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努：在陶寺遗址中寻找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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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陶寺遗址已发现28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城址、世界上迄今考古发现最古老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大型宫殿、规划有序的城市布局、朱书陶文、龙纹陶盘，阙楼式门址……因“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而展露出一个早期国家都城的盛大气象，成为实证5000多年中华文明历程的重要支点和基石。

寻找尧都：

文献记载与都城考古学

在夏商周之前，历史上有一个时代号称“传说时代”，也就是尧舜禹时代。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外学界都认为尧舜禹是一个传说时代。但目前看来，这个时代到底是不是一段中国信史，值得我们深究探讨。

要探索尧舜禹是否存在，首先要有一个突破点，就是他们的都城在哪里？

关于尧都，文献记载是有的，但有多种说法，其中有几种说法得到的认可较多，一个就是《水经注》提到的尧都平阳。平阳在哪儿？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平阳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一带。还有一说认为是舜都蒲坂。蒲坂在哪儿？具体的地名也有很多，其中晋南之说也算是认可度较高的。当然，尧都平阳和舜都蒲坂并不是文献中记载的唯一说法，还有很多其他说法，比如山东定陶、河北唐县也有尧都之说，豫东南地区也有舜都之说等等。所以说从文献角度看，尧舜都城到底在何处，很难定论。

正是在这一“寻找尧都”的过程中，陶寺遗址逐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很多学者认识到这个问题，比如把陶寺遗址提到“中国”这个高度、并认为陶寺与尧有关的就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他把陶寺遗址的地位和晋南地区相关联，认为当时“中国”这个概念已经出现了，而且就应该在晋南地区。苏秉琦先生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陶寺遗址的发掘有了巨大的突破和收获。

这种从考古学来判断一个都城的方法即为“都城考古学”，是我国考古学界通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都城考古实践逐步总结出的一套理论方法，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一个都城，首先要有城墙（都城的外郭城墙）；第二就是要有宫城，也就是统治者住的地方；第三要有祭天、祭地、祭祖先的礼制建筑，我们称之为大型宗教礼制建筑区；第四，史前时期的都城还应该有一个王族墓地（又称王陵区），往往位于都城旁边或者都城郊区；第五，有一个官方管理的手工业区；第六要有国库，每个国家一定是有王权或者是国家政权直接掌握的仓储区；第七，都城不仅有统治者、工匠，还应该有普通市民和普通居民区。

有了这样的方法论，我们就把它应用到陶寺遗址，看它是否是座都城。

三个阶段：

都城规划演进与社会发展

陶寺遗址位于黄河中游的大拐弯处河东地区，即现在的晋南地区，属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

20世纪50年代文物普查时，发现陶寺有若干处龙山时代小遗址；到了60年代，复查陶寺遗址时，发现不仅是几个小遗址，而且是连成片的大遗址。因为当时也有学者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是夏王朝的晚期都城，所以在晋南地区想寻找早期的夏朝都城。

为此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当时的临汾市行署文物局合作，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这一阶段发掘主要集中在遗址东北部地区），发现了一大片普通居民区和一大片王族墓地，其中有六座王墓出土了很多带有王者气象的代表性随葬品，如龙盘、陶鼓、木器等等，使陶寺文化受到更多重视。

根据考古发掘，陶寺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距今4300年至4100年，中期距今4100年至4000年，晚期距今4000年至3900年，三个时期的划分，不仅在陶器上有反映，而且与陶寺都城的兴衰变化也有着亦步亦趋的关系。

陶寺早期的城址并不大，有一个宫城。这个宫城一开始也没有建城墙，而是挖了一个长方形的环壕，围出13万平方米的空间，起到保护统治者的作用。后来在下层贵族居住区的位置建了城墙，对贵族进行保护，可称之为“下城”，面积近10万平方米。这时候就把宫城的环壕填平再建起城墙，宫城两边是普通居民区，以及一个由统治者直接控制的大型仓储区。早期王族墓地则在遗址的东南角，在陶寺文化早期阶段已经开始使用。

在遗址的北边还发现了一个重要建筑，同样建于陶寺文化早期阶段，一直延续到中晚期，虽然发现时已经破坏得非常严重，但还可推断其当时是在多水环境下建筑的一个方形的坛，类似北京地坛“泽中方丘”那样用于祭地的礼制建筑，所以将其俗称为“地坛”。

陶寺早期都城，城址面积虽然不算大，总共约20万平方米，但是遗址总面积160万平方米的规格，在4300多年前也属于超大型的中心聚落了。不但如此，通过考古发掘出的功能区划，能看出陶寺作为一个都城已经初具规模。

陶寺早期阶段其他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大南沟，它原本是一条大路——后来经过洪水冲刷变成一条沟——从早期的王族墓地，经过宫城，一直往西北通向地坛方向，从功能来看，相当于陶寺早期都城的一条纪念大道。

