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清朝怀宁进士、礼部员外郎汪德钺去世后，他的儿子请求姚鼐撰墓志铭，姚鼐没有推辞，写下《礼部员外郎怀宁汪君墓志铭》，虽只有数百字，但表达了他对汪德钺一生的理解和同情，赞赏和肯定，尤其流露他俩对于“气”的看法特别一致。
清代理学派与经学派经常打口水仗。桐城派所谓的“义理”，是以宋学，即朱子理学为基础，姚鼐批评经学（汉学）家的学术“破碎不通”，甚至骂戴震：“身灭绝嗣，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汪德钺以经学为重，他提出：“经学之盛衰，与人才、国运相表里。”按理说，姚鼐与汪德钺是“道不同”的两个阵营中的人，但姚鼐认为汪德钺是不同于世俗的经学者，在墓志铭中，姚鼐对汪德钺的评价很高：“扶正道率后贤，是可谓君子之为学矣。”
我一开始对此评价表示质疑，是因为他跟汪德钺同为安庆老乡才如此褒奖，还是由于墓志铭这种体裁意识驱使他采取正面评价？直到我在汪德钺致朱筠的信中读到“公接见诸生，唯以通经学古再三开道，不啻如家人父子之相告语。斯盖下以作育天下之人才，而上以培国家之气脉，使诸生处为淳儒，出为名臣，相与赞襄文治……”这段话中“国家气脉”四个字，方明白姚鼐的评价是真诚的。
我们今天好谈“文脉”，殊不知“文脉”之续，靠的是“气脉贯通”。在姚鼐的世界观中，万物无不由气而成，“夫山川之用在气”“山川气之所聚”；他夸人“才丰气盛，锐挺飙兴，不可阻遏”“气生乎神，神生乎人心”……于是，他有了这样的逻辑体认：“夫诗之至善者，文与质备，道与艺合，心手之运，贯彻万物，而尽得乎人心之所欲出。”“文字者，犹人之言语者，有气以充之，则观其文也，虽百世而后，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无气，则积字焉而已。意与气相御而为辞，然后有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反复进退之态，采色之华。”
姚鼐欣赏汪德钺的“心气”和“文气”，他说：“君深识天下事利病，遇义慷慨敢为，使端行一方，施于政事，亦当有可观者，惜其仕与学皆未竟而身没矣。”汪德钺确实如姚鼐所言，是个“慷慨敢为”的人。清朝统治者，“惟恐汉人之不尊之”，于是进行礼制改革，规定大臣除自称奴才外，还得行三跪九叩礼。汪德钺提出了异议。他讨厌下跪，跪一次尊严就受到伤害一次；读书人一次次下跪，丢掉的是阳刚之气，多半变成奴性十足的人。他在《上大宗伯纪晓岚师书》中力陈跪礼、尤其是下属向上司跪拜之礼对人心及人性会起负面作用。他说：“夫拜跪，细事耳，而所关甚巨。自古宗社之巩固，由士大夫之有气节，气节之能植，由士大夫之识廉耻。”
汪德钺的建言对纪晓岚触动很大，清初以来，儒生的独立人格可谓消失殆尽，很多人不是成为嬉皮笑脸的弄臣，就是低三下四的庸臣，哪个还敢立着身子直言进谏呢？纪晓岚认同汪德钺的建议，嘉许他说得好，于是上书皇上，得以批准改属吏见长官半跪复为长揖。
姚鼐44岁坚意退出官场。他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通过致力于教育，以延中华气脉。姚鼐和汪德钺的个性与气质虽不同，但“气类相同”，所以无论彼此治汉学，还是宋学，也没影响他们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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