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丨邓飞
太古城早前发生一宗母女相继堕楼身亡的伦常悲剧。涉事12岁女童在与母亲争执后，亲眼目睹至亲生死永诀。这种极端的现场冲击与随之而来的深度自责，已远超一个儿童的心理承受极限。然而，即便经过多方专业评估后，女童依旧按常规流程由家人陪同回家，最终连锁悲剧依然发生。这起事件反映出，常规的筛查机制在面对此类极端、冲动的精神创伤时，存在着结构性的局限和盲区。
现今香港社会“大人有大人压力，小朋友有小朋友压力”。虽然本港设有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生命热线及“情绪通”等专业支援服务，但在面对突发的巨大打击时，高风险人士的情绪往往来得极其隐蔽和突然，现行的求助渠道很难及时发现这些隐藏的危机。为了防止悲剧重演，当局必须在黄金高风险期内进行更积极的主动干预。针对目击至亲自杀等超高风险个案，应考虑优化医疗指引，增加留院观察的时间，并强制阻止个案在短时间内回到事发的第一现场，以阻断创伤记忆的直接刺激。此外，学校、社会福利署、非政府机构、警方以及医院之间，需要建立完善的资讯联动平台，以捕捉那些极易被忽视的隐性创伤反应，以及在个案出院的第一时间共同“补位”，为家庭提供实质的专业支撑。
回到事件的核心，身故的48岁母亲本身是一名公立医院的医务社工。本是点燃自己、照亮他人的“助人者”，最终却未能自救，反映出前线专业人员的精神健康或长期未得到充分的照料。在竞争与压力与日俱增的香港，社工虽然拥有比常人更多的心理疏导知识与技巧，但“医者难自医”。更现实的是，受制于社会对专业角色的社会期许，或是前线人员在群体中不愿示弱的隐形心理包袱，他们在自身情绪濒临临界点时，往往倾向独自承受，错失了及早介入的契机。政府须为社工及前线医护建立独立的第三方互助小组，将行业内的心理督导制度化，让助人者在需要扶持时，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寻求专业协助。
悲剧过后，残酷的现实全落在了这位顿失妻女的父亲身上，其心理重建将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受制于传统社会对男性的刻板形象，父亲往往倾向隐藏痛苦、不表达创伤，这反而令其面临更高的隐性风险。对于此类重大家庭创伤的家属，当局必须设定即时且长期的专业动态追踪机制，提供实质的精神与生活支援。
此外，从社会层面来看，太古城作为全港最密集的中产屋苑之一，相关消息在业主群组及通讯软件内广泛传播。这种悲剧若缺乏即时的社区介入，极易在邻里、特别是屋苑内的同龄儿童之间引发“创伤传染”或模仿效应。虽然政府通常第一时间在涉事大厦和学校设立支援，发放专业的情绪疏导指引，但未来要更主动地筛查因听闻或目击而出现急性应激反应的居民，及时为社区筑起一道心理防线。
太古城的双重悲剧用最沉重的代价提醒我们，现行的情绪支援机制必须走出常规流程的结构性盲区。重新检视体制、革新干预流程、卸下照顾者重担、关怀助人者群体，是整个社会在面对这场集体创伤时，必须共同承担并马上付诸行动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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