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敦煌是一种人生状态，是接受历史从时间深处发出的邀请

百年光阴流转，裴景福当年的车马繁华早已湮没风尘，而河西大地的寻常百姓，依旧在祁连风沙与黄土戈壁间世代生息、劳作度日。《河西走廊》作者胡成自兰州出发，经武威、张掖、酒泉，最终抵达敦煌。行走在这条绵延千里的古丝路上，他遍览河西大地百余年的世事浮沉与人间百态，并将沿途见闻与内心所感悉数付诸笔端。

本篇推送为本书后记。

2019年10月7日，就是由张掖去往肃南的那天，清晨清冷的客车上，我忽然想起张雷。

掏出手机看时间，还差两分钟八点，未免太早，但我还是给他微信：

最近怎么样?

我快到敦煌了。

那天周一，需要早起工作的他几乎立即回复：

在镇江店里实习。

这天敦煌冷了吧?

我不记得查过，还是想当然地回他：

还好，十几度。

我也不会知道，我与他说完了此生的最后一句话。

小学，和爷爷奶奶从平房搬入楼房。五层的砖混楼房，如今已在闹市，那时还很荒凉。站在我家前排三单元二楼的阳台，若是晴朗，南望能见远山浅色山路细碎的行人。

隔壁二单元一楼张家，也是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兄弟俩，大毛、二毛。二毛矮些，胖些，外向活泼；大毛高些，瘦些，和我一样内向，比我大一岁，也是附近唯一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子，所以我们成为朋友。

邻居、朋友、发小。

有年夏天，暴雨。城市内涝，积雨如海。

我撑着雨伞出海，出海去找赵克勇，海水漫过我的膝盖。海边满是法国梧桐，树叶蓄积雨水泼落，雨伞全无作用，于是索性淋雨，拖着雨伞漂在海面，如同牵着一条宠物鱼。

赵克勇，大勇，我住平房时的邻居与朋友，更早搬去北边不远的楼房。大勇屋里，东北角落的书架上摆着一盒印泥、一方石章，章面有新刻的印文。我去大勇家的海边，有家书画社，二楼出售包括印石在内的各种书画用品与书籍，大勇每天过路，兴之所至，买来章料与刻刀，自己学着刻萝卜。却在那个暴雨的下午，钓饵一般钩起我的兴趣，于是牵鱼回家的路上，也去书画社买了刻刀与便宜的青田练习石，还有一册《篆刻初步》，傍晚刻出人生的第一方印章。

砖混楼房，洗手间与厨房建于仿佛连廊的后阳台。二楼以上封闭阳台，而一楼则以前后阳台建成前后院。我站在后阳台吹起口哨，口哨是我与大毛的联络暗号。大毛的房间紧邻后院，只要在家，总是听得见。于是我向站在后院的他炫耀我的印章，结果也如钓饵，同样勾起他的兴趣，第二天就成为书画社的新客人。

后来他总是说，学习书法篆刻全是受我的影响，而且只晚我一天。

那会儿，我们沉迷其中。我们的城市太小，书画社的篆刻 书籍有限，尤其匮乏印谱。于是偶尔几次周末，我们同坐长途客车去合肥，去三孝口新华书店，可惜那儿的相关书籍也是无多。

在我有野兔时常穿过的记忆中，他就坐在我的身边，却沉默不语。我遗忘了我们所有的对话，就是沉默地去，沉默地回，两手空空。

大毛早早进入社会，本地的盐业公司，最初是份很不错的工作。后来我去了外地，先泉州，再北京，不到十年，开始自由职业，时常旅行。

而他不论是否喜欢，始终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朝九晚五。后来娶妻生子，搬去新家，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

唯有每年五一、国庆、春节，他会给我电话，问我是否回家。如果回家，总是他来找我，下班后的傍晚，还像小时候，楼下吹起口哨。我知道他来了，于是给他开门，从客厅搬把凳子，放进我拥挤的阳台小屋。他坐在我身边闲聊，总是自己带杯茶，抽两根烟。

我的记忆大概缺失储存音轨的机能，不然我的记忆为何总如默片?回想起来，他似乎只是坐在我的身边，沉默不语地 喝茶、抽烟、快乐地笑。但我记得后来他会和我说：“走了。”

