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转”到“深耕”——裘新视野下的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路径与使命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舆论生态剧烈重塑的今天，主流媒体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关口。

近日，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在《新闻记者》以“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价值导向与路径创新”为题刊文，以其深厚的实践积累与敏锐的理论洞察，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勾勒出一条兼具战略高度与战术精度的路径图。

这位横跨业界与学界的资深媒体人，以亲历者的眼光与思想者的沉稳，指出这一变革不能止步于媒体自救，而应上升为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执政资源再造；不能困守于传统阵地的惯性依赖，而应彻底转向互联网主战场；不能停留在宏观口号式动员，而应通过“化零为整”凝聚战略优势，再以“化整为零”实现精准落地。

这是一种清醒的坐标系转换，将媒体变革从业务层面提升至战略高度，既是问题意识的深度觉醒，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媒体何为的原创性回应。

（一）

文章的起点，是一连串振聋发聩的判断。文章指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党中央深刻把握数字化时代传播规律、深刻洞察媒体发展趋势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其核心目标必须全面转向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使主流媒体成为执政体系的重要支柱。

显然，这是一个绕开表症、直指病灶的问题意识，变革的根本动因并非媒体自身的生存焦虑，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在数字时代的整体需要。

文章对当前主流媒体困境的描述冷静而锐利。裘新用“两头脆弱、中间刚性”概括舆论生态的新态势，一端是部分机构面对舆情时的“洁癖”与退缩，主动发布信息意愿不足，与群众关切存在温度差；另一端是公众因现实压力而日益敏感脆弱的情感结构，中间则是疏导机制缺乏弹性、周期冗长、方式单一，缺乏持续互动与柔性沟通的空间。

这种格局导致舆情触发的阈值降低、扩散加速，社会信任在一次次事件中被悄然侵蚀。

更令人警觉的是，文章对媒体“空转”现象的三重揭示。传统场域内的空转，报纸、电视仍在按部就班生产内容，却与网络舆论场的核心议题严重脱节；舆论引导上的空转，即便进入网络空间，主流媒体也往往错失首发与定调的窗口；关键流程外的空转，在信息核验、一线调查、深度解读等环节被边缘化。

这种“空转”不是效率问题，而是生态位被挤压、核心功能悬置的结构性危机；与此同时，也告诫业界并为达到“融合已有大成”的乐观度，并提醒业界变革远未触及本质。

文章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拒绝将变革目标窄化为“拯救媒体自身”。在他看来，如果仅仅为了媒体生存而改革，很可能陷入路径依赖，越改路越窄。

文章由此提出，真正的变革必须从“为党分忧、为国尽责”这一价值原点出发，使主流媒体成为执政体系不可替代的支撑力量。

就国内而言，这意味着主流媒体必须加强评论工作以巩固思想引领阵地，强化舆论监督职能以推动问题解决，深化深度报道能力以回应公众关切；就国际而言，这要求着力提升在全球信息流动中的定义权与话语解释权，在科技、金融、气候、安全等关键议题领域主动设置议程，发出清晰有力的中国声音，使主流媒体从单纯的声音传播者，跃升为全球认知体系的建设者、塑造者、倡导者。

（二）

若说“为党分忧、为国尽责”是变革的价值航标，那么“化零为整”则是抵达此岸的战略桥头。文章借用带有中国古典兵学智慧的短语，描绘出主流媒体如何将零散的思维、资源和优势，编织成一张不可替代的能力网络，从而构成一个辩证统一的战略战术体系。

首先是“化零散观念为整体性思维”，强调的是整合与聚焦。这要求主流媒体将主战场坚决转向互联网，具备“无后方作战”的战略决心。

这是一种从精神认同到资源重配的彻底革命，要求改革敢于拥抱“颠覆性改造”与“革命性创新”，将稀缺的政策、资金与人才从“数字形式主义”的泥沼中拔出，打通数据、算法、业务的中台壁垒，将分散的采编力量、技术工具、知识资产整合为智能驱动的有机体系。

这里的“整”，不是简单的机构合并，而是思维统合、价值聚合与能力融合。

其次是“化零散资源为整体性优势”，这是对僵化体制的柔性破解。数据中台、智能算法与业务中台的构建，将打通内部的数据壁垒，实现从经验驱动到数据智能驱动的范式转换,人工智能在这里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文章明确指出，将人工智能与传媒深度融合已成为系统性变革的“必答题”，谁能率先将AI从局部辅助工具升级为驱动整体业务的核心生产力，谁就更有机会抢占战略主动。

这需要推动“AI+传媒”在四个维度上实现突破。赋能全场景全流程、构建垂类大模型以形成不可替代的专业优势、重构组织关系以驱动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型，以及确立“人智协同、人类把关”的底层逻辑。人工智能可以增强效率，但人文精神与价值立场必须始终在场，这正是主流媒体在技术狂飙中不可让渡的定力所在。

文章提出，要化整齐划一的指令为灵活的五种核心能力。现场抵达、深度调研、释疑解惑、舆论引导、社会服务；要化整体统合的体制为灵活的“特种兵”工作室机制，以快制快、以专对专、以活应活；要化整套定型的培养模式为“干细胞式”人才范式，培养跨学科、实战型的“经打之才”。

这一思路的精髓在于，战略上必须高度统一，战术上则要充分放权，让一线团队在具体地形中自主决策、敏捷响应。

（三）

在技术维度上，文章的论述同样值得深思。文章明确将人工智能作为系统性变革的“必答题”，主张推动“AI+传媒”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核心生产力。但同时强调，要确立“人智协同、人类把关”的底层逻辑，让人工智能成为增强判断力、创造力与效率的伙伴，而非替代者。

这一立场在当下尤为可贵。当越来越多的媒体机构将AI视为降本增效的利器时，文章提醒我们，技术必须服务于人文精神与价值立场。主流媒体的核心竞争力，终究不在于算力的堆叠，而在于它所承载的社会信任、所凝聚的公共理性、所传递的价值温度。

这正是“为党分忧、为国尽责”在技术时代的应有之义，不是用算法取代判断，而是用算法增强判断；不是用效率牺牲温度，而是用效率放大温度。

综合来看，文章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勾勒的并非一条具体的操作路线图，而是一种包含了价值判断与方法论的完整哲学框架。“为党分忧、为国尽责”是变革的初心与底线，它使媒体改革从“生存焦虑”的泥淖中拔升为“治国理政资源再造”的宏大命题；“化零为整”与“化整为零”是一对辩证统一的战略战术双翼，前者以“系统性”之宏观突破“碎片化”之困境，后者以“灵活性”之微观破解“板结化”之阻滞。唯有将二者统筹推进，才能避免改革沦为“修修补补的调整”。

与此同时，文章所倡导的系统性变革路径，归根结底是在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在信息生态剧烈重构的时代，主流媒体凭什么不可替代？文章的答案是，凭现场抵达的“脚力”与深度调研的“眼力”，凭释疑解惑的理性与舆论引导的智慧，凭服务社会的担当与凝聚共识的能力。

这些能力，不是技术平台可以简单复制的，也不是自媒体可以轻易替代的，而是根植于专业的采编体系、深厚的知识积累、严谨的价值立场，这正是主流媒体独特的生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