗户纸差不多。

从北平到南京，他们没遇到过像样的抵抗。

尤其是津浦路北线的日军指挥官，板垣征四郎和矶谷廉介，压根就没把对面的中国军队放在眼里，觉得那就是一群拿着老掉牙汉阳造的农民，一冲就散。

他们不知道，就在津浦线上，一个叫李宗仁的人，正准备用这群他们瞧不上的“农民”，给他们上一堂刻骨铭心的课。

李宗仁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手里这三十万人，听着吓人，其实就是一锅大杂烩。

桂军、川军、西北军、东北军，甚至还有些地方保安团，各路人马，各有各的背景，各有各的小九九。

谁都想在抗日的大旗底下，保住自己的那点家底，指望他们一上来就为全局去拼命，那是不现实的。

所以，李宗仁要打的第一仗，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人心上。

他的第一招，用在了川军身上。

川军那帮官兵，穿着草鞋，扛着土枪，从天府之国一路走出来，想为国家出份力。

结果到了山西，第二战区的阎锡山不待见；到了河南，第一战区的汤恩伯也给白眼。

军饷被克扣，补给跟不上，饭都吃不饱，活脱脱像一支讨饭的队伍。

就在川军将士饥寒交迫，感觉走投无路的时候，李宗仁派人来了。

他二话不说，大米白面、棉衣弹药，直接送到川军营地。

还公开对所有人讲：“川军是出川抗日的英雄，我们第五战区热烈欢迎！”

这一手，一下子就把川军将士的心给收买了。

他们觉得遇到了知己，这个长官把他们当人看，当军队看。

后来在滕县，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副总司令孙震指挥下的王铭章师长，带着这支曾被嫌弃的“叫花子军”，硬是拿命把日军精锐挡了三天三夜。

全师上下，包括王铭章本人，几乎全部阵亡，为整个战役的部署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时间。

第二招，他用在了张自忠身上。

这位将军当时的日子可不好过。

因为之前在北平的一些事情，全国上下都有人骂他是“汉奸”，连最高统帅部都对他存有疑虑，不敢重用。

这口黑锅背得，让张自忠有口难辩，心里憋着一股天大的委屈。

李宗仁偏不信这个邪，他顶着各方压力，跟上面反复沟通，硬是把张自忠的第59军调到了自己的第五战区。

他把张自忠请到徐州，推心置腹地对他说：“荩忱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在我这里，没有人会用有色眼镜看你，你就放开手脚，用战场上的功劳，洗刷掉泼在你身上的污水。”

这份信任和器重，对处在人生低谷的张自忠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不久后，临沂战事告急，守城的庞炳勋部快顶不住了。

说起来，张自忠和庞炳勋以前在西北军的时候，还有过节，关系并不好。

但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张自忠没有丝毫犹豫，亲自率领59军，日夜兼程，火速驰援。

他和庞炳勋摒弃前嫌，并肩作战，最终在临沂城下，硬是把日军的王牌“铁军”板垣师团给击溃了。

第三招，用在了庞炳勋身上。

庞炳勋是个出了名的“老油条”，在军阀混战年代养成的习惯，打仗向来把“保存实力”放在第一位。

他的第三军团，名头挺大，实际上只有一个师外加一个独立旅，总共五个团的兵力。

就这样，蒋介石还嫌他人多，下令要给他裁掉一个团。

这等于要了视兵如命的庞公的命根子。

庞炳勋到处求爷爷告奶奶都没用。

最后是李宗仁联合白崇禧，在军事会议上当着蒋介石的面据理力争，说庞军团正在前线，临阵削减编制会动摇军心，最终保下了他那个团的编制。

这可不是空头支票，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一向精于算计的庞炳勋被深深打动，他当场就跟李宗仁拍着胸脯保证：“德公，这份情我记一辈子！

这一仗，我就是把老本拼光，也绝不后退一步！”

他后来也确实这么做了。

在临沂，他就用这五个团，硬扛着装备、人数都占绝对优势的板垣师团打了七天七夜，部队伤亡惨重，为张自忠部赶到赢得了时间。

人心理顺了，部队才能打仗。

可光有人心还不够，当家的得有主心骨。

韩复榘不战而退，把山东丢了，津浦路北段大门洞开，日军就跟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冲向徐州。

徐州城里人心惶惶，都觉得这地方守不住了。

南京的最高统帅部也慌了，一道接一道的急电拍过来，让李宗仁赶紧把第五战区长官部搬到后方的河南商丘或者安徽亳县去，理由是“以策安全”。

李宗仁一看电报，头都大了。

他知道，这哪是“安全”，这是要他的命。

司令部一跑，前线几十万大军怎么想？

主帅都溜了，我们还在这儿拼什么命？

军心一旦散了，部队就得像雪崩一样垮掉。

再说，徐州是津浦、陇海两大铁路的交汇点，所有的电话、电报线都汇集在这里。

他要是跑到乡下，就跟聋子、瞎子没什么两样，还怎么指挥这场几十万人的大会战？

可这是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公然抗命是要掉脑袋的。

李宗仁脑子一转，来了个阳奉阴违。

他当即成立一个“后方司令部迁移勘察小组”，派了几个参谋，大张旗鼓地去商丘、亳县看地方。

临走前还特意交代：“务必详细调查，仔细规划，把供水、供电、防空、交通都考虑进去，图纸要画好，报告要详尽。

我们不求快，但求好！”

这帮人“考察”了十几天，等他们带着一大堆图纸和报告回到徐州，台儿庄那边的枪炮声已经震天响，整个战役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谁还好意思再提“搬家”的事？

李宗仁就用这么个法子，硬是把自己的指挥部死死钉在了徐州，他本人离前线最近的时候只有几十里地。

这就等于用行动告诉所有人：我李宗仁不走，与徐州共存亡。

打仗这事，一半靠自己，另一半也看对手给不给机会。

当时的日军，就给足了机会。

急于抢功的矶谷廉介，不听板垣征四郎协同作战的建议，仅派出一个濑谷支队就孤军冒进。

这个濑谷支队也一样狂妄，只用一个联队的兵力就向台儿庄发起猛攻。

这种“添油战术”，正好被中国军队分割包围，一口一口地吃掉。

更要命的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的高层为了争夺攻克徐州的功劳，强行改变作战计划，命令南线的荻洲立兵第13师团放弃从侧翼迂回的计划，转而向北对进。

这个愚蠢的决定，不仅解除了中国军队的侧翼威胁，还把原本要南下御敌的张自忠第59军这支关键的机动力量解放了出来，被李宗仁恰到好处地投到了临沂战场，一举扭转了战局。

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出，武汉三镇几十万人涌上街头，提灯游行，高呼“中华民族万岁”。

李宗仁的名字，在那一刻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