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对中国改称呼，解放军也送日本一个新称谓，高市已等不到电话

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有日本透露，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草案中，改变了对华称呼，将中国定义为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日方将以综合国力进行应对。

针对日方行为，中国国防部作出明确回应，直指这份所谓白皮书，不值一提，而持续推进军事扩张的日本，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可以看出，中方也改变了对日本的称谓。与此同时，中日2023年搭建的海空联络热线至今处于搁置状态，日方疯狂炒作，自己通过该机制多次呼叫，但中方都没接通。如果日方说法属实，那么这说明高市早苗主导的日本政府，在接连制造摩擦后，已经失去了与中方高效沟通的直接渠道之一，高市已等不到电话。

那么问题来了，日本为何持续升级对华定位，措辞变化对应着怎样的安保路线转向？中日防务热线中断，是单次摩擦引发的临时对抗，还是两国关系长期变化的外在表现呢？

日本对华恶劣表述为何层层加码

日本防卫白皮书对中国的定性，是近六年来逐步升级的结果，每一次措辞调整，都对应着日本国内安保势力的诉求变化与军事政策的突破。

2021年相关文件首次引入所谓“中国威胁”相关论调，将中国正常军事活动纳入区域安全风险范畴；2022年升级为所谓“安全保障上的强烈关切”，开始将中国军力发展与日本本土安全直接绑定；2024年正式使用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把对华定位从局部安全问题上升至国家整体战略层面；2026年版本在此基础上补充“综合国力应对”内容，这意味的是，日方单方面的将中日对抗范围，从单一军事领域，延伸至经济、科技、外交等全维度。

这套渐进式的舆论铺垫，是日本战后突破和平约束的惯用手段。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日本右翼势力便不断尝试突破战后束缚，炒作外部安全威胁始终是其推动扩军的惯用前置手段，通过放大周边国家军事动态煽动国内安全焦虑，为军事松绑铺路。

军事硬件层面，日本放宽《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放开战斗机等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持续研发高速滑翔弹、远程巡航导弹等进攻性装备，日本的25式高速滑翔弹，射程足以覆盖周边大片区域；在西南诸岛修建军事据点，常态化开展针对性演训。一系列动作叠加之下，日本战后形成的和平体系已经千疮百孔。此时将中国定义为“最大战略挑战”，是为现有军事扩张行为赋予“合理性”，同时为后续修改和平宪法、进一步扩充进攻性军力铺路。所谓“应对战略挑战”只是表层说辞，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重塑自身区域军事地位，是日本右翼势力的最终目标。

中日热线中断的影响

中日海空联络热线于2023年正式启用，作为两国防务部门的直接沟通渠道，设立初衷是减少海空相遇时的误判，规避突发摩擦升级为冲突的风险，是双边关系趋稳、双方管控分歧能力提升的标志。

如今这条热线陷入停摆，日方呼叫无法接通，是中日双边关系多年积累矛盾的集中显现。

外交与防务沟通渠道的畅通，建立在双方相互尊重、恪守底线的基础之上。自高市早苗执政以来，日方在多个关键问题上不断触碰中方红线。在台海问题上，频繁发表不当言论，暗示外部势力可介入台海局势，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与中日过往达成的政治共识；在历史问题上，对二战侵略历史暧昧回避，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历史，伤害受害国民众情感；在经贸与防务领域，配合外部阵营出台限制性措施，同时不断强化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一系列负面行为，逐步侵蚀了中日互信的根基。

防务热线的价值，在于双方都愿意理性管控分歧。当一方刻意制造摩擦、借助突发事件进行舆论炒作、借机推进军事扩张时，沟通渠道便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日方在海空摩擦发生后，没有选择通过热线坦诚沟通、厘清事实，反而第一时间对内对外渲染对立，将正常的警示行为歪曲为“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中方接听通话，也无法达成管控分歧的目的，反而会让日方借通话继续炒作话题。中方选择搁置热线，是基于现实作出的理性选择，也是对日方挑衅行为的明确反制。

沟通渠道中断，会客观增加海空相遇时的误判风险，这一点中方有着清醒认知。但风险的源头，在于日方持续的挑衅行为与错误导向。回顾过往互动可以发现，每当中日关系出现短暂缓和，防务、外交渠道恢复畅通时，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总会借机制造新的事端，让双边关系再度陷入僵局。这种反复波动，说明当前日本政坛难以形成稳定、理性的对华政策，右翼主导的安保路线不会因为沟通渠道的存在而改变。

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而言，无法接通中方电话，意味着其失去了紧急事态下的沟通缓冲。日本国内部分官员已经意识到这种状态的危险性，担忧突发摩擦失控。但政策走向的主动权，掌握在日方手中。只要日方不改变炒作“中国威胁”、持续扩军、触碰中方关键利益的做法，双边互信就无法重建，防务热线也难以恢复正常运作。日本一边推动军事扩张、制造对立，一边又希望保留危机沟通渠道，这种矛盾的心态，本身就难以长久维系。

亚太秩序的底线不容突破

战后七十余年，东亚能够保持整体和平，依靠的是两大支柱：一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确立的战后秩序，明确限制日本军事权限；二是区域各国形成的安全默契，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反对军备竞赛与军事对抗。

现在日本的一系列动作，正在同时冲击这两大支柱。修改安保文件、发展进攻性武器、放宽武器出口，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颠覆；炒作区域对立、拉拢阵营对抗、强化前沿军事部署，则是在破坏区域安全默契。

中方从未主动挑起对抗，也从未谋求区域霸权。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中方的所有反制措施，均属于被动应对，目的是捍卫自身主权安全，维护区域和平秩序。将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歪曲为“战略挑战”，只能说明日本刻意转移视线，掩盖自身扩军野心。

现阶段，中日双方的称谓变化、沟通中断，是两国安保路线、价值取向出现深刻分歧的外在表现。日本想要依靠炒作威胁、扩充军力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这条路不仅违背历史潮流，也会遭到区域国家的共同抵制。未来中日双边关系走向，完全取决于日方能否正视历史、恪守底线，停止制造对立与摩擦。如果日本继续沿着扩军备战的道路前行，等待它的只会是愈发孤立的外交环境，与持续紧张的区域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