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活诸葛”郑位三：外表似文弱书生，无他中原突围恐遭灭顶

有人曾这样形容郑位三：大别山里的“活诸葛”，一副风吹就倒的病架子，却硬生生撑起了十万大军的脊梁。

他没有军衔，人们却习惯在他姓氏后边加个“老”字，连比他年长一岁、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都敬称他一声“位老”，毛主席曾用一句话评价他：

看似平淡无奇，却重若千钧，因为在这个“好”字背后，是一个家族几乎死绝的惨烈，是三失其家、百病缠身的躯体，更是三度挽狂澜于既倒的传奇。

郑位三原名郑植槐，1902年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一个中农家庭。少年时，他生得眉清目秀，酷爱读书，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秀才坯子”。16岁那年，他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轰动乡里。

为了纪念这次“位列第三”的荣耀，他给自己改名“位三”。倘若世事安稳，中国或许会多一个济世救民的工程师，但那个乱世，却硬生生把他逼成了横刀立马的军中“诸葛亮”。

在武汉，他接触到了马列主义，从此认定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1925年，23岁的郑位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他回到黄安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惊天动地——1927年，他与潘忠汝等人一起领导了黄麻起义，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暴动失败后，敌人重兵血洗黄安。郑位三不仅要面对白色恐怖，还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他的父亲郑维翰曾掩护革命、担任过乡苏维埃主席，在深山老林的“移民并村”中被敌人困住，活活冻饿而死。他的母亲龚氏因为不肯说出儿子和游击队的下落，在逃亡中误食有毒野菜，口吐白沫而亡。

连与他青梅竹马、感情甚笃的原配妻子曹梦楷，同样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满门忠烈，家破人亡。得知噩耗的那一夜，郑位三没哭出声，只是独自坐在山坡上，一整夜没说话。

第二天，他摘下眼镜擦干净，继续绘制大别山的地图。从那以后，同志们发现，这个年轻的“白面书生”变了，他的眼神里除了智慧，多了一种让人不敢直视的坚硬。

在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后，大别山陷入了最艰苦的游击时期。敌人叫嚣着“驻尽山头，杀尽猪牛，见影就打，鸡犬不留”，数十万大军像篦子一样梳过山林。就是在这种险境下，郑位三展现出了他惊人的军政天赋。

他上过工业学校，具备极强的空间感和记忆力，哪座山有哪些山洞，哪条沟能通往哪里，他如数家珍。战友们都说“跟着位老，闭着眼都不迷路”。

更令人叫绝的是，他独创了一套麻雀战和便衣队的打法——将部队化整为零，三五人一组，身穿便衣，暗藏短枪，白天混在老百姓中种田、赶集，晚上就成了神出鬼没的“山鹰”，摸岗哨、除恶霸、搞情报。

这种“军民不分、兵民一体”的战术，把敌人搞得草木皆兵，连老蒋的嫡系将领都哀叹：

精神上的钢浇铁铸，掩盖不了肉体的崩溃。长期的缺盐、缺药和野外露宿，让郑位三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和胃病。他咯血不止，瘦得皮包骨头，1米7的个子，最重时也没有超过80斤。

很多次战友们都以为他挺不过去了，连棺材都预备下了。可过不了几天，他又会躺在担架上，用微弱却坚定的声音询问敌情，下达指令。

1934年11月，红25军奉命长征，郑位三因病情过重被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主力一走，敌人扑上来的压力全压在了留守人员身上。他就是在这时，被大家发自内心地叫成了“位老”。

其实，那一年他才32岁，比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还小一岁。但所有人都觉得，这个称呼放在他身上是如此天经地义——他是队伍里公认的主心骨，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大别山的红旗就倒不了。

如果说游击战只是小试牛刀，那么1946年的中原突围，就是郑位三军事生涯中最光辉、也最悲壮的一笔。

抗战胜利后，老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30万重兵，以宣化店为中心层层围困我中原军区。6万对30万，兵力悬殊，包围圈一天天收紧，我军随时有被一举“包饺子”的危险。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中原军区政委、中原局代理书记的郑位三，是最后的拍板人之一。

可此时的他几乎已经油尽灯枯。长期的胃病让他难以进食，肺部的病灶让他连大声说话都会引发剧痛。在宣化店的那些日夜，他几乎都是在担架上度过的。时任参谋长的王震来看他，急得直搓手。郑位三躺在床上，手指微微指了指地图，对李先念和王震说了一句话：

这是一招绝地求生的妙棋。在具体部署上，他与李先念等人反复推演，定下了“声东击西”之计，即让皮定均率领1纵1旅佯装主力向东猛烈突围，吸引敌军重兵集团；而他则和李先念、王震等率领真正的主力，分南北两路悄无声息地跳过平汉铁路，向西面的秦岭、武当山战略大转移。

1946年6月26日夜，突围开始。躺在担架上的郑位三被人抬着，穿行在枪林弹雨中。病痛发作时，他浑身痉挛，却咬紧毛巾，绝不让自己发出一声呻吟，生怕影响军心。

部队时而急行军，时而隐蔽，在敌军夹缝中游走。大军跳出包围圈的那一刻，负责围堵的国民党将领刘峙才大梦初醒。

这场惊心动魄的中原突围，以牺牲不到一个旅的兵力，成功牵制了老蒋30万大军，并转移出了我军骨干，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后来，很多人将这场胜利归功于前线将领的英勇，但毛主席心中清楚，那个躺着的“军师”居功至伟。许多年后，李先念回忆起这段往事，依旧深情地说：

1955年全军大授衔前夕，郑位三早已因身体极度衰弱转到地方休养，长期处于半休状态。有老部下因授衔而替他惋惜，他却平静地摆摆手：

这就是郑位三的风骨。建国后，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巨大贡献和身体状况，给他定了行政三级工资，这是与元帅同级的待遇。但他却几次三番写信要求给自己降级，理由是自己“长期生病，不能工作，受之有愧”。

政府要安排他住进北京宽敞的高干楼，他坚辞不受，最后回到武汉，住进了一栋普通的二层小楼，深居简出。

他曾因高敬亭错案问题，不畏风险，提供真实史料，反映自己的不同意见。在他心中，党的实事求是原则高于一切。

今天，当人们走进大别山，或许会在某个纪念馆里看到那张消瘦、戴着圆框眼镜的面孔。他看起来那么平凡，甚至有些怯弱，但他却是大别山不倒的旗帜，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冕之帅”。

没有他，中原突围的历史可能会改写。他用一把病骨撑起了千军万马的脊梁，更用一生的淡泊，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风骨。这样的人物，不该被历史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