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 我从事乡村工作的简略回顾

专题导言

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历程，是和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急剧变迁、各个阶层努力摆脱种种困境而寻求出路的过程密切相连的。这个过程远非“引进西学以寻求富强”所能简单概括，这门学科几代学人的智识贡献与实践成就，也值得一般社会公众由理解而发生共鸣，进而对学术与政治、自我与公共等诸多重要议题产生兴趣，激发思考的潜能。专题策划人讲授《中国社会学史》多年，深感有必要编选一册资料集，以尽可能简明的方式，在较短时间内让课程修习者及这门学科的初习者领略大概，从本专题所例举的若干篇经典文献中，发现这门学科的基本关怀与问题意识，从而产生研究和思考的兴趣。恰逢立秋君为新生教育邀请编撰社会学各领域的资料册，于是有了这个集子，后经会社的朋友邀请作为专题推送。

此专题原意是供社会学初阶学习者阅读参考，作教育之用，并且选文范围仅限于1949年以前，在时间意义上并不完整，只力求为各位读者提供思考的线索和方向。

鸣谢

专题策划人：张美川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造实践家，对推动乡村建设不遗余力。（相关阅读：中国旧社会的组织构造：伦理本位与职业分立；西方化的德谟克拉西精神；中国文化问题）

抗日战争前，我做乡村运动曾有较大发展，此种发展有客观原因。在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一或二十二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当时国内社会经济有了大变化，既不出也不久入。原来中国出口靠农村（农产品），进口也是为农村（农村需要的煤油等），这时银行业首先感觉到这种不出不入的现象。这正是乡村运动在国内开展普遍的一个原因——农村破产。正为农村破产，才有救济农村呼声，南京政府亦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在这里我想说一下我从事乡村运动的由来。

我们开头并不是在农村破产刺激之下从事这一运动的。我本生长于大城市北京，包括我的上一代上两代也如此。为什么一个在都市生长的人想去搞乡村运动？早年因受彭翼仲先生的影响，灌输了爱国思想，我于是很早就热心国事，从而热心宪政。我认为皇帝专制为中国腐败的根源，救国必须从政治入手，宪政首先出现于英国，应以英国为蓝本，实行宪政。清末大家都要求宪政，清廷因此有宪政十九条的宣布。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了临时约法，这也是模仿英国宪政。后来袁世凯又背叛民国而搞帝制。可是竟然社会民众没有实行宪政的要求。如果公众没有参与国政，争取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要求，宪政只在上层说来说去，是无用的。在这个问题的推动下，我想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也就是从基层的农村入手，于是我抛弃都市生活，到乡村去。

最初想在广东试办，因为与我相识的李济深当时在广东当政，民国十六年我在广东发起创办乡治讲习所，并且作了“乡治十讲”的讲话，讲述乡治的道理、办法等，可惜讲习所未办成，此讲稿也已不存。后来政局变化，李济深为蒋介石扣留，我于是回到北方。刚好我回到北方遇见朋友王朝俊（鸿一）、梁仲华等人。王是山东人，当时为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冯玉祥、阎锡山二人对王很礼遇，因此王是冯、阎二人的座上客。王朝俊热心乡村自治。他一面在北平出版《村治月刊》，一面与朋友在河南辉县办河南村治学院。《村治月刊》在经济上得到阎的资助，村治学院则得到冯的同意。村治学院院长为彭禹廷、梁仲华，我为教务长，村治学院的旨趣书是我起草的。我在此前后不超过一年，因为民国十九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学院被迫仓促结束。当时名义上河南省主席是韩复榘，实际上他并不能主持省政。韩原是冯的部下。中原大战结束后，蒋拉韩，委以山东省主席的职位，韩于是脱离了冯。在学院结束后，副院长梁仲华去山东向韩报告，韩即表示河南办不成，请都来山东好了，于是学院的全班人马去山东，考虑如何做法。当时社会各界都高谈“建设”，我们在此影响下就提出“乡村建设”，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址选在距济南不太远，又靠近胶济路的邹平县，划县为实验区。院以下除实验区，另外两个部分是训练部和研究部，前者的任务是训练做乡村工作的干部，后者做乡村建设的研究工作、策划工作。梁仲华任院长，我为研究部主任。

图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概览》封面。本刊为该研究院于1934年编印，记录了研究院成立缘起及宗旨、院址设置、组织、经费及各部门概要等内容。[图源：wikimedia commons]

进行乡村建设工作，我头脑中所设想的有两个要点，因为从我的眼光看，中国有两大缺欠。中国农民的散漫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程度。农民不关心国家，国家也不管农民。农民散漫，缺乏团体组织，这是一个缺陷。中国社会所缺乏的另一面是科学技术。我所想的宪政的新中国，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须从团体自治入手，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我梦想的团体自治是合作社；这种合作社主要是生产合作，也包括消费合作、信用合作。西洋进步从都市入手，是向外侵略发展贸易，而牺牲农村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能走这个路子。总之，中国缺乏“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八个字。将这两方面补进来，中国即发达进步，成为很好的国家。这个好，要胜过西洋，因为其富强是建立在广大农村之上的。我心目中的做法是将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引进于乡村：团体组织引进一分，即可引进一分科学技术，同样科学技术引进一分，又可推动团体组织一分。为此，我们在邹平成立了农村金融流通处，并兼理县金库，流通处不贷款给个体农民，只贷给农民组成的合作社，以推动合作社的发展，促进农民组织，又促进了科学技术。例如邹平孙家镇为棉花集散地，农民将生产的棉花送去出售、打包，运给青岛纱厂。我们即做棉种改良工作，推广纱厂需要的长绒棉（美棉），纱厂高价收购，农民欢迎。我们还计划在当地自办纱厂，这样可以农工结合，增加农村财富，后因七七事变，未及实现。

搞乡村运动，我本从主观认识出发，而在农村破产的客观形势推动下，运动有了较大较广泛的发展，于是我们连续三年举行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在山东邹平，随后两次先后在河北定县和江苏无锡。这三次会议的记录由章元善、许仕廉编辑，以《乡村建设实验》为题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图为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联合会全体职员暨指导人员合影，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5年编印的《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第三届概况报告》插图之一。[图源：wikimedia commons]

附 以出家精神做乡村工作

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般的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此时即如出家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是在做梦，而自己甚为孤独，但多数人仍占在他的心内。在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做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在普通和尚很少这样激动，这样决心，自动发愿出家；如果那样的出家，等于未出家，他虽出了家，不过随随便便念念经，其生活是同世人一样的无聊。这样的生活是无味的生活。如果乡村运动者不是自动出家，在内心并没起了激动，仍系鬼混度日，这是最冤枉最无味的生活。如果我们真是发愿而来，我们应当真的像和尚一样感到孤独，常常念着众生，常常念着一件事，常常像要解决一个很急切的问题似的。（我在廿岁时曾经想出家，后来没有；可是到现在还常常觉着出家的味道。）一个人很容易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明白时很容易明了他的责任，糊涂时便恍惚忘记了。这只有常常提醒自己，要问出一个很真切的心来。如果不是真想干，干脆的不如不干；如果真想干，那么应该很深沉的内决于心，虽有时糊涂恍惚，也可觉醒的。

〇本文选自《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1933年7月在山东邹平召开的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合影，此合影中15人为各地直接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负责人，同时是会议的发起人与组织者。前排右起第一位为梁漱溟先生。此图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梁漱溟日记》插图之一。

〇编辑 / 排版：小熊猫 黄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