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耀县走出的老革命：从乡村教员到解放青海的省委书记

如今陕西铜川耀州的照金纪念馆里，还陈列着当年耀县游击队用过的旧步枪与布制袖章。

这支土生土长的革命队伍的创建者之一，就是从耀县黄土窑洞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张仲良。

1907年，耀县寺沟乡方巷口村的一户普通农家，添了个男娃，取名张仲良。

那时候清朝还没倒台，黄土高原上的庄稼人，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没人能想到，这个在土窑洞里长大的娃，日后会踩着西北的沟沟壑壑，从三尺讲台走到枪林弹雨，一路打进西宁城，成了青海解放后的第一任省委书记。

张仲良的前18年，和大多数乡下孩子没两样。

家里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他也争气，从耀县乙种职业学校顺顺利利毕了业。毕业那年，他回了村，在乡里的小学当起了教员。

按常理说，这在当年已经是顶体面的差事。不用下地干重活，每月有稳定的收入，守着家乡安稳过一辈子，是多少人求不来的日子。

可那个年代，容不下安稳。

苛捐杂税一层压一层，地里打下的粮食，还没拉回家，大半就被官府、地主收走了。张仲良天天看着乡亲们皱着眉头过日子，空读了一肚子书，却帮不上什么忙。

也是在这段时间当中，他偷偷地接触到了《向导》《中国青年》这类进步书刊。

在那薄薄的纸页里面，讲的是穷人为什么会穷，讲的是怎样才能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就如同黑夜里点了一盏灯一般，他心里那团火，渐渐地就燃烧起来了。

1931年2月，24岁的张仲良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没声张，依旧当着石人堡小学的教书先生。白天站在讲台上教孩子们认字读书，看起来和普通教员没区别。

到了晚上，他就揣着传单，摸黑走十几里山路，钻到各村的土窑洞里，跟乡亲们讲抗粮、抗租的道理，悄悄发展党员。

那时候干革命，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可他不怕，就凭着一股实打实的信念，把周边村子的农民运动一点点搞了起来。

危险来得很快。

1932年春天，张仲良因为带头组织农民抗捐斗争，被国民党当局抓进了监狱。

监狱里的日子不好过，审问、拷打轮番来，敌人想从他嘴里撬出地下党组织的名单。

可张仲良嘴严得很，任凭怎么折腾，半个字的秘密都没漏出去。

他心里清楚，自己松一次口，就是害了几十上百个一起干革命的同志。硬扛了四个月，组织上多方营救，才把他从牢里救了出来。

刚出狱，他就接到了新任务：打入杨虎城的部队，做兵运工作。

从乡村教员到地下工作者，再到狱中淬炼，短短两年，张仲良褪去了教书先生的文气，成了个经得住考验的革命战士。而他人生真正的转折点，在1933年夏天到来了。

那年，王泰吉率领部队在耀县起义。张仲良奉命赶回故乡，和张邦英等人一起，在阿姑社发动了农民暴动。

打土豪、分粮食、收地主的枪，短短几天，他们就拉起了一支八十多人的队伍，凑了六十多支长短枪——这就是耀县游击队。

张仲良担任副队长，带着这支刚组建的队伍，一路往东北方向的深山里走。

他们的目的地，是照金苏区。

照金地处耀县西北，全是连绵的深山，沟深坡陡，易守难攻，是打游击的好地方。

当时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作战失利，陕甘边的革命形势正处在最艰难的时候。张仲良带着耀县游击队赶到照金，算是给根据地添了一股实打实的力量。

1933年8月14日，著名的陈家坡会议在照金的小山村里召开。

这是陕甘边革命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次会：当时好几支革命队伍都撤到了照金，人心不齐，有人主张分散打游击，有人主张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张仲良作为耀县游击队的代表，全程参加了会议。

最终会议定了调子：所有武装统一指挥，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积小胜为大胜，守住陕甘边这块根据地。

陈家坡会议之后，张仲良带着队伍在陕甘的山沟里辗转作战。

1934年春天，他出任陕甘边游击队第三路大队政委；没过多久，各路游击队合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一团，他又接任团政委。

那时候的红军，日子苦得没法说。

没粮了就挖野菜、啃树皮，冬天没有棉衣，就裹着粗布棉袄在雪地里行军；打仗全靠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每一颗子弹都省着用。

