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34年至1936年，红一、二、四方面军与红二十五军先后开启万里长征，跨越千山万水完成战略转移。在57位开国上将中，有九人没能踏上这条西征之路。
他们并非脱离革命，而是受时代与战场分工所限，在南方山林、陕北高原、塞北草原、东北军营、国民党阵营各自扛起重任，在另一条战线坚持斗争。他们的奋斗同样九死一生，功绩足以载入军史，1955年一同被授予上将军衔。
这九人可分为四类战线，各自承担截然不同的革命任务。第一类是留守南方八省、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三位：叶飞、钟期光、傅秋涛。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国民党调集数十万兵力对南方根据地展开疯狂清剿，环境残酷程度不亚于雪山草地。
傅秋涛、钟期光扎根湘鄂赣根据地。主力红军开拔后，苏区党组织、部队建制遭受重创，两人临危主持根据地军政工作。傅秋涛重组红十六师，辗转湘鄂赣深山密林，在敌军层层封锁下保护群众、保存武装；
钟期光深耕政工，收拢失散党员与伤员，建立地下交通站，发动山区百姓掩护游击队，靠着群众支撑熬过最艰难的三年。南方游击区长期与中央失联，缺衣少粮、昼夜躲避搜山，无数战士冻饿牺牲，他们硬是保住了湘鄂赣红色火种，抗战爆发后队伍改编为新四军主力。
叶飞独自开辟闽东根据地。红军主力长征时，闽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临危重建闽东特委，发动霍童暴动组建闽东独立师。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叶飞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接连粉碎敌人多次大规模“围剿”，开辟连片红色根据地。闽东游击队长期独立作战，全程未与长征主力汇合，却完整保存了一支数千人的红色武装，成为新四军劲旅。
第二类扎根陕北，为长征红军筑牢落脚根基，代表人物是阎红彦。长征出发前，阎红彦长期在陕甘边区开展兵运、游击工作，参与创建陕北红军与陕甘革命根据地。当各路红军长途跋涉抵达陕北时，这片根据地是唯一可供休整、补给、立足的大本营。
阎红彦常年在黄土高原周旋，肃清地方反动武装、发动农民分田地、搭建基层红色政权，为主力红军提供粮草、兵源与安全后方。若无陕甘根据地作为依托，长征很难画上圆满句号，阎红彦的坚守，相当于在终点为远征将士铺好了落脚之地。
第三类深耕边疆敌后，开展少数民族地下革命，代表人物乌兰夫。长征全程发生在西南、西北腹地，彼时内蒙古地区斗争形势复杂，日本势力企图分裂蒙疆，国民党与地方王公多方割据。
乌兰夫长期潜伏塞北，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在蒙古族群众与伪蒙军中发展党员，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宣传抗日救国理念。他扎根草原开展民族工作，团结蒙汉各族百姓，抵制分裂阴谋，守住祖国北部边疆革命阵地，这条隐蔽战线凶险万分，稍有暴露便会引来杀身之祸。
第四类潜伏国民党军队，伺机率部起义，吕正操、陶峙岳、董其武、陈明仁四位将军归属此类。长征进行的数年里，四人都身在国民党部队任职，彼时虽未公开投身红军，内心早已看清国民党反动本质，暗中同情革命、积蓄力量。
吕正操原本隶属东北军，跟随张学良驻守华北，西安事变后坚定靠拢共产党。抗战爆发，他毅然率东北军一部脱离国军，在冀中平原拉起抗日武装，开辟著名的冀中根据地，成为敌后平原游击战的标杆。
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三人，长征期间均为国军高级军官，常年参与国内战事，却始终不愿参与反共内战。多年间他们暗中观察共产党的救国主张，保全麾下部队、善待底层士兵。
解放战争末期，三人先后举义：陈明仁长沙起义、董其武绥远起义、陶峙岳新疆十万大军起义。
三次大规模和平起义，完整保全长沙、绥远、新疆大片国土，避免数十万百姓遭受战火，极大加速全国解放进程，三人因重大历史功绩，一同获评开国上将。
很多人会误以为，没走过长征便缺少艰苦磨砺，事实恰恰相反。九位上将虽路线不同，却都在极端恶劣环境下坚守信仰：南方游击将士困于深山，常年与死亡为伴；阎红彦扎根贫瘠陕北，开荒建根据地；乌兰夫独守边疆，周旋各方分裂势力；
四位起义将军身在敌营，隐忍数十年伺机报国。长征是战略突围的史诗，而他们的斗争，是分散各地、孤军奋战的持久战，同样考验意志、胆识与忠诚。
1955年授衔时，国家综合考量土地革命、抗战、解放战争全过程功绩，不以是否走过长征作为唯一评判标准。这九位上将，有人守护南方火种，有人奠基陕北苏区，有人稳固北部边疆，有人促成和平解放，各自在关键岗位完成不可替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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