陶寺中期阶段作为都城的聚落形态，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从距今4100年开始到4000年完成），就是南边的早期下城废弃了，但宫城和国库仓储区还在继续使用，其中宫城北墙和西墙曾经过维修或扩建，形成一个巨大的外城，从而形成双城制，这是中国后来历代王朝都城的一个主流形态，即宫城和外郭城（有时候再加一个皇城），其中宫城就相当于后世的紫禁城，外圈城墙相当于老北京城的外郭城。按最保守的估计，这一时期的陶寺城址面积达到了280万平方米。

除此之外，这一阶段陶寺遗址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就是位于外郭城东南的天坛礼制建筑，因其同时具有观象授时的功能，被我们称之为“观象台祭祀台”（不仅用于郊天祭日，还可制定20节令的地平历历法）。原来西北的“泽中方丘”地坛仍在继续使用，并有所扩建。在都城的南边有一片手工业作坊区，外郭城西北区域新开辟了普通居民区。当时，在这些功能区划和宫城之间有大片空白地带，分布着很多水面、空地、林带，整体来看与我们熟悉的现代城市规划中的绿地功能相似。

与陶寺文化早期相似，陶寺中期阶段仍有一条纪念性大道（今赵王沟和中梁沟）将整座都城分为上下两部分，其中重要区域在上城，手工业区和平民区都在下城，规划得清清楚楚。

到了陶寺晚期，社会出现了长期动荡和混乱。通过考古，我们发现，在中晚期之际，整个陶寺城曾被彻底摧毁过一次，推断是当时陶寺文明的统治被颠覆了。随后在距今4000年到3900年间，陶寺大部分时段处于被外来势力殖民的状态，外郭城城墙消失，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住满了人，人口非常密集并杂乱无章，很多灰坑里有尸体被肢解的遗存。

虽然如此，考古发现，在陶寺晚期偏晚的某个很短的时段里，陶寺宫城和西北边的地坛得到了重建，其中，宫城的东墙和南墙也得以恢复，里面还有一些宫殿建筑。根据这些重建痕迹，可以推断陶寺晚期的某个时期，昔日统治者的后代，有过一次短暂的政权复辟，昙花一现后，很快就被外来势力翦灭。这次失败后，当时的陶寺居民迁移别处，陶寺遗址就此终结。

宫城宫殿：

夯土、宫门、殿堂、冰窖、祖庙

陶寺宫城的城墙底部是用夯土把它一层层建起来，或分板块或平夯，夯土质量非常差。后来我们通过研究认为，陶寺的夯土，当初的地基处理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荷载，而是为了阻挡地表水往地下渗透，因为陶寺当地的黄土湿陷强度是超级的，特别怕水，所以只要把水挡住了，地基就不会下沉，当时的地基夯土主要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但基础部分的夯土如果质量很高，就会导致自重过重，反而会加重地基的湿陷。所以所谓的“质量不好”很可能是人们为减轻夯土基础自重而有意为之的选择。

我们曾经发现陶寺有一些土坯块，据此推断其地表以上的城墙是土坯墙。参考古埃及艾德福神庙（又称荷鲁斯神殿）的案例，地表以上的墙体部分，完全可以用夹心土坯墙来砌，因可以砌到高10米、宽10米的规模，所以完全能起到阻挡外敌来侵的作用。这也就能解释当都城遭到毁灭的时候，陶寺遗址的宫城和外郭城地表以上部分墙体何以都消失了：因为它是夹心土坯的。

在宫城的四隅各有四个角门。其中东北角门还发现了一座房址，应该是带栈道的，我们怀疑它可能是一个瞭望塔楼；南墙偏东则发现了一个带门阙的宫门，很遗憾现在只剩下基础部分。这座宫门在陶寺早期阶段建造宫城城墙时已经开始起建，中期被毁，晚期复辟时重建。此门甬道宽6米左右，两边墩台非常大，破坏墩台的晚期灰坑里发现过柱础石有50至80厘米，证明门阙上面是有建筑的。

宫墙里面目前探得大大小小的夯土基址有十几座，其中一座最大的编号为房基台IFJT3，面积有6400多平方米。其基本的布局是一个大台子，上面有若干组的殿堂式建筑，有前广场、后广场和水池，总体来说已经形成了类似北京故宫三大殿的格局，我们称之为宫室制度。

在大建筑IFJT3的东南部分，还发现了一个厨房，称之为“东厨”。另外我们还在该大台基的下面，发现了一座早期附属建筑，猜测可能是古人的冰窖，我们称之为“凌阴”。它的发现，反映出陶寺早期的宫廷生活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

