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粮食战争

1953年7月，中、美、朝三国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但就在同一时期，一场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席卷中国，而中国为了应付此次危机，开启了一项延续三十余年的政策。

统购统销。

以前的数千年，中国农民收获的粮食，都是装在自家的米缸里。此后的数十年，国家亲自下场，要数清农民米缸里的每一粒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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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的财政危机，原因其实很简单。

新中国成立以后，相继做了剿匪、修路、建设、治河、抗美援朝等一系列大事，开支非常庞大，并且水旱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了农业产量，这样一来一去，消耗的资金和粮食，几乎把国家的家底都掏空了。

然而，那时又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城乡交流颇为频繁，社会自由度较高，所以在国家急需资金和粮食的关键时期，农民因为粮价高涨，反而不愿意轻易出售余粮。

与此同时，大量的投机商人发现国家需要粮食、农村粮食富余的漏洞，便开始囤积居奇，试图利用国家和农民的供需不平等，发一笔横财。

国家缺粮、农民藏粮、商人囤粮，结果便是国家能调动的粮食急剧减少——

那年，东北原计划产粮400亿斤、收购100亿斤，结果实际产粮370亿斤、收购76亿斤，上调中央的粮食数量也从原计划的42亿斤，下降到26亿斤。

京津地区需要面粉16亿斤，但政府实际掌握的面粉只有10亿斤。

没有足够的粮食便没有充沛的财政，没有充沛的财政国家就无法正常运转，可以说，财政赤字、入不敷出，就是1953年最严重的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财经会议上，粮食组给出一个结论：“问题很大、办法不多、难以为继”，教员只能召回正在养病的陈云，让他想想办法，化解危机。

对于国家的现状，陈云看的很透彻，说：

“如果继续敞开了让市场自由买卖，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花子，天天过年三十”，即政府要和叫花子一样到处求粮，天天和过年关一样为财政发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云埋头书斋，苦心钻研了两个星期，终于想出了化解危机的八种方案，分别是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临渴掘井、动员认购、合同预购、各行其是。

随后，他又逐一比对，分析每种办法的利弊，最终只留下一个相对折中的选项，又征又配。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国家按计划征购农村的余粮，并按计划向城市配售口粮，一切和粮食相关的经营都由国家统筹，私商不许插手。

这，便是统购统销的雏形。

之所以选择这个方案，陈云是有原因的。

在他看来，粮食问题涉及四种关系，国家和农民、国家和消费者、国家和商人、中央和地方，其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只要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能够从农村收到粮食，那么接下来如何分配，便是水到渠成的。

但陈云也很清楚，到农村强行收购余粮，把手伸到农民的米缸里，很容易激起农民的反对。

统购统销的方案，到底能不能施行，如果扰乱了农村的社会秩序，又该如何收场，陈云也没有把握。

于是在1953年10月1日，陈云带着这套方案向教员做当面汇报，请他来判断方案是否可行，并下最后的决心。

没想到，教员听完他的汇报，略微思考一番，便拍板同意。

统购统销，就此成为一项国家战略。

2

教员同意陈云的统购统销方案，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因为在那段时间，他正在思考两个非常深刻的命题——

工业化，钱从哪里来？农民，需要保护，还是改造？

和陈云相比，这两个命题的维度更高、范围更广，但它们都和“如何化解财政危机”这个现实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纵观世界各国，凡是能成功完成工业化的，无非是两种。

其一是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向外开拓殖民地，把真金白银和廉价原材料运回国内，完成发展工业的原始积累。

其二是苏联，通过集体农庄和义务交售制等制度，深度挖掘本国农民的最大剩余价值，将其转化为发展工业的原始资本，然后到外国购买机器和设备。

1953年的中国，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启动、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全面落地的关键时期，又该如何完成原始积累，并获得源源不断的工业化资金呢？

学习英法向外殖民，中国的政治理念、国家实力和国际环境，都不允许。

向苏联借款，必然要出让一部分国家主权。更何况，苏联已经援助了一批工业项目，中国要用农产品和矿产去偿还，即便提出借款的请求，苏联也未必同意。

在这样的背景下，效仿苏联向内挖掘，向四亿农民要资金，便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这个逻辑，教员称为大仁政——

暂时牺牲国家和农民的眼前利益，大家都过一段时间的苦日子，共同完成国家的工业化。等到有了充足的商品供应，以及应对外国侵略的能力，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也有能力反哺农民。

实事求是的说，做这个决定，不容易。

教员领导革命的年代，始终是农民的代言人，他提出的“打土豪分田地”，初衷也是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如果牺牲农民的眼前利益，教员不仅违背了当年的承诺，也是和自己的前半生做了决裂。

但，把农民的眼前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利益放在一起对比，教员就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能以国为重。

可以说，教员选择了大仁政，其实是一次自我革命。

而在思想上完成自我革命以后，教员的想法全变了。

他第一次把最重视的“农民”和列宁笔下的“小私有制”划上等号，说，保护农民是一种错误思想，迁就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本性，就等于迁就资本主义，就等于推迟工业化、推迟社会主义。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教员同意了陈云的统购统销方案。

