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GF观点 | 沈威、刘炳材：超越石油的合作逻辑——伊朗战事对中国与海合会清洁能源伙伴关系的影响

来源：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近期，围绕伊朗战事的国际讨论基本集中于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中断[1]，鲜有人关注这场危机对中国海外可再生能源扩展，尤其是对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可再生能源战略的影响。在中国“十五五”规划（2026—2030年）框架下，“新能源出海”已是“一带一路”倡议新阶段的核心支柱，合作模式正从政府间债务融资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商业化规模的光伏、风电、储能与电网集成。

过去十年间，海合会国家是中国可再生能源海外扩展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它们是中国光伏EPC（工程总承包）项目最大、最集中的目的地，承载了超过250个项目和80 GW的光伏装机容量，占中国海外光伏总装机的一半以上。但海合会的角色不止于此。这些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国有能源企业（如Acwa Power和Masdar）以及成熟的项目融资体系，使它们成为中国技术和建设企业向北非、东非、中亚拓展的关键跳板。中国企业的技术建设能力，结合海合会的资本和项目开发经验，已经成为全球南方多个地区能源转型的重要推力。地缘政治冲击如何重塑这一合作轨迹，是事关中国国际能源战略全局的重要议题。

本文基于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数据库（D-CORE），从市场格局、合作模式和战事冲击三个维度，分析中国与海合会清洁能源伙伴关系的现状与走向。

一、海合会可再生能源市场：中国新能源“出海”的头号阵地

海合会地区是中国可再生能源技术最大的海外部署市场，光伏占据绝对主导，风电、储能和制造产能的合作也在快速增长。根据中财大绿金院D-CORE数据，2018年至2025年间，中国企业在海合会的合同总装机容量已达170 GW。仅2026年第一季度，又有24个项目签约，新增装机约18 GW。

沙特阿拉伯在其中独占鳌头，253个项目中有140个位于沙特。这与其“2030愿景”（Vision 2030）下50%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标直接相关。Al Shuaibah光伏电站、Neom新城多个阶段工程，都有中国EPC承包商的深度参与[2]。阿联酋偏重混合型和一体化项目，阿曼近年光伏部署增长迅速，巴林和科威特主要在光伏和混合类别中有所布局。

图1：中国在海合会国家参与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统计（按国家和能源类型划分，2018-2026年第一季度）

然而，海合会市场真正的独特之处在于合作模式，而非单纯的体量。

传统上，中国海外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常见路径是依赖政策性银行融资，尤其是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和出口信贷，项目与中国EPC承包商和设备供应商紧密绑定，由东道国提供主权担保[3]。但新冠疫情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财政吃紧，这条路径正变得更加困难。

海合会国家正在采用另一条路径。这些国家有深厚的金融市场和成熟的公共采购体系，可再生能源投资不需依赖中国融资。它们看重的是中国企业在成本控制、工期管理和超大规模项目执行方面的工程能力，尤其是在沙漠等极端施工条件下的交付经验。于是，双方形成了一种新的合作生态：海合会提供土地、光照资源、项目开发和融资能力，中国提供技术和工程能力。中财大绿金院D-CORE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在海合会项目中的角色集中在EPC总承包、设备供应和施工设计监理，股权投资或项目融资的参与较少。

这套分工体系里，中国EPC占据了超过半数的合同。大型国有企业如中国能源建设集团（CEEC）和中国电建承担了约四分之三的EPC合同[4]，而晶科、华为、阳光电源、宁德时代等民企则主导设备供应。实际运作中，国企拿下EPC合同后，多数设备，例如光伏组件、逆变器、储能设备会从中国民营供应商采购。等于说，整套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链被“打包”搬到了海外。

图2：中国央企与非央企在海湾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当中的角色（按参与模式划分，2018-2026年第一季度）

2025年，不到15%的海合会可再生能源项目贡献了超过50%的合同总装机，上网电价屡创新低，多个项目低于0.02美元/千瓦时[5]。

海合会地区还是中国可再生能源制造产能“出海”的第二大目的地，仅次于东南亚。但两者的逻辑截然不同。东南亚的产能布局以转口为主，核心目的是规避欧美的贸易壁垒；海合会国家的工厂，特别是沙特的光伏组件、支架和电池工厂，基本面向本地和周边市场，靠的是庞大的国内项目管线来消化。以沙特为例，已签约或在建的项目包括6GW异质结电池片工厂、20GW硅片生产基地、10GW电池和组件工厂、5GWh储能制造产线和5GW光伏支架工厂等；阿曼则布局了10GW光伏电池工厂和10万吨多晶硅基地。晶科、TCL中环、海辰储能、远景能源、中国宝武钢铁等企业均有参与，一条越来越完整的可再生能源制造链正在海合会地区成形。

