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企业史读书会第59期纪要】附暑期通知

【编者按】2026年6月11日晚，第59期企业史读书会于线上举行。本次读书会由福建师范大学曲冠青主持，三位青年学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徐雪晴、福建师范大学苏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盼——围绕新中国企业史研究的主题，分别结合各自研究进行了分享。

鉴于7、8月为暑期，按惯例读书会将暂停两月。待9月份开学后，第60期读书会将按计划恢复举行，具体预告届时另行通知，敬请关注。

本次读书会为“新中国企业史研究”第二次恳谈会，由福建师范大学曲冠青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福建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京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上海大学、东北大学、贵州师范大学、湖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广东财经大学、山西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太原科技大学、闽江大学、汕头大学、山西传媒学院、江苏理工学院、福建商学院、台州学院、岭南师范学院、上海杉达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台北教育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与企业的专家学者、硕博士生及其他史学研究者共60余人参加。

在主讲环节，第一位主讲人徐雪晴以“新中国技术工人培养的回望与省思”为题进行报告。她指出，技术工人培养是理解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维度，如何“生产”出标准化的技术工人，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关键之一。完成“一五”计划需要110万技术工人，而1952年仅培养了3000人左右。传统学徒制已经不适应当时的需求，一方面师傅仍存在“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旧观念，另一方面，年轻工人已经不希望进入传统的、存在压迫色彩的师徒关系中。因此需要国家的系统介入。

政府主导技工培训的思路在民国已经萌芽。国民政府倾向于苏联的“工厂办学校”模式集中培养技术工人，但是因为战争、财政等约束，未能大范围普及。国民政府的选择体现出一种工业化的赶超逻辑。新中国成立后沿用苏联模式继续发展。徐雪晴重点介绍了“师徒合同”制度。这一制度相当于党政组织通过座谈会、公开签订合同等一系列仪式，将传统师徒从私人关系转变为公共契约。但是在实践中依然存在各种问题，例如学习跟着生产走，难以体系化；徒弟工资快速提升，影响工人的代际利益平衡等问题。

对于后续研究，徐雪晴认为主要可从三方面拓展：第一，从技术工人拓展到产业工人的各方面问题，例如“八级工”制度；第二，研究时段向前、向后延伸，交叉比较；第三，从企业史视角介入，还原工人主体经验。

自由讨论环节，高超群就新中国如何将农民转变为工人这一话题的重要意义，林盼就技术、知识的本土化，兰日旭就传统与现代的转化、档案资料的处理进行了点评，曲冠青提出国民政府与新中国技工培养异同的问题。徐雪晴相应予以回应和解答。

第二位主讲人苏剑以“从地方视角考察乡镇企业发展的思考”为题进行报告。乡镇企业的兴起最初不在决策者预料之内，是八十年代的特殊经济现象。他着重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晋江乡镇企业发展的地方因素：族源意识形成了亲友合作办厂的模式；重商传统与“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促使当地人投身商业；沿海区位优势带来的特殊政策支持；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减免、贷款担保等方式扶持企业。现在很多知名企业是从当年乡镇企业发展而来的，例如恒安集团、晋工机械。

苏剑近年来的研究侧重于党领导民营经济发展的地方经验。民营经济内含着中央统一性与地方多样性的双重发展格局。中央政策层层传导至地方，地方如何将政策转变为具体的目标？地方既是中央部署的执行者，也是实践者和创新者。研究中主要的问题，第一是如何将地方性更好地结合宏观视野，第二是史料挖掘仍有困难。

自由讨论环节，林立强关于党史研究和企业史研究的结合提出了问题，曲冠青关于宗族等传统因素如何嵌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提出了问题。苏剑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分享了相关思考。

第三位主讲人林盼以“新中国企业史研究进路与出路”为题最后进行了分享。他指出，既有单位制研究过度关注组织、资源分配等功能，对生产关注不足。从1949年到1958年，国营企业被改造成为党的框架下的组织形态，企业内部存在纵向的政策传递，同时存在横向的人员网络，其中党组织处于纵横交错的核心位置。在此情况下，国营企业呈现出一种软边界的组织形态。

结合激励制度，林盼说明了宏观政治经济政策对国营企业政策的影响。1953年，学习苏联推行计件工资制；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取消计件工资制。20世纪50年代，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失业，要求国营企业“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到1961年，国民经济形势困难，还是决定精简职工。

现在看来，前三十年的国营企业制度存在一定优势，例如“郝建秀工作法”等新技术的快速扩散，“企业办社会”分担保障压力，沿海支援内地平衡区域发展等。当然相关制度存在各种问题，例如传导链条过长、忽视企业差异、多重目标存在冲突等。

关于后续研究，林盼认为对国有企业党组织的研究应当成为一个重点。虽然改革开放后有所变化，但是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进路而言，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企业制度的关键。从出路而言，对党组织的研究，包括其他方面的研究，可能形成一种中国特色企业理论。

自由讨论环节，高超群提出了看待国营企业制度优势的视角问题，曲冠青提出了党组织在现代公司治理中的角色问题。林盼对其中的要点进行了回应。

在总评环节，林立强表示，三位老师的分享与当下企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存在密切联系。特别希望林盼老师可以关注上海到福州的人力资源转移和技术转移等相关研究。李玉提出，此次读书会从过去对企业的整体关照，深入到了企业生产运行问题，对于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本、人格资本，外部的政策资本，后续企业史研究应当予以深入探讨。

本次读书会历时约三小时，于22时半顺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