在陶寺宫殿区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不少类似如今比萨饼状的陶楔板，陶楔板底部一侧有纹饰。通过复原，我们发现这些陶楔板可以垒起来，推测它们属于古人祖先崇拜的象征物，每一片陶楔代表一个小家庭，若干个家庭组成一个共同的祖宗“塔”。这是一种宗法制度，它们的出土证明陶寺宫城里是存在祖庙的。

居住生活：等级区别、

手工业区、窖穴区、国家级聚落

在陶寺早期下城的贵族居住区，建筑也算是比较讲究的，满堂红基础坑上两个双开间的半地穴式房子，形成一个套间，中间有过道，每座房子单间有红烧土地面或白灰地面，还有灶，房子外圈空间就是活动面。

而普通老百姓的居所就没这么讲究了，往往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坑，地穴式或者是半地穴式的一个单间，白灰面或红烧土面。此外还有一种人住得更差，显然地位更低，他们住窑洞，窑洞面积大小与普通居民地穴居所差不多。整体而言，陶寺的居住形式，从地下到半地穴式到带基坑的双开间地穴，再到台基，形成了从地下到地上的一整套高下尊卑的居住等级制度，这也是国家社会形态的一个表现。

作为都城非常重要的功能区，陶寺遗址的手工业作坊区面积大约有20万平方米，管理非常严格，区划十分规整，有一条壕沟将其分成东、西两部分，其中一小片区域被封闭起来严格管理，用于制作彩绘陶。而更大片的区域里可分为五个手工业园区，每个手工业园区都有官署夯土基址（即管理用房）、若干个手工业作坊，以及普通工匠的住所。

手工业区里有两大手工业种类，一是制陶，一是石器制造。而所有的手工业园区都由一个大型的夯土基址来管理，这个基址面积有1400平方米，是一个带天井和门房、门道的大型建筑，我们推断它是工官管理手工业园区的一个重要机构。

陶寺的窖穴区在陶寺宫城的东南部，有1000多平方米，区域内全部是窖穴，主要在陶寺早期和中期使用，晚期则没有。

这些窖穴里出土有草拌泥，推断是粮仓的苫顶，所以这可能是粮食窖。窖穴直径有四五米的，大的直径可达十米以上，带有螺形坡道，采用锅底形结构，很多锅底下面都有石头，与后来唐代洛阳含嘉仓粮仓的结构基本一致。此外，这种窖穴很特别的一点是其门道是门洞式的，门洞出口地面内侧有一处小白灰面能站一个人充当岗哨，藉此推断这些窖穴是王权直接控制的国库。

以陶寺为中心，南北有两大遗址群对陶寺遗址形成拱卫之势，每个遗址群里面都有一个超大型遗址（相当于今天的“省城”），而且一出现就是超大型中心聚落，并不是由小遗址发展而来——而陶寺遗址周围两公里之内是没有遗址的。所以这样的分布态势，有点像现在的城市向心模式。

另外，在从侯马市到陶寺遗址往来的途中，还有一处周庄遗址，非常小，只有1000多平方米，但垃圾坑里出土的炊器具特别多，因此推测它很可能是一个驿站性遗址，当年负责迎来送往，流动人口很多。驿站的出现也能说明当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存在，这在考古上极为重要，也是我们判断陶寺文化已经进入国家文明的有力证据之一。

陶寺文化范围内，除拱卫的态势之外，还形成了三到四个层级的社会组织，即都城、“省城”、乡镇、村庄这样的分层社会组织。此外在资源供给方面，汾河主河道东岸有一个东邓遗址，这是陶寺都城的出水口码头，当时的大宗运输是利用汾河的主要水道，通过东邓的码头进出的。此外，襄汾沙女沟大崮堆山采石场，有专门为陶寺都城提供生产用于制作三棱箭头的特殊变质砂岩。

陶寺是不是尧都：

证 据 链 论 证

关于陶寺是尧都早有学者提出这个观点，但缺乏系统过硬的论证，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证据链来论证这个问题。

首先是文字自证，陶寺遗址也发现过文字，比如出土的陶壶上有朱砂写的两个字，其中左边的这个字，有人认为是“昜”字，而我认为这个字是“尧”字，因为它上边是一个图形，可能代表的是城墙、土块，下面是一个人，中间一横为指示。

我们可以从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来寻找这个字可能是“尧”的证据。“垒土为垚”是陶寺的城墙建筑方法，而且陶寺城址的外轮廓也确实是这种圆角方形的。而这个字中间划一道杠，是用来指示夯土板块做的城墙在人的头顶之上，只有人站到黄土塬的冲沟底部，才能出现这种现象。古人可能注意到了这个有地貌特征的现象，于是把用夯土板块在黄土塬上砌的大城称为“尧”。由此引申，建筑这座都城的伟大开创者是“尧”，所以这个字就是为尧这个人来创造的，后来“尧”字又成了该王族的名号。