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硬是把陕甘边根据地一点点扩展开来。

从耀县的土窑洞，到照金的深山老林，张仲良踩着黄土高原的沟坎，一步步成了西北红军里能打仗、会做群众工作的骨干。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仲良出任关中军分区司令员。

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南边就是国民党的防区。他的任务，就是守住这扇门，一边防备日军西渡黄河，一边跟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作斗争。

那些年，他带着部队一边开荒种地、自给自足，一边盯着南线的动静，打退了一次又一次袭扰，稳稳守住了边区的南大门。

真正让他在西北战场打出名声的，是解放战争。

1947年，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成立，张仲良出任纵队政委。

后来纵队整编为第一野战军第四军，他继续担任军政委，和司令员王世泰搭档，带着部队从陕北一路往西打。

瓦子街战役、西府战役、荔北战役、扶眉战役……大西北每一场关键的硬仗，几乎都有第四军的身影。

最惨烈的是兰州战役。

兰州是马步芳的老巢，城外的沈家岭、狗娃山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敌人凭着坚固工事死守，战士们一波一波往上冲，战壕里的硝烟几天都散不去。

张仲良一直守在前沿阵地，跟战士们一起顶着炮火往前推。

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第四军最终拿下沈家岭，撕开了兰州城的防线。1949年8月26日，兰州宣告解放。

打下兰州，部队没歇脚，继续往西挺进青海

9月初，大军渡过黄河，一路向西宁推进。马步芳的残部早就没了斗志，要么投降，要么溃散。

9月5日，西宁宣告解放，马家家族在青海长达四十年的统治，彻底画上了句号。

从陕西乡村的教书先生，到率军解放西宁的军政委，张仲良走了整整18年。

1949年9月，张仲良走马上任，成为青海解放后的第一任省委书记、省政府副主席。

刚解放的青海，是个烂摊子。

马家军的残兵散匪到处流窜，打家劫舍，百姓白天都不敢出门；民族关系复杂，农牧民对新政策不了解，心里有顾虑；生产全停了，工厂关门，地里荒着，老百姓吃饭都成问题。

张仲良到任后，头一件事就是剿匪。

他一边调派部队清剿各地残匪，一边带着干部下乡，挨个村子做工作。不管是藏族、回族还是汉族老乡，他都坐下来拉家常，讲政策，分土地，帮着大家恢复生产。

短短几年时间，青海的匪患基本肃清，土地改革全面推开，荒废的工厂重新开了工，农牧民的日子慢慢稳了下来。

新生的人民政权，在青海这片高原上扎扎实实扎下了根。

1954年5月，张仲良调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

在甘肃主政的那几年，恰逢全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加上他本人主观上急于求成，工作脱离了当地实际，甘肃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也成了他一生里最受争议的一段经历。

1960年，西北局兰州会议认定他犯了严重错误，1961年他被降为甘肃省委第三书记。

面对处分，张仲良没找借口，没推责任，从头到尾都是自己扛。

他多次做深刻检讨，主动去中央党校学习，系统反思自己工作里的问题。后来跟老部下聊起这段日子，他总说，是自己对不起甘肃的老百姓。

1965年8月，张仲良离开工作了半辈子的西北，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

没过几年，特殊时期来了，他受到了影响，有一阵子工作都被停止了。

可是就算处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改变自己的信仰，一直坚守着原则，没说过一句违背自己心意的话。

1977年，70岁的张仲良重新出来工作，先后担任江苏省科委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2年，他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晚年的他，不爱提当年打仗的功劳，反倒常说起自己工作里的失误，拿自己的教训提醒身边的年轻干部，做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脱离群众。

闲下来的时候，他就趴在桌上写回忆文章，把当年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解放西北的经历一点点记下来，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

1983年2月27日，76岁的张仲良在南京病逝。

他不是完美的传奇人物，只是那个年代里，千千万万从黄土里走出来、跟着信仰走了一辈子的革命者之一。

目前照金的山岗还是绿油油的，纪念馆里的一个个老物件，静静地诉说着以前的热血和坚守。

他的人生轨迹，从乡村讲台到西北战场，从高原建政到晚年自我反思，早就和这片黄土地的红色历史融合到一块儿了，那些足迹最后会被后人长久地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