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勇：看字吃饭

抬头看字，低头吃饭，两件事情在我这里，都挺顺畅的。

社会是个大学堂，到处都有学问，回想幼时的识字经历，好多字都是坐在公交车上看沿途店招认识的。在外面识了一些字，渐渐对字的美丑有了概念，回家看见月饼盒上“杏花楼”三个字，觉得好看。又看新民晚报报头四个红字，也是工工整整特别好看，进而知晓“新民晚报”四个字是集的孙中山先生的字。再长大一些，开始去逛福州路，抬头看到“杏花楼”大招牌，边上有落款，才知这字是朱汝珍写的。因为这点，再去了解朱汝珍，知道了他是清末科举最后一个榜眼，至于第一名的状元，名字叫刘春霖，写的字也是工工整整。从杏花楼往西走，经过上海图书公司，看到店招“上海图书公司”几个大字是周谷城先生所写，文人气浓厚，好看。边上还有一家振鼎鸡，白斩鸡好吃，店招隶书“振鼎鸡”三个字扭来扭去，若干年后才知道是张森先生所写。吃完白斩鸡，来到斜对面的上海书城，这里通常是我“福州路之行”的终点站。几个楼面逛下来，少说得要两个小时，若没有白斩鸡垫底，绝对撑不住。后来鲁迅先生的书读得多了，进而看他写的字，方知“上海书城”四个大字是集的鲁迅先生的字。

如今福州路也常去，终于知道杏花楼楼上其实是可以点菜吃饭的，他们家的宫爆虾球和炒饭都很好吃。上海书城也重新装修了，看到四个大字依旧感觉亲切，自己也在里面办了一场新书发布会，从买书的读者变成吆喝卖书的作者，算是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至于斜对面的振鼎鸡，终究还是关门了，当然论口味的变化，现在的我喜欢豉油鸡胜过白斩鸡。

抬头看字，低头吃饭，两件事情在我这里，都挺顺畅的。记得大一暑假，我跟着师兄师姐去西安社会实践，晚上去回民街觅食，第一次吃到了“贾三包子”。抬头看店招是贾平凹先生的字，以为两者有关联，其实不然。因为是晚上，店招上的字没太多欣赏，一口一个包子却吃得很开心。同行的好多人都被汤包里的汤汁烫到了嘴，只有我和俞师兄淡然处之，边上的姚师姐连忙说，因为他们俩都是上海人，从小吃汤包。后来，俞师兄去了香港读研究生，并且留在香港工作至今，姚师姐则保研本校，最后留校做了老师。前段时间，姚师姐给我寄了一个礼盒，让我提提意见，我这才知道师姐现在是北大餐饮中心的领导，管了全学校的食堂。礼盒里面有好几个糕点，上面印了北大的校徽，那个校徽也是鲁迅先生设计的。

大一暑假去西安，让我深深地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尤其是那里的各种面食，太好吃了，以至于之后每次去西安，我都要去吃贾三包子。但当年，在吃完贾三包子的第二天，我是满怀羞愧之心离开西安的。究其原因，是我们一行人统一穿了学校发的文化衫，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街上。白色的T恤衫，正面印了硕大的几个红字，内容是“北京大学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说巧不巧，迎面走过来两位西安的美女姐姐，对我露出鄙夷的表情，说了一句西安话：“咦，下乡都下到我们西安来了！”于是，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我大学毕业回上海工作，依旧保留了喜欢看店招的习惯，看字吃饭成了我的一种觅食方式。譬如去南京西路的王家沙，起初看店招不觉得“王家沙”三个字有啥好，后来看过章汝奭先生的长篇小楷后，佩服得不得了，深挖才知道“王家沙”三个字正是出自章汝奭先生之手，招牌上的字是小字放成了大字。而在徐家汇，天钥桥路口西亚宾馆外立面，有一个硕大无比的“鸭王”招牌，草书“鸭王”二字正是出自沈鹏先生之手。这店招，起初自然是做广告的功能，但时间一长，成了许多人脑海里的城市记忆，也就无形中变成了一个“装置艺术”。至于店里的菜，真的没啥印象了，就记住了“鸭王”那两个字。因为沈鹏先生的字，太有辨识度了。

其中，也有几件趣事值得记录。我读中学那会儿就爱看报纸，报上常有沈鹏先生的报道，知道他是中书协主席，是现时的大书法家。待到1999年我去北京上大学，那会儿北大团委有一位沈老师负责学生工作，他在台上讲话，我们在台下听。边上师兄跟我说，你知道沈老师是谁吗？我说，他不就是团委书记吗？师兄连忙跟我说道，他是沈鹏的儿子。我重重地“噢”了一声。

时光飞逝，隔了二十七年，到了2026年，上海美术馆办了沈鹏先生的书法艺术回顾展。我跟更年轻的师弟师妹们说，沈鹏先生的这个大展，一定要去看。奈何师弟师妹没啥特别的反应，大概他们是理科背景，平时很少关注书法艺术吧。万般无奈之下，我连忙补充道，沈鹏是沈老师的爸爸。那边立刻重重地“噢”了一声，反应过来了。

所谓喜欢与不喜欢，知道与不知道，终究还是有一个“由近及远”的过程。后来，我把这事说给沈老师听，北大生物系毕业的沈老师一如既往地微微一笑，“你们中文系的人啊，太能编故事了。”

编辑：王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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