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五月。黄昏时走在陌生的街道,风里忽然送来一阵幽微的甜,像谁在空气里悄悄撒了把碎蜜。我抬起头,看见巷子尽头那株老槐树,正把满树的雪白摇得簌簌地响。那些细碎的花瓣,在暮色里竟有些像新落的雪,一片一片,不急不缓地,落在一个过路人的肩上、发间,也落在了许多年前的,那个同样泛着蜜色光晕的黄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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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家,就在村口那棵三人合抱的槐树底下。树究竟有多老,连村里最年长的三爷也说不清,只说他的太爷爷小时候,就在这树下听过蝉鸣。树干黑黢黢的,布满了皴裂的口子,摸上去糙得像祖父劳作了一生的手掌。可一到四月末五月初,这棵沉默寡言的老树,就会忽然变成一个慷慨到奢侈的君王。那些白色的小花,一串串,一簇簇,从密匝匝的绿叶间涌出来,没有一丝保留,把整个树冠染成一座香气四溢的雪山。那香气不是飘着的,是流淌着的,黏稠得几乎看得见,像稠稠的蜜,从枝头漫下来,漫过土墙灰瓦,漫过整条悠长的巷子,连空气都变得甜丝丝、沉甸甸的,吸一口,五脏六腑都跟着软了。
那时母亲还年轻,辫子又黑又亮。她会在树下铺一张洗得发白的旧床单,父亲便举着一根长长的竹竿,对准开得最繁盛的枝桠,轻轻一敲。霎时间,花瓣如急雨,如飞雪,纷纷扬扬地落下来。我总爱站在那花雨中央,仰着头,让那些小小的、白蝴蝶似的花瓣落满一身,觉得自己像被一场甜美的梦给包裹住了。母亲会笑着嗔怪一句“这痴儿”,然后小心翼翼地拾掇床单上的槐花,拣去夹杂的细枝与嫩叶。她的动作又轻又柔,仿佛在安抚一群熟睡的白色小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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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花的吃法,在我的记忆里,是带着诗意的。母亲最常做的是蒸槐花。她把洗净的槐花拌上细细的玉米面,放进笼屉里蒸。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不多时,那股子混合着面食醇厚与花朵清甜的气味,便从木锅盖的缝隙里钻出来,一丝丝,一缕缕,把整个灶间都熏得暖香浮动。蒸好的槐花被盛在白瓷碗里,蓬蓬松松,金裹玉白,再浇上一勺新捣的蒜泥和几滴小磨香油,那滋味,是能把人的魂儿都勾了去的。我总等不及凉透,就夹起一大筷塞进嘴里,烫得直哈气,却又舍不得吐出来。母亲便在一旁递过凉白开,眼里全是温柔的光:“慢些,都是你的,急什么。”
后来,我便真的“急”了。急着长大,急着去看看外面那个据说很广阔的世界。那棵老槐树下的光阴,渐渐被压缩成记忆里一张褪了色的糖纸,偶尔想起,只觉得甜,却也觉得远了。我见过城市里被修剪得一丝不苟的景观槐,也闻过公园里那些被香水味稀释过的花香,它们都美,都规整,却再也没有那种野蛮的、铺天盖地的、要把整个村庄都溺在甜香里的霸道与深情。
父亲在电话里说,村子前两年规划,老槐树碍了事,被移走了。移去了哪里,他没说,我也没问。有些问询,是怕答案太轻,轻得兜不住那些沉甸甸的旧时光;又怕答案太重,重得会让心里的某个角落,轰然塌下一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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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擦黑的时候,我离开了那条小巷。身后的槐花还在静静地落着,像一场无人观看的落幕。我抖了抖衣领,几瓣干枯的槐花滑落下来,轻薄得几乎没有重量。然而我知道,有某种东西,远比这满树的花事更为沉重,它沉甸甸地坠在心尖上,让我在这五月的晚风里,忽然就矮了下去——矮成那个在花雨中仰着头、咯咯笑着的孩童,矮成那个守在灶台边、等待一碗蒸槐花的少年。故乡远了,故乡矮了,矮成一顿饭,一棵树,一阵风,最后,只矮成舌尖上一缕若有若无的甜。
槐花年年都落,像大地对天空的一场没有回音的诉说。而那个在树下仰头的人,心里却从此有了一座永远不谢的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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