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才女李天乐，十年药企取铊，一点一点毒杀清华丈夫

2013年2月的新泽西州，天还是冷的。

法庭外面的停车场里，停着几辆电视台的转播车。记者们扛着摄像机，在寒风里缩着脖子等。不是什么轰动全国的大案，但在当地的华人圈子里，这事已经传了快两年了。

一个清华毕业的中国男人，死在了普林斯顿的病床上。毒死的。

而站在被告席上的那个女人，北大化学系出身，在全球排名前几的制药公司干了十年研究员。她的丈夫躺在医院里等死的时候，她还在往他的吃食里加东西。

这事搁在任何一个社区里，都是炸锅的新闻。

但这篇文章不想从法庭写起。

想先说说铊这个东西。

铊在元素周期表上排第81位，符号是Tl。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听说这个字，但在毒理学的圈子里，它有个外号，叫"完美毒药"。

为什么叫完美？因为它几乎没有味道，没有颜色，溶在水里也看不出来。你把它加进任何食物或者饮料里，吃的人根本察觉不到。而且它中毒之后的症状，跟普通的肠胃炎、感冒、流感，几乎一模一样。

这才是铊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它不是那种一吃就倒、当场毙命的东西。它是慢的。它让你先觉得不舒服，然后去看医生，医生按感冒治，按肠胃炎治，按各种常见病治，治来治去，人越来越差，但没人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等到终于有人想到去查铊的时候，往往已经过了好几个星期。那时候，毒素已经在身体里扎了根，把神经系统、肾脏、胃黏膜，一点一点地烂掉了。

而且这种烂，是不可逆的。

历史上用铊投毒的案子，不止这一起。上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就出过一个著名的铊中毒案，一个叫Graham Young的人，用铊毒死了自己的继母和一个同事，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后来出来之后又继续投毒，又被抓了。这个人后来被叫做"茶杯投毒者"，因为他总是把铊放进别人的茶杯里。

那个案子在当时的英国引起了巨大的恐慌，也让铊这种东西第一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后来很多国家开始对铊的销售和使用进行严格管控，但在实验室里，它依然是一种可以被合法获取的化学试剂。

李天乐对铊的了解，不是从书本上看来的。她在施贵宝的实验室里，每天都在跟各种化学物质打交道。铊在那个实验室里，是一种被严格管控的试剂，有专门的存放柜，有专门的领用登记。但李天乐在那里干了十年，她知道怎么绕过那些登记，知道怎么把东西带出来。

2010年12月，她开始申领铊。理由写的是工作需要。在一个大型制药公司的研发部门，研究员以工作需要为由申领化学试剂，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没有人会多问，也没有人会去核实你到底拿去做了什么实验。

她第一次申领了一点，用了。第二次又申领了一些，又用了。到2011年1月，她前后申领了四次。

等她把瓶子还回去的时候，瓶子里的铊已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那些消失的铊，没有变成任何实验数据，没有出现在任何一篇论文里。它们去了一个地方——她丈夫的身体里。

说起这两个人的背景，在当地华人圈里，曾经是让人羡慕的一对。

李天乐，1979年生，北大化学系毕业。那个年代能考上北大化学系的人，放在全国都是尖子里的尖子。北大化学系有多难考？那是全中国理科生挤破头都想进的地方。她能从那里毕业，说明脑子是真的好使。毕业之后她去了美国，进了施贵宝，一干就是十年。施贵宝是什么公司？全球顶尖的制药企业，研发部门里全是名校博士、博士后。她能在那里站稳脚跟，说明专业能力是真的硬。

王晓业，比她小一岁，清华计算机系毕业。清华计算机出来的人，在美国硅谷和东海岸的科技公司里，是被抢着要的那种人才。他在新泽西做电脑工程，收入不低，在孟洛市那个高档社区里买了房，日子过得很体面。

两个人2001年结的婚，2008年有了儿子。北大加清华，两个中国最顶尖的学校出来的人，在美国安了家，有了孩子，有了房子，有了各自的事业。在很多人眼里，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成功移民"样本。

但日子这种东西，外面看着光鲜，里面什么样只有自己知道。

邻居们后来在法庭上说，他们几乎每周都能听到那栋房子里传出吵架的声音。而且大多数时候，是女方的声音比男方大。警察也不止一次上门，不是因为什么刑事案件，就是来调停夫妻吵架。

这种频率，已经不是偶尔拌嘴了，是长期的、持续性的冲突。

2009年，两人正式分居，开始走离婚程序。

在庭审中，王晓业的父亲说了一件事。2009年有一次吵得特别凶，他儿子当时表达了一个意思，大意是自己为这段婚姻付出了很多，不同意离婚，不会让对方轻易走掉。

这话是谁先说的，在法庭上有争议。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李天乐想离，王晓业不想让她离。

