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为阻止《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作协主席故意“使绊子”

1995年秋天，北京长安街上一间办公室里，气氛很不对头。

中国作协一位管事儿的领导，正铁青着脸来回踱步。

桌上摊着一份文件，是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初评的结果，上头几个黑字扎眼得很：《白鹿原》，全票通过。

屋里的人后来回忆，这位领导当场就拍了桌子，那动静，跟打雷似的。

他嘴里就一句话来回念叨：“这怎么可能？

它怎么能评上？”

这股子火气，不是冲着哪个人，是冲着一部书。

一本全票通过的小说，怎么就点着了某些人的火药桶？

这事儿，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不寻常。

时间往前倒几年，回到80年代末的西安东郊。

一个叫陈忠实的作家，快五十岁了，心里头正烧着一团火。

他写了一辈子，中篇短篇拿奖拿到手软，可他自个儿琢磨，这辈子要是没一部能砸出响儿来的大部头，死了都闭不上眼。

他要写一本能垫着当枕头进棺材的书。

这股劲儿上来，谁也挡不住。

他想起了小时候在村头听老汉们谝闲传，说的那些关于白鹿原的陈谷子烂芝麻。

那些在土里刨食的族长，刚烈的女子，占山为王的土匪，还有闹革命的后生，这些人的影子在他脑子里晃了几十年，这下全活了。

为了把这口气聚起来，陈忠实给自己立了规矩：饭局不去，闲客不见，谁夸谁骂他的旧作，一概不听。

他把自己扔回了乡下祖屋，跟个修行人一样。

两年时间，他把《蓝田县志》和《咸宁县志》翻了个底朝天，把那些发黄的纸页都快揉碎了。

然后又闷头写了四年。

1992年开春，他写完最后一个字，五十万字的《白鹿原》成了。

他感觉自己大半条命都耗进去了，把那片黄土地上半个世纪的生生死死、恩恩怨怨，都摁在了纸上。

1993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把书印了出来。

这书一上市，就像在平静的池塘里扔了块大石头。

读者像是着了魔，满大街找这本书，书店进多少卖多少，根本不够卖。

人们从白嘉轩的腰杆里看到了硬气，从鹿子霖的算计里看到了世故，从田小娥的命里看到了悲苦。

那阵仗，就跟古时候说的“洛阳纸贵”一模一样。

所有人都觉得，一部能传下去的大家伙，出世了。

可怪就怪在这儿。

老百姓那边热火朝天，管文化的地方却死水一潭。

书的责编何启治，等来等去，一个祝贺的电话都没接着，更别提什么指示、评价了。

整个上头，就跟没看见这事儿一样，集体装聋作哑。

没过多久，就有小道消息传过来，说上面觉得这书“主题不积极”，不让公开讨论。

这盆冷水，虽然没浇灭读者的热情，但给《白鹿原》通往文学殿堂的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霜。

那时候，一本书想在文学史上站稳脚跟，光老百姓说好不算数，得有个官方的章盖下来。

茅盾文学奖，就是那个分量最重的章。

风言风语里，争议主要就两点。

一点是说书里写男男女女那点事，写得太露骨，一些老派人看着脸红，骂是“黄色小说”。

另一点更要命，是觉得这书对历史的写法有问题，把好人坏人写得不清不楚，有“政治倾向”的嫌疑。

就这么着，《白鹿原》在一边被捧上天、一边被踩进泥的撕扯中，撞上了1995年的茅盾文学奖评选。

初评结果，《白鹿原》全票，这等于直接扇了那些反对者的脸，也就有了开头办公室里那一幕。

民意太强大，评委们没法睁眼说瞎话。

可这结果也让某些领导下了狠心，这书，绝不能在终评里露头。

于是，文学史上少见的一幕发生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终评，硬生生被叫停，往后拖了一整年。

这是拿时间当武器，想把《白鹿原》的热度给拖黄了。

可一年过去，书卖得还是那么火，这招儿不好使。

于是，又来了一计。

上面发话，要调整终评委员会的构成，多请一些思想保守、作风严谨的老作家、老评论家来当评委。

这局布得明明白白，就是一场“围猎”，只要评委们的立场对了，这部“问题作品”自然就没戏了。

终评会场上，新来的评委们个个神情严肃，不少人心里都揣着“任务”。

一场对《白鹿原》的审判，眼看就要开场。

可人算不如天算。

就在这帮人以为稳操胜券的时候，一个叫陈涌的评论家站了起来。

他一向以观点严谨出名，所有人都伸着脖子，等着他给这事定调子。

谁也没想到，陈涌先生一句批评没有，反而从头到尾，把《白鹿原》扎扎实实地夸了一遍。

他说，这小说格局大，人物活，是对民族历史的一次深挖，根本不存在什么“政治倾向”问题。

至于那些性描写，那是人物命运的一部分，跟故事是血肉相连的，不是为了卖弄。

陈涌先生在圈里的分量摆在那儿，他这番话一出口，整个会场的气氛全变了。

原先预备好的“批判稿”，一下子没了用武之地。

他凭着一个学者的良心和专业，硬是把评判的标准从“听不听话”，拉回到了“好不好”上。

在座的评委，不管之前心里怎么想，这会儿都得重新掂量掂量这部作品的分量。

那场精心布置的“围猎”，就这么散了架。

形势扭转了，但事情还没完。

评委会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最后形成一个共识：《白鹿原》是部了不起的史诗，够格拿奖。

但是，考虑到眼下的环境，希望作者能对个别地方做点修改。

终评前一天晚上，一通长途电话打到了西安陈忠实的家里。

电话那头，评委会的人话说得很客气，也很实在，希望能改动两处：一处是朱先生跟鹿兆鹏谈论政治的对话，另一处是关于“白鹿原”这个地名象征意义的几句话。

同时，人家也给足了面子：“改不改，全看您自己。

您要是不愿意，我们尊重您的决定。”

这个电话把陈忠实推到了墙角。

对一个作家来说，改自己的作品，跟在自己孩子脸上划口子没两样。

外面风言风语，说他为了拿奖，连风骨都不要了。

但他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评委会这个“建议”，不是否定他的作品，而是在天大的压力底下，想找个办法让所有人都能下得了台。

陈忠实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头。

他同意修改。

他后来说，他能理解评委们的难处，他愿意做这个修改，就是为了让评委们好向上面交差。

他不光改了评委会提的两处，还主动把另外几处跟主题关系不大，但容易招人话柄的性描写也给删了。

这不是低头，这是一个庄稼汉式的狡猾和实在。

他用自己的退让，给这部命运坎坷的书，铺平了最后一段路。

后来，他找来一本已经出版的《白鹿原》，亲手用笔在上面一字一句地划改。

那本被墨迹和划痕覆盖的初版书，最后送给了当年的责任编辑。

奖杯是拿到了，但在那之后，书架上流传的《白鹿原》，就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