二、超越海湾：合作模式的全球复制与金融深化

这套合作模式正在向海湾以外扩展。Acwa Power和Masdar充当了关键的“搬运工”，把中国-海合会的合作范式带到了第三方市场。

中亚是首要试验场，乌兹别克斯坦尤其集中。Acwa在当地引入了多个中国合作伙伴：中国能建为塔什干光储项目做EPC，远景能源为Karatau风电场供应风机，PowerChina和隆基氢能在塔什干联合开发绿色氢能项目。Masdar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1.5 GW Zarafshan风电场部署了金风科技的风机，并将施工交由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SEPCOIII）。北非方面，Acwa委托中国能建承建埃及200 MW Kom Ombo光伏电站，并与国轩高科在摩洛哥联合开发风储项目。不过在东南亚，这一模式还处于早期阶段，主要停留在马来西亚和越南的谅解备忘录层面。

项目合作延伸的同时，双方的金融纽带也在迅速加深，而且层次越来越丰富。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与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进出口银行等六家机构签署了500亿美元合作备忘录；丝路基金与Acwa设立了专门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平台，又与Masdar签署协议，计划向“一带一路”清洁能源项目投入200亿元人民币。在商业银行层面，中国银行为Acwa的乌兹别克斯坦项目提供了人民币计价贷款；工行、农行、建行参与了数十亿美元的债务融资安排。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穆巴达拉（Mubadala）和卡塔尔投资局（QIA）也在托管、债券和股权方面与中国金融机构合作加深。项目管线和资金管线正在逐步合流：开发授权越来越多地附带预设融资，债务工具随EPC合同同步设计。这使双边能源合作不再依赖单个项目的成败，而是在整体上更具商业可持续性。

这些行为背后更深层的逻辑涉及地缘经济。在美元结算货币地位受到质疑、海合会国家寻求贸易和金融安排多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提供基础设施和制造产能、海合会提供稳定油气供应”的交换逻辑正在浮现。人民币计价项目贷款越来越多，PIF与中方的备忘录明确涵盖人民币债券发行和直接股权投资。阿联酋和沙特还参与了跨境央行数字货币平台实验，如果规模化，项目结算可以绕过美元代理银行体系。

当然，这些探索还远不是正式的“以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换油气”安排，更谈不上全面去美元化。更准确地说，它们是一系列分层的制度实验：海合会的石油收入被部分回收为人民币工具和清洁能源资产，逐步降低美元敞口。其中的互补性很明确：中国需要能源安全和消化工业产能的出口市场，海合会需要快速、低成本地部署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也需要在后石油时代找到多元化的战略伙伴。战争带来的一个可能后果是，如果冲突导致油价长期高位震荡，海合会国家的石油收入会大幅增加，其中一部分资金完全有可能回流到可再生能源投资中，反过来推高清洁能源资产的配置比例。而伊朗战争本身，可能会加速“后石油时代”的到来。

三、伊朗战事：短期扰动不改长期方向，但合作模式将被重塑

新冠疫情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疫情期间低碳项目同样受到严重干扰，阿布扎比1.5 GW Al-Dhafra光伏电站的招标因封控被迫推迟。但疫情反而强化了各国对能源安全和生态可持续性的认识，推动了更绿色的投资路径[6]。这种加速效应在沙特尤其明显，50%可再生能源目标不降反升[7]。通过大量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共同判断：多重危机叠加之下，各国政府推进能源多元化的决心不是被削弱了，而是被加强了。化石燃料市场的剧烈波动和系统脆弱性的暴露，反而会加速海湾国家主导的可再生能源部署计划。

美伊战事很可能遵循同样的“冲击加速转型”逻辑。

战事带来的短期冲击已经确定，导弹和无人机威胁会迫使项目现场临时停工、工程人员撤离，工期延误和成本超支难以避免。冲击也不会止步于海湾本土，在中亚和北非，海合会开发商与中国EPC联合拓展的项目同样会承压，国际贷款机构会重新评估区域风险，政治保险溢价、汇率波动、外汇可兑换性等既有脆弱环节都会被放大。很多基于极薄利润和超低电价的项目，其财务模型可能难以支撑，部分接近关闭的交易可能变得无法融资。但推动合作的底层驱动力并未改变，因为能源安全关切和可再生能源多元化的需求不会因为战争而消退。一旦冲突趋于稳定，双方合作会迅速恢复。