这个不对等，后来被检察官在庭审中反复强调。一个想走的人，和一个不让走的人，困在同一段关系里，时间一长，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而李天乐这个人，认识她的人对她的评价，几乎是一面倒的。

聪明，能干，但特别强势。什么事情都要争个对错，什么事情都要闹到有个结果才肯罢休。工作上跟同事有矛盾，她能闹到领导那里。生活里跟人有纠纷，她能闹到法院和警察局。

还有一个被反复提到的特点：她始终觉得自己是对的，觉得这个世界对她不公平。

这种性格放在职场里，可能是一种竞争力。但放在一段已经破裂的婚姻里，就是一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炸的雷。

2010年12月，李天乐开始从公司领铊。一开始量不大，后来越领越多。她的实验方向根本用不到这种东西，但她每次都能找到理由。在那个实验室里干了十年，她太清楚怎么操作了。

那些铊被她带回了家。具体怎么用的，用在了什么东西里，检方后来在庭审中做了还原。她把铊加进了王晓业的食物和饮料里。不是一次加很多，是一点一点地加，让他在不知不觉中慢慢中毒。

王晓业一开始只是觉得身体不舒服。疲倦，恶心，肠胃不好。他以为是冬天着了凉，或者吃坏了东西。2011年1月14日，他自己开车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医疗中心。

那天是星期五。他一个人走进了急诊。

接诊的医生看了他的症状，按常见的流感或者肠胃炎处理了。收治入院，开始输液，开了一些常规的药。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的身体在持续地变差。但那种变差，不是普通疾病该有的节奏。医生们觉得不对劲，但一时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

直到入院后的第四天，1月18日，医院才终于想到去做毒理检查。

这个"才终于想到"，后来成了王晓业家人告医院的核心理由。他们说如果一入院就查，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1月25日，检查结果出来了。铊中毒。

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王晓业已经在床上躺了十一天了。他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四肢末端有强烈的灼烧感和麻木感，神经系统已经在被毒素一点一点地侵蚀。

医院立刻开始找解药。铊中毒的解药叫普鲁士蓝，一种蓝色的化合物，能在肠道里吸附铊，阻止它被身体吸收。

但问题是，普林斯顿大学医疗中心没有这种药。新泽西州卫生署没有，纽约市毒物控制中心也没有。全美国范围内紧急调货，整整花了五个小时，那瓶药才送到。

五个小时。在铊中毒的救治里，每一个小时都是命。

药送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1月26日，王晓业陷入昏迷，当天被宣布死亡。

从他走进那家医院的门，到他在那张床上停下来，一共十二天。

十二天里，他的身体被一种他看不见、尝不出、闻不到的东西，从内部一点一点地拆掉了。

而在他躺在病床上的那些天里，有一个人被允许单独去探视他。

那个人是李天乐。

检方后来在庭审中说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脊背发凉的事实：在王晓业住院期间，李天乐利用探视的机会，继续对他投毒。

也就是说，他已经躺在医院里了，已经在接受治疗了，已经跟医生表达了他怀疑是自己妻子干的了。但那个每天来看他的人，手里还带着东西。

那些东西，继续在摧毁他本来就已经所剩无几的身体。

王晓业的父亲后来在法庭上说，他儿子在病床上曾经跟医生表达过一个意思，说他觉得是自己的妻子在害他。但那个时候，没有人真正把这句话当回事。一个病重的人说的话，在那个环境里，太容易被当成是神志不清了。

2011年1月28日，也就是王晓业死后两天，警方逮捕了李天乐。

被捕的时候，她表现得很平静。后来在法庭上，她一开始也不认。

那场审判持续了好几个星期。

法庭设在新泽西州的米德尔塞克斯县，一个不算大的地方。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有当地的居民，有从纽约和费城赶来的记者，也有从各个地方来的华人。

李天乐坐在被告席上，穿着深色的衣服，表情很少变化。她的律师团队有好几个人，都是花了大价钱请来的。辩护律师在开庭陈述里反复强调一个点：没有直接证据。

这个"没有直接证据"，是整场审判的核心争议。

辩护律师说，没有人看到李天乐把铊放进任何食物里。没有监控录像拍到她在医院里做了什么。没有任何一个目击证人能说亲眼看到她投毒了。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的，都是推论，都是"可能"。

但检方不这么看。

检方的逻辑很简单：你是一个化学研究员，你在一个有铊的实验室里工作了十年。你从2010年12月开始申领铊，每次的量都在增加。你的丈夫从2011年1月开始生病，症状跟铊中毒完全吻合。你在他住院期间持续探视，而他的病情在你探视期间持续恶化。你申领的那些铊，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见了。

这些事实单独拿出来，每一个都可以有别的解释。但把它们放在一起，指向的方向只有一个。

陪审团听了这些，听了好几个星期。

期间有很多证人出庭。有李天乐在施贵宝的同事，有王晓业的朋友，有他们的邻居，有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每个人说的都是自己看到的、听到的那一小块拼图。

