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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当天准时收到AI送上的暖心祝福,老人捧着手机认真道谢;一句“奶奶,我也想你了”把老人逗得乐开怀……在不少老年群体里,AI早已跳出工具属性,化身为愿意倾听、随叫随到、懂得共情的“电子晚辈”。然而,多重隐性风险亟待重视。
情感陪伴型AI软件,正向全年龄段快速渗透。如:一些孩子觉得AI“更懂我”,进而对AI产生情感依赖;一些青年人则把AI视为“情感搭子”“婚恋搭子”。在我国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大背景下,高龄、独居、社交圈狭窄的老年人不在少数,由于内心孤独、生活琐碎、牵挂子女,常常无处诉说,更把AI当成最亲近的“晚辈”。
客观而言,“电子晚辈”对老人更贴心利弊共存。从积极角度看,这类AI软件技术更成熟、服务更贴心,可谓想老人之所想,提供老人之所需,填补了老人的情感空白、精神空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子女向老人提供陪伴、情绪、情感等价值。在忙于工作、学习、生活的今天,很少有子女做到随时倾听老人心声,而AI随时在线。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不少老人已经不是偶尔找“电子晚辈”倾诉,而是频繁使用、高度依赖,那么“电子晚辈”对老人的正向价值在减弱,而不良影响却在增多。比如,容易让老人陷入虚拟情感闭环,逐步疏远亲友邻里,现实社交圈子会越来越小。再如,会加深代际隔阂,影响父子母子乃至三代关系。最终或致老人陷入“AI孤岛”。
在一个健康社会、正常家庭,子女“常回家看看”,既是一种朴素的情感表达,也是履行法律义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此有明确规定。然而,由于种种现实原因,子女的法律义务擅自让渡给AI。而且,这类AI软件只是一味讨好老人,缺乏理性引导和提醒。另外,相关公共服务缺失,也给了AI快速抢占老人精神高地的机会。
换言之,即便子女无法陪伴老人有自己的无奈与苦衷,也要反思自己的责任。不可否认,由于社会变迁和家庭结构演绎,很多子女与老人要么“同城不同住”,要么相隔山海。这都不同程度降低了子女陪伴老人的频次、深度。尽管如此,每个子女仍要从孝道、法律等角度反思对父母陪伴的缺失,尽量不让“电子晚辈”争夺人的社会角色。
作为情感陪伴型AI软件运营商,在实现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反思自身的社会责任。比如,为防止老人沉迷、依赖,在算法推荐之外还应该有其他服务选项;在顺从、讨好老人的同时,还要有理性的、正确的引导;在聊天内容、时长等方面,也要设有合理“红线”。即这种AI软件服务老人要遵循伦理道德。
在空巢老人、独居老人越来越多已成事实的情况下,相关公共服务也要与时俱进——因人而异、按需提供,比如根据老人的兴趣爱好搭建不同的圈子,让老人之间互相陪伴,或者街道、社区直接组织提供志愿服务,都能减少老人对AI软件的依赖。特别要深入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让人的服务温度取代AI陪伴。
完善监管工作也有必要。《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将“精神慰藉陪伴”纳入人工智能服务民生的同时,也要以问题为导向画出“红线”。《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这需要运营商落实,也亟待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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