归根到底，骤然降临的经济危机只是一根导火索，即便没有这场危机，国家在工业化的巨大资金压力下，迟早也要把手伸到农村。

3 得到教员的同意，统购统销方案便没有障碍了。

1953年10月10日，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发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讲话，正式提出统购统销的思想。

11月2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12月初，粮食统购统销，正式在西藏以外的全国城乡铺开。

然而，做出统购统销的决策不容易，执行统购统销更不容易。

数千年来，因为治理成本的问题，历代王朝的政权机构便只设到县一级，基层乡村，基本都是宗族自治、乡绅自治。在这种政权格局下，粮食在社会自由流转，国家既没能力、也没必要去清点每一户到底有多少存粮。

可统购统销在全国铺开以后，国家就要清楚的知道，每户有多少亩田、每亩田的产量是多少、每年收了多少粮食、应该给国家交多少、自己留多少。

要统计这些琐碎的数据，何其困难？

即便地方政府派出干部下乡统计，那些被乱世洗礼过的农民，也有很多种办法瞒报粮食产粮，导致下乡干部根本无法得到真实的数据。

例如湖北的某些村子明明丰收了，但在征粮的时候谎报缺粮，而为了掩盖真相，所有村民又到政府门口排长队，要求买粮。

农民的想法是，少报产量就能少交公粮、多藏余粮就能宽裕口粮，很真实。

但问题是，从农村统购粮食和化解财政危机、充实国家财政、积累工业原始资金挂钩，不论农民有什么理由、统计数据如何困难，都是必须要解决的。

而经过讨论和研究，教员和陈云等同志还是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把农民组织起来。

于是，刚刚完成土改的中国各地，便开始动员农民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直至1958年把74万个合作社整合为2.6万个人民公社，涵盖了全国99%以上的农民。

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既是行政组织，同时也是经济组织、社会组织。

从此以后，国家施行统购统销的对象，从零零散散的四亿农民，变成两万六千个整齐划一的人民公社。国家不需要再和瞒报、藏粮的四亿农民扯皮拉锯，只需要处理两万六千个账本。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民公社取代了以前的宗族、乡绅的自治地位，却又保留了国家政权机构的属性。

正是因为这两点不同，国家政权的触角，便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深入农村，得到了取之不尽的养分。

这是一次国家能力脱胎换骨的升级，而这次升级，恰恰是统购统销倒逼出来的。

4 那，统购统销的效果怎么样呢？

一方面，它对国家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

统购统销刚刚施行半年，到了1954年6月，国家的粮食收购量就比前一年增加七成以上，直接化解了财政危机，扭转了长期以来粮食紧张的困境。

而从统购统销政策颁布到结束的三十余年间，国家一边从农村低价征购粮食，用来培植城市的工业体系，一边把城市工厂生产的布匹、煤油、火柴、肥皂、农具等工业品，通过人民公社卖回农村，这样一来一去形成的剪刀差，从农村抽走将近7000亿元的资金。

7000亿是什么概念？

它占到中国农村创造价值的五分之一左右，超过国有工业体系固定资产的原本价值，放眼全世界，这种用农业输血工业的力度都是罕见的。

正是这套模式，推动着中国的工业体系滚动起来，中国得以从零开始完成工业化。

但另一方面，它给国家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

自从施行了统购统销，农村便长期没有余粮，“家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千年传统被打破，吃不饱，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而要想长时间维持统购统销，又必须严格限制城市和农村的自由流通，于是户籍制度出现了，在城乡之间砌起一堵高墙，把城乡隔绝成两个世界，以至于在统购统销的三十余年间，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3.2%缓慢提升到17.9%，只涨了4.7%。

总的来说，统购统销的功绩显著，但代价也是沉重的。

5 现在回头来看统购统销，到底该如何评价呢？

骂它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农村剪刀差、农民穷困数十年等历史问题，几乎都是它造成的，这些都是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

但换个角度看，一个一穷二白且被世界封锁的农业国，要在二战之后那个稍纵即逝的窗口期，拿到全面工业化的门票，不进行举国动员、不从农村获取资金，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没有。

这，也是事实。

如果只看代价不看事实，是糊涂。如果只看事实不看代价，是冷血。

在我看来，承认事实并对付出代价的一代人抱有敬意，才是评价统购统销的正确方式。

其实在提出统购统销之前，陈云就对这件事的难度有了判断，他说：

“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但同时，陈云也认为统购统销是权宜之计：

“只要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征购这条路总是要走的。可只要将来工农业生产上去了，消费品多到能充分供应市场，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

一句话，统购统销是中国的必经之路，但绝非长久之计。

后来，陈云担心的“炸药爆炸”没有发生，统购统销尽管有些波折，但终究是顺利铺开，并在1985年宣告结束。

这个过程之所以顺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农民愿意付出一些代价，和国家共同进退。

他们没读过书，也不清楚什么是工业化、什么是原始积累、什么是剪刀差。他们只知道，每年秋收之后，要把家里的粮食挑到粮站，按国家定的价格交上去，再换回定量供应的口粮。

他们没问过值不值，也没人对他们说一声感谢。

可正是这些年复一年交粮的人，用三十年的苦日子，换来一个国家完成工业化，有了挺直腰杆的底气。

这样的人，真的可敬。