王晓业的一个朋友在法庭上说，王晓业生前最后那段时间，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头发掉得很厉害，走路都走不稳。他去医院看过王晓业几次，每次去都觉得他比上一次更差。

另一个朋友说，王晓业曾经跟他提过一句，说自己身体出了问题，怀疑跟家里的事情有关。但当时谁也没往投毒那方面想，都以为他是工作压力大，身体垮了。

医院的医生也出来作证了。他们说，王晓业入院的时候，症状确实很像普通的流感。他们按照常规流程治疗，没有想到要查毒理。等到后来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过去太久了。

有一个医生在证人席上说了一句话，后来被很多媒体引用。他说，如果在入院第一天就做铊的检测，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指标指向铊中毒，他们不可能对每一个流感病人都做全套毒理筛查。

这话说得在理。但对于王晓业的家人来说，这个"在理"换不回他们的儿子。

审判的最后阶段，检察官做了结案陈述。他把整个时间线重新梳理了一遍，从2010年12月李天乐第一次申领铊开始，到2011年1月王晓业入院，到1月25日确诊铊中毒，到1月26日王晓业死亡，到1月28日李天乐被捕。

每一个节点，都有证据支撑。

检察官说，这不是一起冲动犯罪，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持续了数周的谋杀。被告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精心策划了每一步。她知道用多少量，知道怎么用，知道用了之后医生很难查出来。她甚至在被害人住院期间，仍然在继续。

这个"仍然在继续"，是检察官反复强调的重点。

他说，一个正常人，在自己的丈夫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的时候，应该做的是祈祷，是等待，是希望。但被告做的，是利用每一次探视的机会，继续往那个已经快要死了的人身体里加毒。

这种行为，已经超越了普通人能理解的范围。

2013年2月，陪审团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做出了裁决：一级谋杀罪成立。

法官在宣判的时候，语气很重。他说这是他见过的最冷酷的案件之一。被告不仅谋杀了自己的丈夫，而且是用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让对方在清醒的状态下，一点一点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被摧毁，却无法得到正确的治疗。

最终的判决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旁听席上有人哭了。王晓业的父母坐在那里，两个老人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他们的手一直在抖。

李天乐在听到判决的时候，据说没有任何明显的反应。她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

后来有记者问她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她的律师替她回答了：她坚持自己是无辜的。

但陪审团不这么认为。

这件事在华人社区里的影响，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得多。

在美国的华人圈子里，大家平时很少谈论这种事。移民生活本身就不容易，谁家都有难处，谁家都有说不出口的事。大多数人的态度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别人家的事少掺和。

但这件事不一样。它太极端了，极端到你没办法假装没看见。

一个清华毕业的男人，一个北大毕业的女人，两个在中国最顶尖的学校出来的人，在美国过着看起来让人羡慕的生活，最后一个死了，一个进了监狱。

这让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一个问题：那些看起来完美的生活，里面到底藏着什么？

有华人社区的组织者后来说，这件事之后，很多家庭开始更认真地对待家庭矛盾。以前觉得吵吵架没什么大不了，现在知道了，有些矛盾如果不处理，真的会出人命。

还有一些人开始关注一个之前很少被提到的问题：在美华人的心理健康。很多人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文化不同，朋友圈子窄，压力大了没地方说。时间一长，有些人的心理状态就会出问题。

李天乐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聪明，能干，但性格里有一种很强的控制欲和不安全感。她觉得自己什么都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这种心态在职场里可能让她走得很远，但在婚姻里，它是一颗定时炸弹。

民事诉讼那边，王晓业的家人告了普林斯顿大学医疗中心。他们的律师说，医院在诊断上存在严重的延误，如果不是这种延误，王晓业有很大的生存机会。

医院一开始不认，说他们的诊断流程没有问题，铊中毒确实很罕见，不能要求医生对每一个病人都做全套毒理筛查。

但后来，双方还是达成了和解。具体的赔偿金额没有公开，但据后来的报道，医院支付了一笔不小的数目。

医院在和解声明里说，他们对王晓业的去世深感悲痛，同时承认在处理这个病例时，确实存在可以改进的地方。

这个"可以改进的地方"，说白了就是诊断延误。但对于王晓业的家人来说，这个承认来得太晚了。

王晓业死后，他的儿子被爷爷奶奶带回了中国。那时候孩子才三岁，什么都不记得了。

两个老人把孙子带回了清华园。是的，就是王晓业的母校。他们觉得，让孙子在他父亲读书的地方长大，是一种念想。

孩子现在已经十多岁了。他在中国上学，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英语反而不太好了。关于父亲，他知道的不多。爷爷奶奶从来不在他面前提那些事。

但每年到了1月26日那天，老人会一个人待一会儿。

那个日子，是他们儿子在美国停止呼吸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