安全风险上升的环境下，海合会依然是中国可再生能源制造投资的首选目的地，这是由市场规模和资金深度决定的。同时双方也有理由考虑将双边制造合作从海湾沿岸向更安全的红海方向延伸，如埃及。但更重要的是，战事可能倒逼合作模式本身发生变化。

当前，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合作更多是在少数偏远地区集中部署超大规模项目。这种“越大越好”的逻辑有一个内在弱点：对中心变电站或输电走廊的定点打击，就可以瞬间瘫痪数吉瓦的发电能力。光伏电站或风电场不存在像石化加工设施或管网那样的单点灾难性失效风险，使得可再生能源资产本身比炼油厂和管道更具抗打击韧性，但集中式的部署方式会把这个优势抵消掉。

展望未来，战事后的可再生能源建设趋势很可能是向分布式方向调整，例如光储集群、微电网、以及靠近负荷中心的制造设施，这些设施能够保证局部出现系统性故障时仍能维持供电。对中国EPC和技术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出口产品和服务的重心要从“拼规模、拼价格”转向模块化、可扩展、注重安全冗余的解决方案。这种转向同时会带来对数字化能力的需求，因为分布式光储和微电网要稳定运行，离不开AI驱动的能源管理系统、实时负荷调度和预测性运维平台。智能化解决方案很可能成为下一代中国—海合会清洁能源合作的核心主题，也为中国企业在硬件出口之外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

金融合作模式也在演变。海湾资本正从投单个项目转向收购股权、发行人民币债券、通过双边专设平台联合投资。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最终可能形成某种“石油销售换可再生能源资产”的交换安排，进一步松动石油美元体系。

总体来看，中国-海合会清洁能源合作已经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创纪录的低电价、吉瓦级规模部署、一套不依赖外部补贴也能商业化运转的体系。这套体系能否扛住战事的冲击？我们认为可以。它的底层驱动力是双方在技术、资源和资本上的深层互补，而非一时的政策激励或财政补贴。战事反而可能倒逼合作升级，从纯粹追求规模转向兼顾分布式部署、数字化管理和金融多元化的新阶段。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合作对全球清洁能源格局意味着什么。 随着中国-海合会的能源关系从一笔一笔的项目交易走向结构性捆绑，全球清洁技术的“双轨分化”正在加速：一侧是中国-海合会主导的供应链、技术标准和项目金融体系，另一侧是欧美主导的体系。两者之间的竞争、平行还是部分交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能源转型的路径和成本。这一分化将如何演进，目前很难预判，但它很可能是未来十年全球能源治理中最重要的结构性变量之一。

本文原文发布于牛津大学能源研究中心Oxford Energy Forum 第149期

Unpacking the Hormuz Crisis: Implications for energy markets and the energy transition - Issue 149 -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全文数据来源：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中国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数据库（D-CORE），https://d-core.iigf.com.cn

参考资料

[1] Liu, B., Zhou, Z., and Shen, W. (2026). The Landscape of Chinese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Overseas — Q1 2026.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Green Finance &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 The Economist, “Why the Iran war hurts China less than its rivals”,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26/04/01/why-the-iran-war-hurts-china-less-than-its-rivals.

[2]: ACWA, Shuaibah PV IPP, https://acwapower.com/en/what-we-do/projects/shuaibah-pv-ipp; PowerChina (2024), “Saudi Arabia NEOM project achieves major milestones”, https://en.powerchina.cn/2024-02/20/c_828656.htm.

[3]: Kong, B. and Gallagher, K. (2020), Chinese Development Finance for Solar and Wind Power Abroad,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 Boston University.

[4]: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和中国电建是全球电力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领军国有企业。中国庞大且高度竞争的国内电力基础设施市场，使这两家企业在复杂工程管理和成本控制方面积累了深厚经验。

[5]: Middle East Institute, Solar Power in the Gulf: Leaders and Laggards in Regulatory Support for Solar Power Deployment, https://mei.edu/publication/solar-power-gulf-leaders-and-laggards-regulatory-support-solar-power-deployment/.

[6]: MENA Intelligence, “Will COVID-19 Reduce the Appetite for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in the GCC?”, https://www.marmoremena.com/en/insights/will-covid-19-reduce-the-appetite-for-renewable-energy-projects-in-the-gcc/.

[7]: MESIA, Solar Outlook Report: Solar Market Growth, Technology Shifts, and Energy Transition Across MENA, https://sdgresources.relx.com/reports/mesia-solar-outlook-repor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