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69年1月的一天夜里，北京南城刮着带霜的西北风，远处火车的汽笛隐约传来。吉普车忽而停下，布帘甩开，王广宇被推到一处陌生的院墙前。漆黑中只见探照灯扫来扫去，岗楼的剪影像冷铁插在夜色里。他不知道自己脚下的土地叫南苑，直到几个月后才从广播里听出端倪。
再往前追溯三年，1966年7月，中央临时机构“文革办公室”挂牌，12月易名“办事组”。王广宇自1967年1月起担任组长，在文件堆里打转，整日同报告、批示打交道。鲁迅手稿的“失踪”成为转折点——原是一场乌龙，却被迅速放大，他成了替罪羊。先是功德林，随后南迁，最后送往秦城；三段囚旅，也是一部冷酷年代的注脚。
被押进南苑时，他的全部行李只有两个搪瓷缸子。新牢房呈条形，两米长，一米四宽，靠墙钉死的木板床旁，矮矮的水泥便池嵌在地面，冲水阀门却设在门外。抬头可见对面墙上悬着一排暖气片，冬夜里尚能吐出微热。他把两件旧棉衣铺在木板上，迷迷糊糊睡去，心里盘算：“只盼人能活着出去。”
清晨，铁门吱呀响，一名看守递进两只塑料碗和一把小勺。早餐是窝头加咸菜，外带半瓢稀粥。中午又是一样。可第一天的晚饭却出乎意料：丸子白菜，虽说丸子是粉条糊成，炸得香脆，油星点点，已属难得。那顿饭让他第一次意识到：南苑或许比功德林“讲规矩”。
十几天后，他忽被换到一排刚封顶的平房新监。墙体尚冒白霜，被褥摸上去像浸水的棉絮。他只能把自己裹成蚕蛹，用体温逼退墙里的湿寒。五日后，被面终于不再打湿袖口，呼吸里少了霉味，他暗暗松了口气：“人呐，原来真能把墙面焐干。”
在南苑，时辰被钟声切割得细碎。早饭后背诵条例，午后静坐反思，夜晚听广播。只有透风的小窗能看见天光与树影。春天来时，他猛地闻到槐花香，才晓得季节已换。外头播音喇叭里一次喊出了“丰台区”，这让他第一次确认了坐标，也确知自己身在北京南苑。
日子并非完全沉闷。管理员老陶年近四十，说话总带着河北口音。有天中午，他见王广宇还穿着厚呢裤，递来一条粗布单裤，“天暖了，别捂出痱子”。王广宇点头，用力捏了捏裤腿的布料，轻声答道：“多谢，算你济困。”这句简单对白，是他在南苑最温热的记忆之一。
监管制度严苛却不乏秩序。每人配一个搪瓷脸盆，每月准时发薪票两角，供在狱中小卖部换盐和纸。被子可在月初晾晒半日，衣服破了向值班室借针线自行缝补。没有体力劳动，最大的消遣是回想办公室里的文件，想着哪一张纸会决定自己余生。
1970年春后，粮食配额调整。管教宣布：“以后一天三顿，粗细搭配！”说罢打开铁门，热气扑面而来——白面馒头、玉米稀饭，还有一勺土豆炖白菜。偶尔轮到加餐，能见几丁红烧肉漂在汤面，人人默然却心里翻涌。与此同时，肥皂、牙刷依旧靠家属接济。王广宇写信申请，填了三份表，盖了四个章。那年腊月，他收进一条旧毛巾和一块香皂，擦着粗糙的布面，竟生出从未有过的踏实。
比起食宿，他更在意外界风声。每天傍晚，收音机里传来《新闻和报纸摘要》，林林总总的口号此起彼伏。他习惯性推算形势，幻想何时能获释，又怕一觉醒来被告知转移。时间被这种不确定搅得稀碎，一转眼就到1971年的初秋。
这年的一个阴雨日，天刚蒙亮，老陶推门而入，递来一张调监通知。王广宇捧着薄纸，看完沉默半晌，随手把两只搪瓷缸子并拢，拎了出来。看守示意他上车，他回望那排被自己“焐干”过的白墙，没有多说一句。车辆驶出监区，院门缓缓关上，铁链哗啦作响，南苑岁月彻底封存。前方，是通往昌平的长路，也是另一段囚途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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