不但如此，从汉字发展的角度来看，甲骨文的尧与陶寺的“尧”字十分相似。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如有人认为这个字应该是太阳的“昜”（阳）字。不过我认为“昜”字上部应该是圆的，而不是陶寺“尧”与甲骨文“尧”字这样的圆角方形或者说菱形。

此外，我们还认为陶寺遗址发现的一系列考古证据与文献的某些记载是吻合的。如《尚书·尧典》开篇云：“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这个“四表”就是四畔，古人把大陆和海洋之间的边缘叫作畔。

陶寺中期王墓IIM22出土的漆圭尺，木胎髹漆彩绘，一节绿一节黑，中间用红色画上道道以为刻度，其中第11号刻度极为重要，它显示的是理论夏至最短的影长。根据我的研究，如果以25厘米为陶寺一尺来计算，11号刻度的长度就是一尺六。《周髀算经》提到夏至标准的晷影是一尺六，但是并未说明意义何在。《周礼》说夏至影长一尺五为地中，这个数据来自洛阳，从地理纬度上看，洛阳位于晋南的南边，所以会短一寸。据此我们推断陶寺圭尺的第11刻度一尺六寸，应是古代晋南地区的一个地中标准，这便有了陶寺中表。

我们以陶寺为中表进行四表测量，也就是以陶寺的经线和纬线作为测线，来测量陶寺中表所在的、陶寺人认为的东亚大陆的四至端点，即陶寺的四表。具体做法就是在东边测点到达陶寺的夏至影长的时间点要比陶寺中表夏至标准时间要早，反之西边要晚，北边测点是夏至影长要长于陶寺标准影长，南边要短于陶寺。

我们用这套天文大地测量方法和原理，测出陶寺四表的位置：南表我们找到了与陶寺遗址经度基本吻合的广东阳西沙扒月亮湾（古称交趾）；北表的话，按陶寺遗址这个圭尺，夏至可以测到北极圈，古人称幽都，就是太阳掉到地底下不出来了，天气非常冷；东表我们找到了纬度和陶寺遗址完全一致的山东青岛胶南市朝阳山嘴矶头（古称青州嵎夷）；西边古人讲“西到流沙”，只是这方面记录不太清楚。

需要强调的是，陶寺四表推测估算目前没有考古证据，但是有意思的是，先秦时期对于四表之内的距离是有一套流行数据的，说四海之内东西两万八千里，南北是两万六千里，按照现在距离单位换算大约是东西七千公里，南北是六千五百公里。

而按照我们对于陶寺推测四表实际距离的考察结果来验证，先秦这套四表数据，与我们推测的“陶寺四表”距离误差率南北为6%、东西为7.4%。所以我们认为，先秦时期古人传承的四海之内这套数据，很可能是陶寺人实测得到的。而通过对陶寺经线和纬线的验证，中表测量基点很可能就是陶寺。

此外，陶寺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东西，我们认为可以在古文献记载的尧舜相关内容中找到对应。我们还在陶寺当地的传说以及民俗中找到了相关的蛛丝马迹。

在我们看来，陶寺作为尧都的证据是越来越多了，但是陶寺不只有早期，它在中期阶段发展成为更大的都城。如果陶寺早期是尧都，那么中期是谁的都城？有文献记载说“尧舜并都之”。《尚书序》孔颖达提到舜的诞生和彩虹有关，虹在甲骨文中被描绘成双头龙或蛇，而我们在陶寺遗址中期IIM22出土的双头龙玉佩，恰好与之对应。而《说文》曰：“舜，艸也……蔓地连华。象形。”我们在陶寺中期出土的双耳罐上，就发现了漫地勾连花草纹，不妨推测这种纹样是舜王族的标志。

此外，文献记录舜统治时期有井、仓廪、牛羊与宫室等，这些在陶寺遗址中都有考古发现。《舜典》里也提到了度量衡制度，而根据我的研究，陶寺的长度基元一肘尺，相当于今天的25厘米，大约相当于汉族男性尺骨（前臂骨中位于内侧且较长的骨）的平均长度。

文献中记载尧舜时已经有了八音，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等八音，而在陶寺出土的乐器，包括了陶鼓（土类）、鼍鼓（革类）、石磬（石类）、红铜铜铃（金类）、木柷（木类）等。

综上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记载以及当地民族志资料，我们认为，陶寺时代已经有了“地中”的观念，而且当时的陶寺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家形态，同时陶寺遗址又是一个国家的都城，并且很可能是传说中的尧舜之都，由陶寺标志的邦国出现，是中华文明核心开始形成的一个门槛。从这个角度来说，陶寺可以称之为尧舜的最早“中国”。

来源：文明杂志

撰文：何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