偶尔我会送他，他骑上停在楼下的电瓶车，陪着我摇摇晃晃，在小区门口分别。

张大毛想来敦煌，想来看莫高窟。他说过很多次，说我若是再来敦煌，希望能够和我一起。

可是或者没有时间，或者没有钱。盐业体制改革，盐业公司效益一落千丈，大毛担忧未来，不过依然选择留下。他畏惧开始新的生活，新的生活有太多不确定性，他担心自己没有能力，所以哪怕旧的生活收入微薄，起码也是收入，还有闲暇，可以零敲碎打做些别的。

当然，还有家庭可以依靠，不至于穷困，不至于拿不出敦煌的旅资。但是如同许多琐碎生活之上的理想，旅行并不迫切，敦煌并不迫切，所以总可以再等等，总还有未来。

未来未必一定会好，但未来或许会好。

确实好起来，大毛久别重逢的小学同学事业腾达，在上海拥有家族企业，经营地产生意。得到同学帮助，大毛去到上海，每月八千块钱薪水。

体制内工作半生，私企难免各种不适应，他时常给我电话诉苦，抱怨工作中的种种不如意。也是他最初的独自生活，最初的背井离乡，宿舍无所事事，亲友的电话总是慰藉。就像我最初的背井离乡，傍晚跨过晋江，赶往市区的电信大楼，排队去打长途电话。

后来逐渐适应，电话渐少。那年年底，奶奶生病，我在家的时间渐多，可是总在医院奔波。大毛每两周回家一趟，高铁往返，时间紧张，总也没能再见。

从张掖去肃南的早晨，忽然想到将近敦煌，也就想到三个多月没有联系的他，于是问他近况。同学照顾，如他之前所愿，终于调到镇江，调到外地酒店实习，可以远离办公室政治。敦煌之外，他更大的理想是未来同学能够在家投资一家酒店，可以由他管理，既可以拥有事业，也不用背井离乡。

他全新的生活，中年才将开始。

年底，我在北京，春节没能回家。正月初四，我忽然想到，大毛还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没有问我是否回家。

可他没有回我微信，再打电话过去，提示“您拨叫的用户已停机”。只刹那间，我知道出事了。四处联系，终于找到二毛的号码，电话拨通，那边瞬间哭了出来。

去上海之前，大毛做了些准备，比如拉着我一起去考了驾照，觉得未来或许有用。二毛在海南经商，之前一辆法拍的老款别克，留在家里，大毛曾经拿来练手。去到镇江，大毛想要把车开过去，工作方便，往返也方便。

2019年12月8日，说完最后一句话的两个月，正是周日，他要回镇江。可他不敢独自走高速，于是约了要去南京的朋友，请朋友驾车到南京，他再自己开去不远的镇江。出城不远，或许路况不熟，高速枢纽将要错过路口，朋友强行从最左车道向右并线，又或许由于犹豫与慌张，车辆几乎横停路中，后方一辆重载的金杯面包车，直接撞上副驾车门。

大毛正坐副驾。

我时常会想起他。

爷爷走后，只剩奶奶独自住在那栋越来越老的砖混楼。离家越久，家中的朋友越少。不多的朋友，奶奶也不认识，而且她也越来越老。但她记得大毛。每次大毛过来，听见动静，奶奶会过来探看，笑着打招呼：“大毛来啦?”

现在奶奶也不在了。

以前无论在哪儿工作，在哪儿旅行，在哪儿经历挫折，总可以回家，总有避难之所。物理的家还在那里，那栋更加老旧的砖混楼，可是心理上的家没了。

虽然我还能坐在家里，坐在拥挤却空旷的阳台小屋，可是 另一个无家可归的我不知游荡在哪里。

他们都不在了，可他们存在的痕迹如同遍地的骆驼刺，无论我怎样小心地穿行其间，仍然难免被扎到，或浅或深的刺痛，然后想起他们。满屋的骆驼刺，我甚至不愿走进奶奶的屋子。

或者我在后阳台，瞥见隔壁一楼已换主人的后院，瞥见大毛站在院里，啃着他爱吃的苹果，仰头和我说话。或者独坐阳台小屋，忽然听见若有若无的口哨，我知道他不会再来，可我总还是会打开门。

尤其在各种时候，各种场合，听见敦煌，看见敦煌。

未来或许会好，但未来短暂。

也许就是现在，我们应当抛下一切，立刻动身，去往理想。

我又来敦煌了。

今天忽然大雨，敦煌有点儿冷。

十七度。

所有彼岸的你们，最近怎么样?

原标题：《去敦煌是一种人生状态，是接受历史从时间深处发出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